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造像是佛教的产物，东汉后随着佛教的传播由印度传入我国。我国的石窟造像自北魏以后到唐代最为鼎盛，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西北一带。唐朝末年，由于中原战火弥漫，社会动乱，北方的石窟造像运动走向衰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割据东南，定都杭州，采取保境安民的国策，战乱较少，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吴越国几代国王均崇信佛教，大力提倡、发展佛教，广建佛寺、佛塔，开山造像，杭州石刻造像风气渐盛，至元代发展到高峰，成为南方重要的石刻造像地区。

　　元代杭州的石刻造像主要集中在飞来峰一带。飞来峰位于杭州市灵隐寺前，两者以冷泉溪相隔，是一座高约169米的石灰岩山峰，山上洞壑奇幻，怪石嶙峋，分布着五代至明代的造像约330余尊，是我国南方地区石窟造像的重要实例，是浙江省最大的造像群。而其中的元代造像体量高大，特点鲜明，雕制精美，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于一身，构成了飞来峰造像的主体与精华。

　　元朝是我国版图最大的王朝，为有效统治辽阔的领土，元朝统治者一方面依靠其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就是大力扶持佛教，把宗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由于朝廷的支持，在宋代已经衰落的佛教，在元代呈现出高涨的趋势。元代统治者很早就把藏传佛教作为其扩大势力，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①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以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中央设立宣政院，由帝师(上师)主事，统领天下佛教并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登帝位后，即以喇嘛教为国教，并封西藏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从此藏传佛教成为元朝的国教，在全国各个教派中处于领导地位，元朝历代新帝即位，必先就帝师受戒。中统二年(1261年)，尼泊尔匠师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到元大都(今北京)，受到了忽必烈的礼遇和重用，塑造了大批的梵式造像，“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②拉开了元代梵式造像的序幕。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元军攻入临安(今杭州)，宋帝纳降。由于杭州是南宋故都，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除了以武力进行镇压外，还要从精神文化上消除前宋遗留的影响，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元朝在杭州设立了管理江南地域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江南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由藏传佛教僧人杨链真伽出任总统。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后，又在杭州设立了宣政院的派出机构——行宣政院。

　　杨琏真伽为西夏人， “世祖用为江南诸路释教总统”，③还担任过行宣政院使，号称“永福大师”。杨琏真伽担任江南诸路释教总统之职约有十五年，深得忽必烈宠信。在职期间，挖掘南宋皇陵，大量修寺建塔、开凿造像，利用藏传佛教的法力祈祷元朝国泰民安，压胜南宋故都风水，镇压南宋王气，以防南宋再起。

　　江浙地区本无藏传佛教，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使得元初藏传佛教及其造型艺术在杭州及周边地区的迅速流播，加上杭州自五代吴越以来汉传佛教艺术的积淀，因此造就了飞来峰造像在元代的鼎盛。

　　飞来峰尚存元代造像96尊，分布在青林、玉乳、龙泓和呼猿诸洞的洞口以及冷泉溪的南岸悬崖上。据现存的造像题记，文字清晰、姓名、身份可辨的造像者身份题记有12块，有行宣政院院使杨、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指的是元初主持雕造飞来峰造像的杨琏真伽。其他还有杭州路僧录，潭州路(今湖南长沙)僧录，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僧录、僧判，总统所官员，行宣政院院使的夫人，前淮安管军万户杨思谅同其妻朱氏等等。这些人既有蒙藏僧官、汉人僧官，也有蒙藏贵族妇女，及汉人军官等，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有钱有势，财力雄厚。故元代飞来峰造像较前代体量大，雕刻精美，位置显眼。而五代、北宋时期的造像一般都位于洞内，体量较小，雕刻也不够精细，双方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