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佛经印刷

　　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历史的记载和实物的发现，都证明了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唐代的佛教十分发达，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曾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十七年，取回二十五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二百五十二夹，六百五十七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因此，他们是印刷术的积极使用者。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佛教印刷物，这些即是早期的印刷物。

　　早期的佛教印刷品，只是将佛像雕在木版上，进行大批量印刷。唐末冯贽在《云仙散录》中，记载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印刷品只是一张佛像，而且每年印量都很大，但遗憾的是未流传下来。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方，发现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卷五，内容是“如来寿佛品第十六”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最初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收藏，后辗转为日人中存不哲购去。此经以黄纸印刷，卷轴装帧，每行19字，经文内使用了武则天时期的制字，因此推断为武则天时期（公元684-705年）的印刷品。现存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现存韩国庆州博物馆的唐早期印刷品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在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隋木刻加彩佛像 隋大業三年（607年）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件印刷品应为我国唐朝之物，印刷年代约为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之间。

　　梵文《陀罗尼经咒》

　　1974年在西字郊区出土了为现在最早的印刷品实物梵文《陀罗尼经咒》，印刷时期初步确认为唐初时期。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咸通本《金刚经》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卷轴装订的《金刚经》，其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件印刷品于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石室，由于得利于这里的干燥气候，虽经千年存放，发现时仍完整如新。但它于1907年被英籍葡萄牙人斯坦因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这幅印刷品有明确的年代记载，证明是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品。这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

　　1944年，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

　　七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唐代的印刷品，主要有《梵文陀罗尼经咒》、《汉文陀罗尼经咒》等。《梵文陀罗尼经咒》全长为27厘米，宽26厘米，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分三个部分，正中为宽7厘米、长4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口福”四字。方框外环绕四周是非汉文字经咒印文，印文四边以三重双线边栏，内外边栏间距3厘米，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为长方形，边长35厘米，有残损，内容分三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人物绘像，经咒咒文环绕于四周，四周外为印制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宽4.6、高5.3厘米。框内绘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画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经咒文环绕于长方形框外四边，每边各十八行，行标以墨线相间，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栏，边栏长29厘米，边栏外3厘米宽边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栏边各有手印12种。经咒印文为汉字音译，咒文环读。

　　五代十国

　　五代时期，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割据的国家，由于统治者的特别提倡，佛教非常兴盛。据记载，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时，有寺院二千九百六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说明当时佛教的规模是很大的。而当时的佛像佛经印刷，也遍及南北各地，流传下来的五代佛教印刷品也较其他印刷品多。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以下几件五代印刷品。

　　《观世音菩萨像》

　　《观世音菩萨像》，其形式为上图下文，文中刻有“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末岁七月十五日”（公元947年）“匠人雷廷美”等字样。这既有主持刻印者姓名，又有刻印的年月日，更为可贵的是载有刻工的姓名。根据曹元忠当时任瓜沙等州观察使职务，可推断印刷地点就在敦煌附近。

　　《大圣天王像》

　　同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大圣天王像》，其形式也为上图下文，构图更为复杂。在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金刚经》。曹元忠刻印的还有《圣观自在菩萨像》。还有一幅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和曹元忠刻印的其它几幅佛像风格相近，据推断也可能是请人刻印的。所以，在敦煌曹元忠组织工匠刻印了较多的佛像佛经，这在五代印刷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五代时期，在政治、经济、生产上，吴越国是比较稳定、繁荣的朝廷之一。吴越钱氏诸王信奉佛教。忠懿王（947-978），崇信甚笃，曾大量修建寺庙，兴造佛塔，雕印佛经。本世纪以来，吴越国雕印的佛经实物多有发现。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

　　钱弘叔于956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是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1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其时吴越国并未纳土，仍应列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钱弘叔于975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年）。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非常珍贵。

　　钱弘叔于965年刻印的《宝箧印经》

　　吴越国的有名僧人延寿和尚，也印了大量的佛经，他很得宠信，赐号智觉禅师，先后主持灵阴寺、永明禅寺。他曾主持印刷过《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等佛经。还印《发界心图》七万余本，有的印到十万余本。他的印刷活动大约在公元938年至972年之间。

　　五代吴越印刷佛经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带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版、印刷能手，因而在宋代，杭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