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石窟及其价值

　　代学明

　　[摘要]须弥山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丝绸之路上珍贵的文化遗存。须弥山石窟艺术是原州历史文化的具体体现和反映,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本文对须弥山石窟不同时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艺术特点进行了论述,并评析了须弥山石窟在我国石窟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须弥山石窟;造像艺术;形制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0-0016-02

　　一、须弥山石窟概况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始建于北魏晚期,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代王朝的开凿和重修,历时1500余年。作为中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北魏、北周、隋唐为其全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

　　北魏末年是须弥山石窟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洞窟主要以第14、24窟为代表。石窟的形制多为平面方形覆斗顶,窟门上方开明窗,中心塔柱分三层,柱身上小下大,略有收分,四面每层均开龛造像。造像题材有禅定或说法的坐像及立像,也有三佛并坐、交脚弥勒、一佛二弟子;龛像多以一佛二菩萨为主要组合形式。惟第24窟上层柱龛内为一组佛传故事雕刻。这一时期的造像较为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比较繁复。佛像多为高肉髻,面相清瘦,长颈溜肩,具有“秀骨清像”的特点。这种造像风格显然是北魏孝文帝服饰改制在佛教文化方面的反映。

　　西魏是须弥山石窟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洞窟主要以第32、33窟为代表。第32窟是一个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覆斗顶,中心柱上小下大呈梯形,柱身分为七层,每层四面各开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第33窟为双层绕塔礼拜的中心柱窟,窟室结构迥异于第14、24、32等窟。其造像风格与北魏时期的造像较为相似,显然受到了北魏洞窟的影响。

　　北周是须弥山石窟开凿史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洞窟主要以第45、46、48、51窟为代表。其洞窟基本形制平面方形,覆斗顶,中心柱窟,柱身一层,四面各开一龛,窟内雕仿木结构建筑,佛龛为雕饰华丽的帐形。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但总体组合为七佛。造像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佛像低平肉髻,面相浑圆,两肩宽厚,腹部突出,直平阶梯形衣纹。这种造像完全摆脱了北魏以来纤细飘逸的秀骨清像之风,手法也较前代有了更多的写实因素。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的繁荣时期,表现为凿窟数量众多、雕凿技艺精湛,开窟造像达到了空前水平。唐代石窟开凿的洞窟样式在前代基础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即除个别石窟仍保留了方形塔柱外,方形的佛殿窟样式已经取代了前期的塔柱式样。窟龛的形制大致有平面横长方形平顶敞口龛、平面马蹄形穹隆顶敞口龛、平面方形平顶窟、平面方形覆斗顶窟等,主要以长方形或方形平顶或覆斗顶的中形洞窟为主。在造像的布局上,将佛像雕置于马蹄形坛基上,窟室中央空间明显增大,以利于观佛或礼拜。佛像有五尊、七尊或九尊,多至十三尊。而且造像题材也发生了变化,除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外,天王、力士、魔鬼、狮子等造像题材也出现于石窟中。

　　唐代须弥山石窟的造像风格已明显表现出世俗化特点,以丰满、雍容华贵为美。无论佛、菩萨,还是弟子、天王、力士,都雕凿得丰满圆润、栩栩如生,内着僧衣,衣薄透体,自然流畅。造像技法纯熟洗练,比例协调匀称。菩萨上身袒露,斜披络腋,下着贴腿裙,腰间系带并折出大裙一角,显得体透轻纱、多姿多彩。力士袒露上身,下着短裙,腰扎带,表现了男子的健康之美。天王身着铠甲,下着战袍,手执兵器,脚踩夜叉,显得十分威武。

　　明代是须弥山石窟夕阳返照时期。明英宗曾赐名“圆光寺”,对于须弥山大兴土木,整饬修缮,不过已不是前代大规模的开窟造像,而是兴建寺院。

　　二、须弥山石窟的重要价值

　　约公元3世纪,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于公元5世纪前后和7世纪初(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还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接交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流经这里,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相互吸收、融合,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艺术及其文化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即由远而近、由西向东,各个石窟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浓,外来的影响则越来越淡。在其初期的石窟里,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呈现出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成分浓厚,艺术风格等方面明显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邻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形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为仿印度阿旃陀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阿旃陀支提窟的原型,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以及当地特有的自然特点和民族习惯性,创造出具有本地特征的支提窟形制。这个特殊洞窟的形成与印度阿旃陀、新疆、敦煌等地石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是长安佛教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具体体现。须弥山唐代石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美的感悟和理解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随时都可以和你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以启迪和净化你的灵魂。

　　须弥山北魏和西魏时期的中心柱窟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相似,这也显然受到了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开凿,更多地受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与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塑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与其他大型石窟相比较,须弥山石窟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具体体现为: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凿者的技艺和智慧;罕见的穹隆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细的雕工,富丽的装饰,其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全国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窟形特点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政局动荡的产物,这些都与研究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须弥山石窟的修建、是固原古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珍贵的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保存和出土的各类北朝、隋、唐文物,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繁荣昌盛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出自: 《丝绸之路 》 2010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