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大地下湮没的珍宝

　　龟兹大地的庙宇城池被沙漠在千年之中吞没，我们只能遐想无尽沙漠下湮没的尘嚣往事。望着荒垠无际的戈壁，遥想它绿草繁花的欢颜。搜寻着我们失去珍宝文物的资料，不免遗憾失落。

　　焉耆——龟兹文写本

　　焉耆——龟兹文写本，是作于公元5世纪用焉耆龟兹文写成的古书。最初这个珍奇的文书是由当地的一群觅宝者决定在古丝绸之路北路上的天山之南，靠近库车附近的一个圆顶形的神秘高塔里进行挖掘时，无意中被发现的。

　　在塔的内部，这些觅宝者发现，有一间很大的房子，房子中间堆积着大量古旧的纸片。当他们的眼楮在黑暗中变得很难分辨东西时，他们看到了几具已经干瘪的其中包括一头牛在内的动物尸体，像守卫似的站在那里。但用手一动，就立刻倒伏在地。写在墙上的字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神秘文字。

　　尽管他们没有找到宝物而感到失望，但他们却极具商业头脑地把其中的纸片装在篮子里，带给当地的一个穆斯林鉴赏家去研究。这个鉴赏家是一个哈吉，名叫古兰·阔迪，他检查了两天之后仍认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他还是买下了一些。他无法拒绝那些古老的诱惑以及背后可能蕴涵的经济价值。

　　与此同时，鲍威尔中尉以狩猎队为幌子正在进行秘密的测量工作。他本人沿着古丝绸之路向前探寻，最后到达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库车。在那里，他从古兰·阔迪哈吉手里买过来那些古老的手稿。手稿是写在桦树皮上的，他买了其中的51页，并把它发送到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

　　最初，人们对于写在桦树皮上面的文字感到晦涩难懂。然而后来被一个英、德东方学者奥古斯塔斯·鲁道夫·赫伦勒博士辨认出来了。这些用婆罗门字母书写的梵文书稿，一共是七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也是不全的文本。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医药和巫术方面的东西。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手写作品之一。它比在印度所发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古老，只是由于就气候而论，可以与埃及相比的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极度干燥，才使得它能保存至今。

　　赫伦勒博士很好地总结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说︰“鲍威尔对原稿的发现以及原稿在加尔各答的公开发行，是对东土耳其斯坦考古学的探索，开始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运动。”另外，一个学者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带着夸张的口气说︰“鲍威尔中尉发现手稿和赫伦勒公布手稿，使得科学的欧洲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古物追求。”

　　与此同时，古兰·阔迪哈吉从觅宝者手中得来的一些库车手写原稿，也经由曲折的道路，落入赫伦勒的手中。鲍威尔从哈吉手里买到手稿以后，哈吉把剩下来的一股脑儿都送给了他在叶尔羌的兄弟，第二年，他的兄弟越过喀喇昆仑，又把这些东西带到列城，在那里被其中一位名叫韦伯的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所获得，此人又把这些东西给了赫伦勒。命运就是如此充满机缘，赫伦勒博士恐怕至死都得赞叹这些鬼使神差的机运，带给了他引以为豪的荣耀。

　　哈吉的兄弟又把剩下的手稿带往印度，放在他那里的一个朋友家达四年之久。在他第二次访问印度时，又把这些手稿带回喀什，送给当地的英国代表乔治·麦卡纳。麦卡纳又一次使它们越过喀喇昆仑——这是第三次把它们送回印度的西姆拉。在那里，又被转送给在加尔各答的赫伦勒。就这样，在公元1896年，即在废弃的“印度塔”中发现手稿以后又过了七年，哈吉原来所购存的与此有关的三部分收集品终于又汇集在一起了。

　　在这中间，哈吉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哈吉没有购买的其余手稿，它们的遭遇又是如何呢？

　　剩下的那一部分，在几年以后，被一直注意收集古物的俄国驻喀什领事尼姑拉·彼特洛夫斯基买去了。直到1903年退休为止，他还坚持把从丝绸之路得来的手稿和其它文物，一直源源不断地供给在圣彼得堡的学者们。其中有些文物，至今还能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博物馆里看到。

　　自此以后，库车的黄土下掩埋珍宝的传说也就在整个中亚传开了，甚至引起了整个塔克拉玛干地区的屡次地毯式搜寻，无数致力于考古学术研究的学者或是探险家闻风而来，大有无私奉献自己的精力乃至生命搜寻异国历史珍宝的精神。只是他们对这些古物的借用未免耗时过长，也大有违他们开始借探险猎奇、维护古老文明为名，进入中国领土的初衷。

　　舍利盒

　　舍利盒，唐代的遗物，照片资料上显示这个盒子是木质的，身为圆柱体，盒盖成顶尖形，盒高31厘米，直径37．7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用白色打底，绘有图像，盒盖上有四个用连珠纹组成的环状图形，中间绘有“有翼童子”4人，分别执奏筚篥、竖箜篌、琵琶和一个尚难辨认的弹拨乐器。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共有人物21个。其中7人为戴假面具的舞者，6人为演奏者，分为击大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鼓者和击娄鼓者、吹铜角者。做工精细，华贵典雅。然而这个贵重异常的舍利盒在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被日本净土宗的领导者大谷光瑞所率领的探险队从昭怙厘古寺发掘盗走，现存日本东京，由私人收藏。

　　发起日本在中国所有三次远征的大谷伯爵，对净土宗的忠诚并不仅仅停留在一生早晚祈祷，恪守超尘出世教士的礼仪规矩上。他的宗教职务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他回国接受主教这一神职之前，曾用很长一段时间到欧洲和别的地方旅行，这养成了他四海为家喧宾夺主的某些习惯。更何况他还是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没有成为该学会的主席真是让人遗憾。在那时，对于一个日本人而言，这可能是令人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存在该会里他的一幅照片的姿势来看，他是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风度翩翩，悠然自得，两腿交叉，怡然自得、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就是后来，在他担负着宗教神圣任务的时候，他还是把他派往中亚的远征队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和所做的简明叙述无私忘我、继续不断地送给地理学会。这一点使人想到，虽然他的最初动机，可能是去寻找他这一宗派的起源在考古学上的论据，但他对于地理知识也同样存有浓厚的兴趣和不会轻易放弃的激情，并且还有着贡献。这一点从他由昭怙厘寺所带走的舍利盒就可看出端倪。

　　他不仅以此表明了自己对中亚地理历史文化的痴迷，还充分验证了自己在发掘走私古物上的实际能力，当然还毫不费力地证实了自己对净土神宗的虔诚，舍利盒的护送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并且能够不进行官方的交涉，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天赋。

　　他特地培养出一小撮能掌握中亚第一手资料的西方探险家。他的兴趣的广度，表现在他不但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瓷器的书，还写了两本与政治有关的作品︰一本是关于中国的，另一本是关于满洲的，他一定为自己不身为中国人而惋惜。

　　诚然，假如我们认为这个老练的、政治感觉敏锐的贵族，也可能为自己经营某种私人情报的工作，或者甚至把他搜集的情报资料，提供给他的姐夫——日本当时的天皇，也不能说是过分的牵强附会。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说法的可能性，他可能还是一个诚实的贵族，经过长时间在欧洲的接触，已经养成了他对地理的癖好，希望在这个领域里能成为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齐名的名家。

　　的确，远征的费用使他濒临破产，迫使他卖掉他的别墅，并分散了他的珍宝。但是，正如彼得·霍普科克评价︰“除非日本人披露他的秘密档案，或者大谷的家属愿意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一切，否则，大谷对于中亚细亚的真正意图，就将永远是一个秘密。”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舍利盒确实被他盗走，至今尚未归还，暂不谈对他这一行为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先祖留给我们尘封在黄沙之下的宝贝被他拿走已经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客观认知了。

　　我们没有实施对舍利盒率先开掘的权利而让人捷足先登，将使我们在要回舍利盒的未来谈判中居于情感上的劣势——即便出土舍利盒的土地是我们的国土，也不能掩盖我们未善尽守护职责的事实。只能对着空留位置摆放照片资料的玻璃橱窗大诉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