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塔维修与考古发现

　　雷润泽 于存海

　　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峡口山西岸山坡上的一○八塔，经历风雨的冲刷，坍塌为堆砌在山坡十二级台阶上的馒头状土圪瘩，孤零零伫立在黄河岸边。民间百姓把它演义成历史戏曲故事穆桂英大战辽兵的点将台，又有人说它是一群和尚坟、喇嘛庙，使它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考古人员勘测调查，对照史志文献记载，断定它是一座古代寺庙建筑的一部分，故而将它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为抢救这座佛教圣迹，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1987年组织技术力量，在我们的主持下，对其进行勘测设计，制定抢救保护方案，并按国家文物局审定的方案着手清理和加固维修。通过这次勘测清理、加固维修，才使人们真正认清它的原始结构、形制风貌、文化内涵及历史沿革，并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一○八塔的构造特征与遗迹、遗物

　　维修前的一○八塔，因年久失修无人养护，其各层塔被多层灰泥护包涂抹，使得外型基本相同，呈一排排馒头状，搞不清其构造形制。1987年为了搞好加固修复，经初步勘测出等高、位置，作出现状图后，对早已坍塌而被灰泥护包涂抹的塔，认真进行了发掘清理(即对坍塌不成型的外部扒拆解剖)，找出塔身原始遗存、基址，进行详细记录、测绘，然后依照明清用砖包砌、西夏至蒙元时期土坯彩绘塔的形制、结构与砌体残基，作出加固修复设计。通过精心施工将西夏与蒙元时期原建塔的残存完好保护在塔身之内，恢复明清时期青砖包砌塔群的构造形制与风貌，使我们与世人对一○八塔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八塔是将山坡劈分为十二级平台，在台上铺设方砖后，将塔自下而上，依19、17、15、13、11、9、7、5、5、3、3、1之奇数有序布列成排建在平台上，每级平台前用砖石砌护出护墙，构成一等腰三角形错落有致的塔林群。这种有序排列布局的塔林群在海内外实属罕见。

　　一○八塔塔体结构分为实心和空心有龛的两种。空心塔仅最上面的一座，面东辟券门，门高1．56米，进深1．5米，宽1米，塔高4．5米，塔心室高2．07米。其余107座塔皆为实心塔，塔的残高在1．5米至2．5米之间，修复后高度在2．5至3．5米之间。

　　一○八塔的塔身形制有复钵、葫芦、复钟、折腹式四种，其塔座有十字折角和八角形束腰须弥座二式。细分归类，最上面的1号塔和最下面一层平台上排列的19座塔，塔身为复钵式，基座为十字折角束腰座；从上往下数2、3、4、5、6层平台上排列的23座塔，塔身为葫芦式，基座为八角束腰座；7层平台上的9座塔，基座虽为八角束腰座，但塔身呈圆筒状复钟式；8至11层平台上的56座塔，基座也是八角束腰须弥座，但塔身为折腹式。总之不同层级上的每排塔身的外形都有不同砌筑法的变化，构成有序的群体组合，蔚为大观。在塔身的砌体中心竖有塔心柱，柱和塔身上挂座有相轮宝顶，原有柱木与砖石相轮宝顶残毁，修复时为了坚固更换为金属宝顶。

　　加固修复一○八塔时，恢复明清包砌在原建彩绘土坯塔外的砖塔，是依据残塔的基址和护包在内的土塔的形制与体量修复的。这些始建时的彩绘土坯塔大都坍残，有些还有残身和塔座，有些仅剩塔座，塔刹宝顶全已坍毁无存。这些包砌在砖塔之中的早期土坯残塔大部分外露出三层白灰泥皮，白灰泥皮上有用朱砂彩绘的莲瓣花纹图案残迹，有些残塔身上还有墨书梵文。其形制、色调、纹饰与河西地区西夏至蒙元时期土塔遗存十分相似，也与1999年整修拜寺口双塔塔院时，在西塔后面山坡上发现的彩绘土塔群如出一辙。这些复钵式塔群在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到处可见，是藏传佛教普及传播的主要建筑形式。而这类佛教建筑大多成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一部分，或主体建筑，多为单体或组成金刚宝座和坛城的主体，也有成排布列的，无序散落的，但没有象一○八塔这样错落有序分阶布列组合成等腰三角形群体的。1987年加固维修前清理塔群坍塌堆积物时，在001号、009号、017号、041号、085号塔堆积中，出土有砖雕佛像8尊、彩绘泥塑像4尊、彩绘泥塑卧象1尊、泥塔模103件、陶塔刹顶3件和建筑残件瓦当、龙首等遗物。

　　二、一○八塔群之外的三座小塔

　　(一)塔群沟北的残塔

　　在维修青铜峡一○八塔时，还在塔群北侧的山水沟北坡上发现一座砖塔。此塔上部坍塌，仅存基座，高30厘米，平面为八角形。经过清理，塔基内出土陶钵一件、泥塔模十多件、西夏文经书残卷。

　　在出土时，经书已朽烂粘连。经过清理，可见有两种纸色。一种纸色泛白，保存页数较多，已腐烂粘连成为一叠。此类书页长23厘米，有上下边线。在一部分书页的上下边线内，各印一横排坐佛。在上下佛像之间，印有西夏文字，每字2厘米见方，每竖行有五个字。另一种纸色泛黄，仅存一张残页。残页上印有西夏文字及一位贵妇及众侍从的图像。此位贵妇发髻高盘，头戴花钩，容颜秀丽。她身着交领长裙，双手在胸前合十，有圆形头光。贵妇身后侍立三人。其右侧侍从头戴幞头，面相方颐，年龄较大，身着圆领衫，双手握一长把器物。另外两位侍从仅存头部。

　　此塔出土的十余件泥塔模，其形制与001号塔所出的工式泥塔模相同，其中有六件塔模的表面进行了彩绘。在彩绘泥塔模中，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全部施用红色；另一种以红色为主，再配以黑色。

　　(二)河滩上的两座小塔

　　在阅读钟侃、郑介初先生于1963年所写的《青铜峡一○八塔下二座小塔试掘报告》得知，在一○八塔下面的河滩地上，原来还有两座小型覆钵塔。其中1号塔位于塔群下方东南面约20米；2号塔位于塔群下方正中，与001、099号塔在一条直线上，距塔群约15米。1963年，为配合青铜峡水电站的兴建，宁夏博物馆对水库淹没区内的两座小塔进行了发掘和清理。

　　当时在2号塔距地面高20厘米处的塔基座内，发现彩绘绢质佛画两幅，各自成卷，夹于麦草之间。两幅画画面均严重污染，且多处破损。因我区当时无修复保管条件，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精心修复，并长期寄存在故宫博物院库内。这两幅作品是藏密风格的卷轴画《千佛图》。两幅作品的布局、尺寸及装裱方法完全相同。有一幅画画面较为清晰，另一幅画画面漫漶不清。画幅通高107厘米，上宽51厘米，下宽49厘米。画面高65厘米，宽37．6厘米。画面用深绿色绸缎装裱，顶端镶竹质扁形细轴，底端装木质圆形轴杆。画面中部的主尊为大日如来佛及两尊菩萨。一幅画背面右下角墨书几行西夏文字，但已漫漶无法辨识其意。

　　三、一○八塔的历史沿革

　　青铜峡一○八塔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皆有记载。据明早期李贤撰修的《一统志》云：“峡口山……两山相夹，黄河流经其中，一名青铜峡。上有古塔一百零八座。”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云：“峡口山，一名青铜峡，上有古塔一百零八座。”在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卷二中，也对一○八塔有这样的记载：“在峡口山内，以塔数名。”《宁夏府志》亦云：“青铜峡在广武堡北，两山对峙，河水经焉，中有禹王庙，又有古塔一百零八座，不知所始，或云昔人压胜之具。”据此可知，一○八塔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在明代早期已被称为“古塔”。

　　从前文所述及的一○八塔塔群内外发现的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遗物，印证了史志文献的记载，说明一○八塔始建于西夏，兴盛于蒙元时期，故而在明代称其为“古塔”，并延续至明清两代，成为该处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建筑的中心，受到善男信女的养护与崇拜。这可从1963年发掘塔群下河滩上两座小砖塔清理出的残碑上的文字可得印证，上书“崇祯六年至顺治五年，历阅三朝十五载，背钉磨肉，募化十方”的修塔庙记载及一○八塔向西约2里一山洞内清“顺治八年、雍正二年”两侧题记，都说明一○八塔自党项与蒙古人始修扩建作为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以来，在西夏故地(今宁夏地区)是很有影响与声誉的一处宗教圣迹，明清时期的信士和善男信女为保护此圣迹，又在其外用砖石包砌修葺，成为一方胜境，仅到近现代而败落。从我们组织勘测维修清理时发现的历代层位遗迹、遗物也都充分证明了这座古迹历尽的沧桑之变。

　　四、藏传佛教在宁夏的传播

　　一○八塔这类形制的佛塔，不但在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多处见到，在宁夏同心韦州、固原须弥山、贺兰山中也能见到。仔细观察，灵武市的镇河塔、平罗县姚伏田州塔、永宁李俊多宝塔的塔刹顶实际也是这种形制的塔。从这些具有藏传佛教建筑特色的宗教建筑的广布，说明西夏接收推崇藏传佛教的深度、广度和它对元、明、清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从一○八塔区发现的遗迹和出土文物，也更有力地证明自西夏以来，藏传佛教在西夏故地的普及和影响是何等深远。西夏文佛经和藏文咒语，在一○八塔区有所发现，在灵武县城与镇河塔、同心康济寺塔、贺兰宏佛塔、拜寺沟方塔和西夏故地的河西、内蒙古、陕西也有所发现。藏密风格的佛画(唐卡)在一○八塔区有所发现，在贺兰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和西夏故地河西、内蒙古均有所发现；藏密风格的塔婆塔模和造像在一○八塔有所发现，在贺兰宏佛塔、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和西夏故地河西、内蒙古等地也均有发现。所有这些发现，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制作方法，都具有西夏至蒙元时期的时代特征。

　　佛教密宗仪轨在唐代已在宁夏地区流传，这在史志和佛家文献《高僧传》、《续高僧传》中均有记载；还有新罗(韩国)高僧、回鹘西域僧来宁夏灵州，入贺兰山传播密宗，进行修炼的记载。安史之乱后，宁夏(包括固原地区)曾被吐蕃占领八十余年之久，唐代后期吐蕃占领虽被解除，而这里仍留居有党项、吐谷浑、吐蕃(藏)、回鹘人的部落，延至西夏、蒙元、明清仍在西夏故地驻牧有大量藏族部落，他们将藏族文化习俗传播到这里。而党项人与吐蕃在族源、语言、习俗上本就有相近之处，这就为吐蕃后期兴起的藏传佛教宁玛(红教)、噶举(白教)、萨迦(花教)、格鲁(黄教)四大传承派在西夏故地的传播弘扬提供了方便与捷径。西夏和蒙元王朝的统治者推崇佛教，是为了教化子民，维护其统治，寻求杀戳太多的心里平衡与忏悔，故而在西夏中后期西夏王室多次召开大法会，延请高僧大德，尊其为上师、国师，大事宣扬佛法，施散佛经、咒语、佛画，使得自五代至宋以来本已衰落的佛教文化注入藏密的新鲜内容，而再度在西北地区复兴起来，并经过蒙古人广布在中国北方地区。西夏文字的创立既是党项贵族标新立异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传播西夏文化，特别是藏密文化艺术提供了得力手段。这就是西夏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随着西夏王朝推崇普及藏密文化，又经蒙古人认同推崇和蒙元王朝的推广，使藏传佛教对中国北方地区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更为扩大，并为清代统治者所接受。宁夏地区明清众多寺庙遗迹、遗物及民间许多习俗，正是自西夏蒙元以来藏传佛教的广布影响所致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