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碑碣：刻在石头上的“地方史书” |
|
碑碣：刻在石头上的“地方史书” 有时候,解读历史并不一定要在博物馆内、故纸堆前。一段又一段的史实,也许就躲在坚硬的石头里,躲在少为人知的角落里。岁月的风雨或能残损碑石、模糊记载,却不能湮没碑碣中氤氲着的历史味道、人文讯息。也因此,碑碣虽为一种古代建筑小品,却赢得了“石质地方史书”的美誉。 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对老城区内碑碣资源的集中调查研究,为人们了解甬城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途径。 明州碑林“之最” 历代以来,关于甬城碑碣,宁波文化人士研究最多的是天一阁内的明州碑林。冯贞群曾编撰有《明州碑林目》,骆兆平编著有《明州碑林续增目》,《宁波市志》和《宁波市志外编》也收录有部分碑刻目录和碑文,如今,随着《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等研究新作的相继问世,明州碑林的价值日益彰显。 你知道明州碑林中文字最少的是哪一块碑吗?文字最神秘的又是哪一块碑吗?其实,细细考察,就能找出很多的明州碑林“之最”。 明州碑林是宁波现存最大的碑碣集中地。明州碑林初称四眀碑林,由于宁波城厢和市郊散落的碑碣刻石陆续迁移汇聚此地,规模逐渐壮大。其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次迁移最为出名,当时宁波府学改建公共体育场,“学中旧有碑石大小多至七八十方,雨淋日灸,易于剥蚀,近有数碑为人击碎”……此时,天一阁的修缮正好完成,府学内的尊经阁也已迁移到天一阁内,于是,有识之士倡议,把府学内的碑石迁到天一阁尊经阁附近加以保护。建国以来,天一阁工作人员又继续寻访断碑残碣,逐渐积累至36方,这些碑主要来源于宁波府城隍庙和鄞县县学。上世纪80年代后东园扩建,重建碑廊,把36方碑和新收集的30余方一并嵌入,并移尊经阁前后之碑于东园,成为明州碑林的延伸,构成了今日天一阁明州碑林的布局。目前,明州碑林共收藏了历代碑碣173种,其中唐1种,宋20种,元17种,明64种,清66种,民国5种。 与天一阁关系最密切的碑是《宁波府厘复学山碑》。它是一块双面碑,碑石体量较大,由天一阁主人范钦于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撰写,三年后,范钦与世长辞,这也许是他所撰写的最后一通碑记。正面碑文为行书,书法儒雅清新,笔力险劲。碑的背面是地图,图下方还刻有佃农姓名、田亩数等信息。估计,此碑原先也应是立于府学内的,随70多年前的那次大迁移才来到天一阁内,不想,冥冥中竟与碑文作者再续前缘。据说,范钦曾写过八通碑记,这是唯一保存至今的。“文革”期间,天一阁洪可尧先生曾接到报告,称梅墟一带发现范钦所撰的另一块碑碣,限于当时条件,未能一探究竟。若干年后,文物工作者实地寻访,几番周折找到了当年的报告人,可惜那块碑石已不知去向。 明州碑林中文字最少的是《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碑》,共14字。参观过明州碑林的细心游客,也许会留意到另有一块书有一个大大“忠”字的碑石,会想当然地认为它是文字最少的碑,其实不然,“忠”字碑上落款文字并不少。下马碑立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当时“礼部义准各府县学立此碑石”。说来有趣,仔细观察,还能够发现这一块碑石的背面还镌有不相干的文字,原来是“旧物利用”呢。 《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是明州碑林内最神秘的一块碑。此碑讲述的是庆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审理儒学洋山砂岸被侵夺一案的详细过程,案子涉及20多人,通过法律手段,儒学重新收回了被强占的财产,这是一块真实反映元代地方政府司法实践和儒学建设的弥足珍贵的碑碣。更为奇特之处在于,这块元代石碑的碑文落款处花押有被称为“死文字”的元代八思巴文。明州碑林中存有元碑17种,而这是唯一镌有八思巴文的。《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作者章国庆曾就此专门向中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文字学家照那斯图先生求教,对碑刻中的八思巴文落款进行了专题考读,并翻译成汉文。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逐渐被废弃。据照那斯图先生所说,国内现存镌有八思巴文的碑碣和拓片并不多,因此,天一阁明州碑林内的这一块实物碑,弥足珍贵。 众所周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实天一阁所藏之“书”,不仅仅是指纸张书籍,也包括了那一部部“石头书”。 斑驳的石头,鲜活的历史 章国庆,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对碑碣研究情有独钟,继2008年编著出版《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后,去年底又与裘燕萍合作出版了《甬城现存历代碑碣志》,至此,宁波老城厢范围内的碑碣资源基本被“一网打尽”。除天一阁明州碑林外,甬城碑碣“家底”还包括,唐代至1949年间的143种碑帖刻石,这些碑石大多是在历年的城市改造过程中,文物部门通过迁移手段保护起来的,如今多分布在海曙白云庄、中山公园、天封塔、城隍庙、药皇殿等文保建筑内,原先树碑地址大多不复存在。有少部分是在旧村改造现场或野外新发现的。 古人树碑,不外乎纪念某人某事,因此,碑碣直接与人物和事件相关联,每一块碑石上都隐藏着一段“陈年旧事”,丰富着历史的细枝末节。 碑碣可以是一个告示。甬城现存的告示碑不少,它们的产生与商业繁荣不无关系。清代中晚期以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纠纷也随之增多,官府在处理具体事件后,往往通过立碑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甬城现存告示碑涉及了方方面面的行业,如蔬菜行、伞骨行、箔铺业、木匠业、棺材铺业、邮政业、航运业……立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的《伞骨行公议规条呈请给示勒石告示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据碑文记载,因工匠罢工,甬城伞骨行进行同行公议,分立柱首,并呈请官府要求按照旧章规范行业行为,获得批准。碑文后所列的13条行业规条,几乎涵盖了所有伞骨业的经营行为,如伞骨价格、吸收新徒办法、承值官府公差的办法、防止外地伞骨行越界来甬等。告示碑掀开了一个行当的“秘密”,虽然规条不可避免带有一定行业垄断性质,但对研究当时的手工业作坊的经营模式与行业内部管理模式,乃至城市经济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碑碣可以是一个传记。比如嵌在海曙区马衙街30号民宅前廊东壁的《李厚建事略》,“填补了宁波关于咸丰年间东钱湖史致芬起义的实物空白”。碑文由李厚建父亲写于1859年,详细记载了当时镇压史致芬起义的团练李厚建急于求成、不听劝告夜袭陶公山,中计身亡。李厚建此人早已被历史湮没,但这碑碣的文字背后,却揭示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碑碣反映宗教文化。位于保国寺天王殿前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序》经幢是唐代开成四年(839年)的产物,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原立于慈城普济寺,早在1963年就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书丹者奚虚己是当时活跃于吴越一带的著名经生。碑文书法体势劲媚、骨力清健,唐代书法保留至今,本身价值已属可观。经幢是古代宗教刻石的一种,经文内容反映的是唐时从朝廷到民间普遍盛行的佛教密宗。后人又在经幢空白处镌刻有《妙法莲华经》,显示了禅宗后来居上的发展历程。因此,这块碑碣可谓是宁波佛教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 碑碣反映学校教育。《翰香家塾碑记》记载的大致内容是,清代同治年间,陈守愈等人曾捐资创建日胡义学,光绪五年(1879年),其子陈隆藻继承遗志,购地于仓基旧宅旁,建翰香家塾,以便让更多的乡童入学。被碑文作者称为“小子”的陈隆藻在家塾刚刚开工之际,就请前辈陈劢撰记,一方面也许想借此扩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志文编入正在编辑中的陈氏宗谱,以便朝夕省览,激励自己。陈劢为其打动,同意了请求。透过这篇碑文,不难看到宁波自宋代以来就有的善举为民的传统。 碑碣反映城市水利。《重修水则亭碑记》撰写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水则碑位于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现存大部分石亭建筑为清道光时所建。碑上书有大大的“平”字,水位在“平”字的两横之间,表明是正常的,如水位过高或过低,则要开闸放水或闭闸蓄水,水则碑为保庄稼丰稔、州郡平安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民情,统一调度的目的,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仅有的实例,是研究水利发展史,研究城市排涝防洪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碑碣反映会馆建设。《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由甬上书家钱罕撰写,骨韵清劲。碑文记载了建馆始末,并记述了当时宁波金融业发展的概况。甬上金融向以钱庄为枢纽,其盛时,资金在6万元以上的有36家,1万元以上的有30余家,宁波钱庄业还首创了不用现金支付的“过账制”。该碑无疑是宁波钱庄业辉煌历史的见证。 碑碣的内容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所刻载包括政治、军事、宗教、历史、经济、宗氏家族、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就隐藏在“石质地方史书”里,如有人来细读,意趣无穷。 以碑证史,活色生香。 碑碣文物,坚硬还是脆弱? 中国是一个碑的王国,如从秦始皇登泰山刻石记功以来,碑碣沿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立碑题文,镌石纪事,以昭示后人,素为古今重视。散落在甬城各处的碑碣虽然称不上丰碑巨制,但其中不乏珍贵的地方文献,有些还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碑碣研究在古代属金石学范畴,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还参编过天一阁碑目。今天,文物工作者对甬城碑碣进行全面普查,编选成册,这还仅仅是初步整理阶段。专家称,有条件的碑碣应该拓印下来,作为甬城的历史档案,以待有心人挖掘其精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碑碣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还会被不断发现,如研究金融、水利、邮政等不同的学者,能通过碑碣找到各自感兴趣的专题。 除了丰富历史细节外,碑碣还能对已有文献起订正作用。碑碣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古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讹误或被人为修订,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碑记验证、校对文献,从而保持历史的原真性。如《天一阁集》收录的是范钦中晚期著述为主,最后刻印成书则是由他的长子范大冲完成的。虽然成书与出版相隔时间并不久,但后人通过碑记校验,还是发现了几处讹误。 此外,从碑碣研究着手,还能挖掘出一个特殊的群体——刻工。章国庆通过考察甬城碑碣发现,两宋时,宁波有一个陈氏刻工家族相当出名,一些质量较好的碑碣往往出自他们之手,甚至,通过几块碑碣,可以把陈氏祖孙几代的姓名排序出来。他们所刻碑碣,一笔一划相当流畅,底线平滑、立体感强。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陈氏刻工是北宋中期的,曾刻过《大相国寺界碑记》,拓片今存于天一阁内,文末有“颍川陈说刊”字样。据此考证,陈氏家族也许正是由颍川迁移而来。然而,这个昔日如此出名的刻工家族,如今除了他们所刻的碑碣外,几乎再没有留下其他的任何痕迹。入元后,甬地又有一个茅氏刻工家族声名鹊起,其中便有茅绍之。茅绍之,四明人,生卒不详。清孙承泽谈《道教碑》时说,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家赵孟睢胺敲┛滩皇椤保慵┦霞家罩⑸摺?/P> 在实地调查中,章国庆巧妙地采用侧光照读碑石的方法辨识碑文,以最大程度的“挖出”隐忽碑字。他不无遗憾地说,很多碑石表面近乎脱落,已不能再拓片,因为稍一用力,碑文也许就不复存在。 如何更好地保护包括碑碣在内的石质文物?这无疑是当前文物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甬城碑碣中有不少被露天搁置,长此以往,必将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如海曙区天之海大厦附近有9块碑,嵌于围墙壁上,是原鄞县城隍庙内的碑石。如今,碑碣前面是停车场,又有树木藤蔓遮挡,年深日久,碑文漫漶,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加以妥善保护。在中山公园内,有一个四块碑石组成的碑亭,虽然上有檐顶,但四块碑石因材质、年代各不同,对环境的反应也大不同。其中一块《宁波商会碑记》,由张原炜撰文、沙孟海书丹、赵叔孺篆额,就是这样一块汇集名家手笔的碑碣,如今已大片脱落,令人惋惜。 甬城碑碣,石材多为本地鄞江所产的梅园石,少部分是青石。据悉,梅园石属海相沉积岩,表面粗看似乎很细腻,但放大后观察,其实还是含有相当多的杂质,成分显碱性,如果遇到酸雨侵蚀,风化会大大加速,碑石容易一层层地脱落,碑文也就永久消失了。 近年来,高分子材料技术等逐渐引入到石质文物的保护中来。不过,它们能否发挥作用?发挥作用到底能持续多久?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章国庆认为,目前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暴露在野外的碑碣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如把碑碣置于廊内或室内,保持通风、干燥,从而避免损害的加剧。 碑碣是坚硬的,它们带着千百年前的历史信息走到今天。碑碣又是脆弱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悄然衰老。它们的未来取决于今人的选择。给历史造碑的是人,给人造碑的是历史。(来源:宁波日报/201008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