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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佛经印刷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8 17:26:38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唐代的佛经印刷

  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历史的记载和实物的发现,都证明了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唐代的佛教十分发达,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曾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十七年,取回二十五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二百五十二夹,六百五十七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因此,他们是印刷术的积极使用者。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佛教印刷物,这些即是早期的印刷物。

  早期的佛教印刷品,只是将佛像雕在木版上,进行大批量印刷。唐末冯贽在《云仙散录》中,记载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印刷品只是一张佛像,而且每年印量都很大,但遗憾的是未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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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方,发现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卷五,内容是“如来寿佛品第十六”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最初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收藏,后辗转为日人中存不哲购去。此经以黄纸印刷,卷轴装帧,每行19字,经文内使用了武则天时期的制字,因此推断为武则天时期(公元684-705年)的印刷品。现存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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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韩国庆州博物馆的唐早期印刷品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在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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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木刻加彩佛像 隋大業三年(607年)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件印刷品应为我国唐朝之物,印刷年代约为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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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文《陀罗尼经咒》

  1974年在西字郊区出土了为现在最早的印刷品实物梵文《陀罗尼经咒》,印刷时期初步确认为唐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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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咸通本《金刚经》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卷轴装订的《金刚经》,其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件印刷品于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石室,由于得利于这里的干燥气候,虽经千年存放,发现时仍完整如新。但它于1907年被英籍葡萄牙人斯坦因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这幅印刷品有明确的年代记载,证明是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品。这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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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

  1944年,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

  七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唐代的印刷品,主要有《梵文陀罗尼经咒》、《汉文陀罗尼经咒》等。《梵文陀罗尼经咒》全长为27厘米,宽26厘米,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分三个部分,正中为宽7厘米、长4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口福”四字。方框外环绕四周是非汉文字经咒印文,印文四边以三重双线边栏,内外边栏间距3厘米,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为长方形,边长35厘米,有残损,内容分三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人物绘像,经咒咒文环绕于四周,四周外为印制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宽4.6、高5.3厘米。框内绘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画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经咒文环绕于长方形框外四边,每边各十八行,行标以墨线相间,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栏,边栏长29厘米,边栏外3厘米宽边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栏边各有手印12种。经咒印文为汉字音译,咒文环读。

  五代十国

  五代时期,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割据的国家,由于统治者的特别提倡,佛教非常兴盛。据记载,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时,有寺院二千九百六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说明当时佛教的规模是很大的。而当时的佛像佛经印刷,也遍及南北各地,流传下来的五代佛教印刷品也较其他印刷品多。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以下几件五代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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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像》

  《观世音菩萨像》,其形式为上图下文,文中刻有“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末岁七月十五日”(公元947年)“匠人雷廷美”等字样。这既有主持刻印者姓名,又有刻印的年月日,更为可贵的是载有刻工的姓名。根据曹元忠当时任瓜沙等州观察使职务,可推断印刷地点就在敦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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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天王像》

  同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大圣天王像》,其形式也为上图下文,构图更为复杂。在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金刚经》。曹元忠刻印的还有《圣观自在菩萨像》。还有一幅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和曹元忠刻印的其它几幅佛像风格相近,据推断也可能是请人刻印的。所以,在敦煌曹元忠组织工匠刻印了较多的佛像佛经,这在五代印刷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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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五代时期,在政治、经济、生产上,吴越国是比较稳定、繁荣的朝廷之一。吴越钱氏诸王信奉佛教。忠懿王(947-978),崇信甚笃,曾大量修建寺庙,兴造佛塔,雕印佛经。本世纪以来,吴越国雕印的佛经实物多有发现。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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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弘叔于956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是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1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其时吴越国并未纳土,仍应列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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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弘叔于975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年)。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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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弘叔于965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吴越国的有名僧人延寿和尚,也印了大量的佛经,他很得宠信,赐号智觉禅师,先后主持灵阴寺、永明禅寺。他曾主持印刷过《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等佛经。还印《发界心图》七万余本,有的印到十万余本。他的印刷活动大约在公元938年至972年之间。

  五代吴越印刷佛经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带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版、印刷能手,因而在宋代,杭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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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佛经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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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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