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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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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

  刘友恒

  【关键词】正定隆兴寺;佛教碑刻;那摩国师;蒙古汗国;大朝

  【摘要】正定隆兴寺内的《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是一通重要的佛教碑刻,记录了蒙古汗国时期那摩国师的行状,是研究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称为“大朝”的蒙古汗国,以及极受礼遇和尊信的那摩国师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为佛教史研究和正定隆兴寺的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正定隆兴寺自北宋初年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在唐龙兴寺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后,遂成为“海内宝刹第一名区”,不仅得到历代封建皇室的垂顾,也引来许多高僧大德驻锡,因此留下了多通为这些高僧大德而立的功德碑。《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就是一通记录蒙古汗国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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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碑立于隆兴寺慈氏阁内,白雪花石质,首、身一石(图一)。碑首高121厘米,宽137厘米,厚30.5厘米,六龙均分两侧缠绕相交,龙首口衔碑仄上沿,身拱起,外轮廓略呈圆拱形,圭形额内阴刻篆书“重修大龙兴功德记”2行8字(图二)。碑身抹角,高229.5厘米,宽124厘米,厚27.7厘米,周边以剔地牡丹纹为饰,底边牡丹纹间刻双狮。碑阳阴刻楷书34行,满行67字,共1695字;末尾刻梵文上4行,下6行(图三)。因石质较差,现碑阳漫漶较重,泐字达140个。碑阴无字。下为龟趺座,颈、首缺失,座板已埋入地面以下,残长138厘米,宽127厘米,露出部分高48.5厘米。

  该碑撰、书者及石匠题名“常山居士赵从证撰、恒阳石匠杨春刻、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领都僧录释印从书丹并篆额”位于碑题及碑文首行下面。关于碑文撰、书人,清沈涛《常山贞石志》记:“从证、印从无考。”常山系正定之古称。地方志中赵从证无载,然其能为当朝国师撰写洋洋千言的碑文,应在文学和佛学方面有一定造诣,且在正定一带颇具影响。而书丹、篆额者释印从,正定近年发现的一方舍利塔铭为其增添了一些历史信息。塔铭正面阴刻楷字5行:“宣授真定路提领都」僧录辅教玄悟大」师住持天宁万寿」禅寺从公舍利塔」至元十年四月望日建。”塔铭中的僧名、法号及部分僧职与碑文所记相吻合,只是增加了天宁万寿禅寺住持一职,当系一人无疑。另从建舍利塔的时间分析,其圆寂时间亦应在至元十年(12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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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阳《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题中之“大朝”,在《中国历史纪年表》中查不到这个国号,虽然在历史文献、古代碑碣、钱币、官印中时有出现,但长期以来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1992年,台湾学者肖启庆先生发表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1]一文,指出:“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人的忽视。过去仅有古泉学及金石学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词,而古泉及金石学者亦未加以系统论证,更未能指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肖先生认为:“‘大朝’之称,已蕴涵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2005年,于采芑在《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2]一文中,更以充足的文物实证和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大朝”进行了考证,指出:“‘大朝’是忽必烈于1271年(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大元’以前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碑题中之“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佛教徒中一些德才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宋志磐《佛祖统记》卷43述国师称号的由来曰:“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可见国师是佛教中最高的僧官。“南无”,此处即指那摩。“大士”,《佛学大词典》有多种解释,但其中“运心广大,能建佛事,故云大士”于此较为贴切。“真定府”,始为五代时期后唐改镇州所置,后几经更易,此碑刻立时,早已于元宪宗七年(1235年)更为真定路,此处为袭用真定府旧称。“龙兴寺”,即今正定隆兴寺。

  碑文始记:“国师南无大士,北印土加湿弥罗国人。”前述“南无”即那摩,其附《元史·铁哥传》有记,传云:“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儿人。迦叶弥儿者,西域筑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图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先是世祖事宪宗甚亲爱,后以谗稍疏,国师导世祖宜加敬慎,遂友爱如初。至是,帝将用铁哥,曰:‘吾以酬国师也。’”[3]碑文中“北印土”即北印度,“加湿弥罗”即《元史》中的迦叶弥儿。

  其后详记那摩的苦修经历:“厌世喧扰,悉弃所有。遁迹大雪山之下,修头陀行。止绝爱流,扫荡情尘,念念在道,了不闻断。日中一餐,止宿冢间、树下,慎不再矣。于此十有三年。”并“发大弘誓,普命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有情,不落迷津,皆令得入诸佛大解脱门。”13年修行后得大成就,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后辗转万里来到中国弘传佛法,声名大振。“天庭诏之阙下,不三数载,种种善事,惟日不足,劝行宥书,活人甚多,福田不可量也。宗族上下,相府大臣,尊而敬之太山北斗。”此处的天庭指元太宗窝阔台汗,与史书所记“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相吻合。定宗贵由汗师从那摩学习佛法,宪宗蒙哥汗对那摩更是恩宠异常,不时宣诏其进宫讲法,并给予大量赏赐。对此,碑文记:“累蒙蒙哥皇帝眷遇隆厚,宣诏不时,常有异恩,讵可胜计。然未尝少有矜色,节次约赐金币若干,悉令所过名山大川支提列刹,如意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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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在其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他采取了兼容并蓄、广泛利用的政策,尤其是采纳了信奉佛教的谋士耶律楚才“以佛治心”的主张,利用佛教收拢人心,为开创蒙古的一统天下服务。其后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也很重视佛教,并对其采取优容政策。《元史》所记太宗、定宗、宪宗对那摩的宠重及碑文中的相关记载,都是他们对佛教态度的具体体现。“癸丑春正月,飞诏南下,自迩陟遐,……首驻锡于燕。”癸丑,系宪宗三年,即 1253年。宪宗元年(1251年)冬,蒙哥尊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三年春奉诏南下传法布教。此处的“燕”指北京,其住锡的寺院为延洪寺。在燕京,那摩对一处处残破的佛教建筑进行维修,皆致完备,大惬都民之望。“越明年,亲临赵国,敬礼龙兴寺大悲观音圣像。”此处“赵国”,即指真定(今河北正定),因此地战国时属赵,故称。“越”,此处应释为“到”,“越明年”,即为1254年。此年,那摩南下至真定龙兴寺。由于其在皇室及佛教界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至龙兴寺“即有座元以下具备疏文,礼请住持本寺,遂许之”。可知,那摩国师曾做过龙兴寺住持。此记不仅是研究那摩国师的确切文字资料,也反映出龙兴寺国内名刹的重要地位。那摩住持龙兴寺后,目睹寺院“兵尘以来,破落如是,独有此阁如故,尊像俨然”,于是“出囊金全饰其像,随令修补经藏”。文中“此阁”系指龙兴寺的主体建筑大悲阁,“尊像”则指大悲阁内供奉的铜铸千手观音,系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二年(969年)驻跸镇州(今正定)时,令于龙兴寺内重铸的大悲菩萨金身及所盖大悲宝阁。据现有资料可知,那摩此次出金全饰大悲菩萨像,系该像铸成280年后的第一次妆严。“经藏”系指隆兴寺大悲阁西配殿转轮藏阁内的木制转轮藏,直径达7米,其形制之巨,时代之早,实属罕见。关于其建造年代,我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为宋代原物无疑”,而日本学者关野贞则认为系清代所造[4],此碑记其于1254年曾进行过修补,可见清代建造之说误。国师那摩驻锡龙兴寺不久即对佛像、经藏进行重修之举感动了僧俗百姓,遂“富者助缘,贫者洒扫,壮者效劳,技者献巧”,对因受战乱破坏而破旧不堪的寺院进行整修,使其焕然一新。

  那摩国师维修龙兴寺之善举,不仅由蒙哥汗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以真定为其封地的阿里不哥大王更多的赏赐和更全面的支持。碑文对此记述甚详:“自乙卯年(1255年)三月八日,阿里不哥大王命使扎古儿歹八赤海赍持令旨,悉除寺门贡赋及赐到白金大作佛事三昼夜。丙辰(1256年)秋,王复命赐白金重修观音大殿,金傅其像。丁巳(1257年)正月朔日,国师新降到贤王令旨,赐白金敕印藏经。其年六月二十日,王命使秃思吉歹令丞相阔阔歹赐白金看转大藏经一会。今年(1259年)二月十有三日,王命塔合住赐白金用庆新经,广集僧众作药师大道场三昼夜。”阿里不哥(约1222~1264年)系元太祖幼子拖雷的第七子,元宪宗、元世祖的同母弟。宪宗死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最后与忽必烈所率蒙、汉军大战于昔木土脑儿,双方殆伤相当,各自退去。后因统治无法,部众离散,五月七日至上都(开平)降于世祖,一月后病死[5]。关于真定系阿里不哥的封地,《新元史·张础传》记:“础,真定人,丙辰岁平章廉希宪荐础于世祖潜地,时真定为诸王阿里不哥分地。”[6]此外,“国师又克表里其事兼近侍使臣塔必牙察塔儿孙往来,深有辅弼之力,增新镇阳。”“镇阳”为正定始于唐代的别称。

  在记述了那摩国师及阿里不哥大王辅之重兴龙兴寺后,碑文对那摩国师“上以不忘皇朝付嘱为善之心,下以得展名蓝钦丞告天之意,诚恳诚敬,无以家诸。将延国祚之无疆,福生民之有永”之修为颇多溢美之词,并誉其可与历史上10位著名高僧相媲美。“若论福德,过唐奘尚远矣;神异,佛图澄是也;破除魔□,如摩腾竺法;课程严谨,如嵩明教;长坐不卧,犹胁尊者;超放自如,事事无碍,类枣柏大士;临事端正,正其大节,钟山僧远;所到之处,化为宝坊,同大□□;见大因缘,如麻衣道者;朝廷师事,如智(岂页)国师。致使佛门光焰万丈,大教复兴,缁流安泰,有功于世,古今已来,未之闻也。”唐奘,即玄奘,唐代高僧,唯识宗创始人之一,幼入佛门,遍访名师,穷尽各家学说,后入印度求法,广泛参学,奉敕东归后投入译经事业,撰有《大唐西域记》。佛图澄,西晋时龟兹人,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知见超群,学识渊博,释道安为其诸多弟子中最杰出者。摩腾竺法,即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皆中天竺人,迦叶摩腾能解大小乘经,汉明帝遣蔡愔等人入天竺求法遇之,永平十年(67年)与竺法兰等共至洛阳,译四十二章经等,汉地之有佛法自此始。嵩明教,即契嵩(1007~1072年),藤川镡津(今广西藤县)人,北宋高僧,得法于德山缘密的再传弟子筠山洞山晓聪,明道间(1032~1033年)作《原教篇》阐明儒佛一贯之理,以抗韩愈排佛之说,皇祐间(1049~1053年)住杭州灵隐寺,撰《传法正宗传》、《辅教篇》等,以正禅门说法世系,诸书进于朝廷,仁宗令传法院收入《大藏》,并赐明教大师之称。胁尊者,据《西域记》二载,尊者为梵志师也,年垂八旬舍家染衣,人讥笑之朽老无成,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以肋而至于席。”历三岁,学通三藏,断三界欲,得一明智,时人敬仰。枣柏大士,即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沧州人,青年时钻易理,40岁专攻佛典,潜心《华严》,80岁《华严》译成,遂携经至太原高山奴家,造论阐明经义,三年足不出户,每天早晨食枣十颗和柏叶饼一枚,由此称枣柏大士。钟山僧远,经查隋净影寺慧远资料,似与“临事端正,正其大节”相吻合。慧远,姓李氏,敦煌人,13岁出家,20岁就光统和上进具,承光二年周武胜齐,行废教,远以死抗议之,及大隋受禅,再兴佛教,于杨都创净影寺,敕远居之讲说,著诸经之疏,又撰大乘义章,佛法之纲要于此尽,诚释疏家之泰斗也,别之晋慧远而谓之小远。麻衣道者,宋代僧人,善于相面,通其术,也称蚂蚁相。智(岂页),陈隋时僧人,也称智者大师,中国天台宗的开山祖师,为南朝陈少主讲经,开皇十一年(591年)为杨广授菩萨戒,得“智者”称号,有时也号为国师[7]。

  碑文后部在记述此碑撰写过程时云:“一日龙兴寺主僧踵门而来,将到行状,即云:此文前后事迹系是塔,必暨少林、金灯二老备说其详。时木庵大宗师在座……。”由此可见,那摩国师与少林、金灯二长老的关系非同一般。蒙哥汗时期,佛道两教为争得蒙哥汗廷的宠信,发展更多的信奉者,夺得更多的政治权力,曾于1255年及1258年发生过两次佛、道之间的辩论,其起因即因那摩国师与少林长老、金灯长老等就道教强占佛寺、毁坏佛经佛像、扩大教势之事上奏蒙哥汗。少林长老即雪庭福裕,系佛教曹洞宗著名高僧万松行秀的弟子,蒙哥即位后,奉诏在和林建北少林寺。他以此寺为中心传法,声望渐高,时人称之为少林长老裕公,佛、道辩论时为佛教方头众,后受任总领释教。元世祖即位后,应请住持燕京万寿寺,14年后归隐嵩山少林寺,至元十二年(1275年)卒。金灯长老亦为元初佛、道辩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碑文中的木庵大宗师,法号性英,字粹中,木庵为其别号,是金元革代之际北方禅林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诗文见长,又擅书画,被称为诗僧,与元好问等诸多文人交谊甚厚,先后住持龙门宝应寺、嵩山少林寺、燕京归义寺,与那摩国师关系密切。从此碑文看,木庵宗师与该碑文的撰写者常山居士赵从证亦应为挚交。

  碑末行记:“岁次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讲主僧智从立石。”此处己未为1259年,因此时尚未建立仿照中原王朝的纪年年号,且碑阳首行已有“大朝”这一蒙古汗国国号出现,故此处即直书干支纪年。

  该碑系蒙元政权初创时期深受三位蒙古大汗宠重的那摩国师重修龙兴寺的功德碑,由于时处的历史时期和那摩国师不同寻常的政治地位,碑文的意义已超出了一般功德碑的范畴。它不仅是研究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宣布国号为“大元”以前蒙古汗国称为“大朝”,以及史书记载那摩国师极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礼遇和尊信的重要实物佐证,同时也对佛教史上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及其相关文物的研究和正定隆兴寺的沿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是一通极具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重要佛教碑刻。

  摄影:樊瑞平

  [1]肖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载《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

  [2]于采芑:《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6期。

  [3]《元史》卷125,中华书局,1976年。

  [4]《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5]同[3],卷167。

  [6]《新元史》卷110。

  [7]诸高僧简况根据《佛学大辞典》、《中国佛教》等有关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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