中国佛教造像中印度笈多马图拉式艺术的影响

　　杨晓静 刘 玮 张素秋

　　摘 要:纵观世界文明史,任何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发展,必然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 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就明显受到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尤其受到印度笈多王朝马图拉艺术的影响。佛教最早起源于印度,西汉时期沿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东汉明帝曾派人到西域求取佛经,并在洛阳建白马寺。佛教艺术从此传入中国,对中国的艺术和文明留下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佛教造像 笈多 马图拉

　　笈多王朝是继孔雀王朝之后,印度人建立的统一帝国,作为印度美术史上的笈多时代,通常指公元320年—600年。笈多时代是印度佛教艺术的鼎盛时代,笈多时代的佛像雕刻,在继承贵霜时代的犍陀罗、马图拉和阿马拉瓦蒂雕刻传统的基础上,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创造了纯印度风格的笈多式佛像。笈多式佛像在高贵单纯的肉体塑造中灌注了沉思冥想的宁静气质,精神美与肉体美达到了高度的平衡、和谐、统一,代表着印度古典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

　　印度艺术家在笈多时代的两大雕刻中心马图拉和萨尔纳特,分别创造了笈多式佛像的两种地方样式——马图拉样式的“湿衣佛像”和萨尔纳特样式的“裸体佛像”。笈多式佛像不仅影响了印度本土各地和后来的波罗王朝的佛像造型,而且影响了中亚、中国、南亚与东南亚诸国的佛像。就这两大样式来说,中亚与中国更多的受到笈多马图拉式样式的影响,南亚与东南亚诸国更多的受到笈多萨尔纳特样式的影响。

　　马图拉曾是贵霜时代的佛像雕刻中心,到笈多时代已经积累了两个多世纪的经验,终于完成了从贵霜马图拉式佛像向笈多马图拉式佛像的过渡,创造了“湿衣佛像”的样式。笈多马图拉式佛像的造型比希腊化的犍陀罗佛像更加印度化,脸形椭圆形,眉毛细长,呈倒八字形向上挑起,眼睑既不凸出也不深陷,眼睛半闭,眼帘比健陀罗佛像垂得更低,更带有沉思冥想的神情,鼻梁高隆笔直,属于“希腊鼻子”,嘴唇宽厚,耳垂拉长,下巴丰满圆润,颈部出现三道明显的折痕(三十二相之一:颈部三折),顶上肉髻是一圈圈排列的整整齐齐的螺旋状右旋的螺发(三十二相之一:螺发右旋),头后背光已不是犍陀罗佛像的朴素的平板圆片,而是装饰着华丽繁复图案的圆形浮雕,身披半透明的单薄纱衣,有种“湿衣”效果,衣纹从肩部垂下,形成V字形或U字形纹路,极富韵律,身材颀长匀称,神情宁静内敛,气度雍容,有种圣哲气质。《马图拉佛陀立像》(马图拉地区贾马尔普尔出土,红砂石雕刻)是这种样式的杰出代表。

　　这种样式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佛教造像的范式。中国北齐画家曹仲达(约公元550年前后在世),原系西域曹国人,善画“外国佛像,亡竞于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时称“曹家样”,与吴道子并称“曹吴体法”。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中记述:“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曹仲达所画的“外国佛像” 已不存,但根据“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曹衣出水”的描述推测,这种曹家样想必与印度笈多马图拉式薄衣贴体的“湿衣佛像”有很大关系,既然曹家样在当时有广泛影响,那么以此为范本的“雕塑铸像”应该也是不少的了。

　　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窟169窟的造像,佛作高肉髻,面形方圆,细眉大眼,鼻高且直,形体健美,神情威严。多着通肩大衣或半披肩袈裟,轻薄透体,具有丝绸的质地感。菩萨多高髻长发,袒露上身,戴臂钏、项圈、手环,下着裙。这种雕像,显然受到了犍陀罗和秣菟罗雕塑的影响。壁画多采用民族传统的绘画技法并兼有西域的晕染法。云冈石窟第18窟东壁立佛和第19窟南壁西侧立佛(460年—465年),半透明的通肩薄衣紧贴身体,也酷似笈多马图拉式佛像。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齐(550年-577年)彩绘石雕佛像,通肩和袈裟都类似笈多马图拉式佛像,虽然袈裟以朱砂、石绿、赭石、宝蓝等色绘出田相纹图案,但薄衣贴体的效果仍很明显。印度笈多式佛像原先也可能是彩绘的。

　　笈多式艺术输入中国,于初唐的艺术成立上给了很大的影响。唐初至开元、天宝年间石窟寺的开凿极为繁盛,从河南洛阳的龙门、山西太原的天龙山、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座、青州的驼山、四川广元的千佛崖,到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凿了许多重要的石窟。这一时期的石窟造像,明显的都受到笈多马图拉式艺术的影响,佛菩萨造像面相丰圆,眉眼细长,鼻梁高挺,与额相连,颈部有三折,耳大,在长垂的聃下有孔,肉髻螺发,体躯与四肢都极匀称,衣纹的线条流丽,透着一层薄衣,有“出水”之韵致。佛座有莲座亦有方座,背光当中阳刻着莲花、宝相花、火焰、化佛等,表现了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

　　诸如高宗敕造的龙门卢舍那大佛(672年—674年),体躯庞大、相貌雄伟的本尊和端严温丽的胁侍菩萨,无论从造型、衣纹刻划手法、背光纹饰,还是精神气度的把握上,都与笈多马图拉式艺术有密切的联系。当然我们看到的这种造像手法是融合了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天龙山西峰第14窟后壁的三尊菩萨像,在左右壁上有半跏及一菩萨的立像面相丰丽,胸部和手腕丰肥,极为写实,有唐人风韵,身披一件有流畅自由之襞的薄衣,体躯隐约可见;又西峰的第17窟,也有佛像三尊,面貌虽有若干残缺,但却愈显体躯之端丽,佛像体格堂皇,肩宽,胸阔,所着的衣,都是有旋律的优美的曲线,透过衣服的肢体以非常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

　　诸多石窟造像所受的影响不必一一列举。唐代佛教造像的面貌一方面是南北朝造像风格的延续和更新,一方面是新一轮从南海传入的笈多马图拉式造像艺术的影响。唐代国内外交通发达,与西域、波斯、印度都有密切联系。帝国派出大量使节和留学僧人(如武则天时的和尚义净,使节王玄策)去往印度,使笈多风格得以传入中原,与传统中原文化互动,又汇入唐人之时代精神,创造出典型的长安样式。随着长安样式向洛阳周边地区的传播,中国境内的佛教造像更广泛的受到笈多马图拉式艺术的影响。◆

　　出自: 《管理观察 》 201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