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枝片石须珍重 无尽星河自此开——赵朴初先生的文物情怀

　　作者：殷实

　　赵朴初先生是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主席,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和书法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广泛赞誉。先生仙逝已整整九个年头了，至今纪念他的文章仍是一篇连一篇刊出，缅怀他的专著也是层显叠现，我想这远不只是他的学识、他的睿智，更是他的人品和风范的魅力。也许我是从事文博工作的，我更注目的是他对文物关注的那双慧眼，对文化遗产保护那份赤诚的情怀。

　　情系文物 致力保护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朴老就非常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修复和保护，可以说是倾注了先生的毕生精力。金陵刻经处是清同治5年（1866年），杨仁山居士（1837―1911）创办的著名的居士道场，保存有大量佛教文化遗产，是刻印失传的佛学经论并开展讲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其‘祇洹精舍’、‘佛学研究会’极大的推动了近世佛教的昌明，著名的学者章太炎、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居士都曾在此求学和著述；众多的文化名人如谭嗣同、梁启超、熊十力、苏曼殊、鲁迅等，都与这里有密切的关系。

　　在黑暗的旧中国，刻经处几经战乱，日见荒废，至解放初，经板房内已是杂草丛生。一九五二年，时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主任的赵朴初先生得知金陵刻经处风雨飘摇、举步维艰的景况。即邀集缁素大德，共商保护大计。六月，和圆瑛法师等二十五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并亲任主任委员，他多方筹措资金进行修复。使金陵刻经处得以起死回生。历数年，集京、津、沪、扬州、常州及四川等地经板愈十五万。这可都是难得的佛教经典啊。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全赖朴老的鼎力。

　　一九七三年五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美籍华人、杨仁山居士的孙女杨步伟和她的丈夫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郭沬若、赵朴初、周培源、等五十余人作陪。谈及金陵刻经处，杨步伟女士提请周总理恢复遭到“文革”破坏的金陵刻经处。周总理当即应允。会见结束，朴老即陪同杨步传夫妇南下金陵，四方奔走呼吁，其后又六赴南京，调查、研究，具体落实。一九八二年，金陵刻经处终被江苏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九三年二月，耄耋之年的朴老九赴金陵，就刻经处的保护现状至函南京市顾浩书记和王荣炳市长：“在刻经处，我看到房屋开发公司在北面、西北面盖起的几幢高楼。听说西面也即将动工兴建高层建筑群，这与刻经处的整体建筑很不协调，将置刻经处于四面高层建筑的包围中，文物管理和规划部门已划定保护刻经处的建筑控制线，但现在划定的紫线已失去作用。对此我深表遗憾……”朴老的信引起市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顾浩书记批示：“请规划局、文管会按赵朴老指示精神办。”

　　一处文物保护单位要想得以妥善保护，除了修复，还要经常呵护，要对其基础风貌进行长久的维护、保持，个中甘苦，谁能品味。可以说，如果没有朴老的刻意关怀，就没有金陵刻经处灿烂的今天。

　　被誉为“国之重宝”的“房山石经”，一九五六年春“应机出现”，学术界认为“是佛教石刻大藏经中的正法宝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化历史的珍贵遗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朴老即组织专家进行全面的调查，历时三载的发掘和拓印完成以后，朴老又亲自组织研究、影印出版，认真编校就达五年之久，整整42年，《房山石经》终得面世，使得这一千年刻就的1122部、3572卷的世界罕见的文化瑰宝重放异彩，这是朴老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一大贡献。

　　一九八五年四月.朴老同北京市领导干部一起到云居寺参加植树活动。才思敏捷，举重若轻的朴老不失时机的向市府领导宣传云居寺，他如数家珍：“白带山重峦叠嶂，风景秀丽。石经山上有九个洞内和云居寺压经塔下地穴中共存有石刻佛教经版一万余块。自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静琬法师创刻开始，历经唐、辽、金、元、明，绵历千载，其工程之浩大，刊刻之宏伟，堪称‘世界之最’。这不仅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石刻佛经籍，也是我国古代遗存的金石文物的重要宝藏。”市领导当即进行实地考察，且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决定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由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任主任，聘请朴老为名誉主任，十一月，“云居寺修复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朴老语重心长地说：“房山云居寺石经是‘国之重宝’，是北京市的敦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修复云居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们一定要把它修复好。”朴老个人率先捐赠10万元，又亲自写信向海内外寻求资助。美国、新加坡、韩国，还有台湾地区等地的佛教信众都大力支援，正是这位“名誉主任”共筹得资金数百万元，对云居寺的修复起了重大的作用。“云居昔日何巍然，护持文物集群贤。”若是单靠文物部门来修复，我看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朴老刚从泰国访问归来，得知陕西法门寺宝塔塔基出土佛指舍利及大批唐代珍贵文物。他“席不暇暖来西安”，带来一批佛教专家、学者，在孙达人副省长的陪同下观看地宫及实物。朴老激动不已：“秦兵马俑已经震动了世界，唐法门寺文物也一定会震动世界的。”并当场宣布为修复法门寺捐资十万元。

　　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文楷墓因年久失修，日见毁损，一九九九年，朴老除个人资助重修外，对墓前损毁的“状元桥”也十分关心，他嘱家侄向政府作一提案，个人又汇去一万元。以期引起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此事激励政府交通部门筹资10万元，最终完成了“状元桥”的修复工程。如今赵文楷墓和“状元桥”已成为激励乡人学子奋力向上的最好的去处。

　　一九八八年，苏州寒山寺与枫桥风景区的矛盾日益加剧，先生深思之、熟虑之，越来越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故此两次致函江苏省长顾秀莲和副省长吴锡军：“寒山寺之所以成为广泛联系海外信徒和三胞友谊的圣地，首先是由于它是佛教名刹，而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风景地理，所以城市建设规划，应当根据佛教寺庙的特点来进行，不应从旅游风景区建设来改变寺庙的特点。”对于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行政专家谈公共决策机制，历史学家谈历史意义，文物专家侧重文物内涵，开发商眼里则是利润。而在朴老的胸中却是宗教政策，是文物、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

　　名山古刹是文物古迹遗存最多的地方，文物保护任务十分繁重。人们不会忘记朴老护持白马寺、关爱普陀山、重修临济塔、重建祥符寺、弘法寺以及兰毗尼的中华寺……这一桩桩、一件件足以彪炳文博史册的大事，倾注了先生的多少心血!

　　朴老一直认为，僧人管理佛教文物有很多好处：“僧人除了同一般人一样认识文物本身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把佛教文物同自己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神圣不可冒犯的宗教感情。让这样感情的人保护这方面的文物，有什么不好呢？(胡)耀邦同志指出，寺庙要找那些诚心诚意出家的人负责管理，他们以庙为家，会把寺庙管理得很好。”王冶秋局长也曾说过：“守护五台二唐寺者仅两僧，胜过干部二三十人。”

　　朴老和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局长郑振铎先生解放前就过从甚密，和续任王治秋局长在文物保护上更是情谊笃厚，一九九四年三月，王治秋同志逝世，朴老深切怀念：

　　怀王冶秋同志

　　古寺富文物，护持赖僧侣。可叹小器人，轻侮而自诩。

　　往往见欺凌，豪夺或巧取。吾爱王冶秋，坦坦心无私。

　　重光白马寺，仗其竭力资。五台二唐寺，庄严世绝伦。

　　欢喜谓我言，守护惟两僧。勤谨常精进，胜我三十人。

　　可悲言在耳，象法遽见侵。金陵藏经版，数量冠寰宇。

　　法宝归十方，义不受妄与。十年遭世乱，风义可概见。

　　感慨怀斯人，心香以为奠。

　　诗中所咏是王冶秋，赞颂其保护文化遗产的功德未尝不是作者自己，所谓以诗言志，于此可证。

　　“文物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朴老善于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交往中更是如此。他常说：“文物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一九九五年十月，以大谷武为团长的“日宗恳友好访华团”一行300多人应邀来访。有人提议想要他们看看芦沟桥，朴老说不要。“请他们到中华民族园玩玩，蜡染布送他们一人一块。”结果回国后，大谷武自觉组织访问团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朴老这种摒弃空洞呆板地说教，采用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富有人情味的感染策略，更加显示出文化遗产的感召力。

　　“千年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这是朴老的《九十述怀》，自注云：“新中国成立后，日中邦交以日本国内外逆流所阻，久未能恢复正常。余向日本友人建议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举行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活动。”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周恩来总理建言：“中日邦交正常化可通过民间促官方，佛教是很好的载体。而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可以担任民间大使。”周总理采纳了这个建言，于是朴老与郭沫若、楚图南等知名人士成立“鉴真大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并亲任主任委员，为纪念活动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日本也“逐渐形成全国规模的促进恢复邦交之运动，为数年后中目邦交正常之实现起到重大作用。”朴老说：“有好题目才能做好文章。”这是朴老一生中利用文化遗产做的最为欣慰的一篇大文章。

　　朴老最喜欢用佛教典籍赠送给外国领导人，一九五六年二月，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参访广济寺，朴老把1400多年前来中国的柬埔寨高僧陀罗和僧伽婆罗译的九部佛经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一九七六年五月，朴老向来访的日中友好佛教协会赠送《房山石经》、藏文《大藏经》。利用佛教经籍做外交礼品，即宣传了佛教，又增进了友谊，朴老看重的就是文化遗产的价值。

　　一九七二年，为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白马寺，鉴于“白马寺是第一个佛教寺庙”，朴老向周总理提出，将故宫大佛堂全套佛像、法器，包括十八罗汉像调拨到白马寺，“周总理郑重地批准了”，使这批文物得以走出深宫秘院。诚然，文物的收藏和利用是一对矛盾，其实文物保护就是为了利用，束之高阁，实属可惜，物尽其用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和群众近距离的接触。宣传群众，才能更加促进对各种文物的有效保护。

　　“这是历史”

　　一九九二年三月，朴老致函王任重：“关于钓鱼岛的领权问题，我国掌握的史证很多，而近来日本人又提出争议。我想起，我的太高祖父赵文楷于1800年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时，曾有一卷《槎上存稿》诗集。集中从福州开船，过五虎门，过钓鱼台(即钓鱼岛)皆有诗。过了钓鱼台之后的一首诗才说：‘手持龙节向东指，一别中原今始矣’，明明指钓鱼岛是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中原’之内，甚至谈不上边界地方。这也可以当作一件历史证明，”利用文物佐证历史，朴老为捍卫领土主权而努力。

　　朴老是海内外闻名的大书法家。最能展现先生风采、表现其豪迈凝重、雄奇奔放功力的，当是匾额和刊头题字。一九九二年九月，朴老应邀去兰州参加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至嘉峪关登楼眺望时，朴老不胜感慨。市领导趁兴请朴老为嘉峪关重新题额。以换下蒋介石书写的“嘉峪关”，朴老笑而不答。“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次，我和周总理谈到广济寺上的匾是吴佩孚的题字，有人要替代它。总理表态说：‘这样做不好，这是历史，不能因为吴佩孚是军阀，就去否认历史，或者改变历史。’”听了这个故事，大家明白了“历史就是历史”的道理。

　　“佛教文化遗产极其丰富”

　　朴老毕生肆力学问，博闻穷理，学识淹博，领域广泛。他在《访马壩人故址》中吟道：“石器旧新相去远，古来进化路漫漫。……残枝片石须珍重，无尽星河自此开。”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

　　朴老多次强调，“佛教文化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语文、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园艺，以及天文、历数、医药的发展，都与佛教有关。”他指出：“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佛教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发掘、整理、研究这些遗产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加强佛教文化遗产的研究，一九八一年，朴老选派中国佛学院教师传印法师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前往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进修。这是新中国佛教第一次选派留学生出国。其后姚长寿居士再次留学日本佛教大学攻读博士，这些佛教洋博士为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心系古籍和文物出版工作

　　解放初，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在上海造纸厂内购得一批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各类宗谱、族谱，共近两万册，苦于没有地方保存。为了保护这批古籍，朴老不遗余力，马上腾出“觉园”内的空房，并派工作人员协助搬运。直到1956年才搬至“上海图书馆”。这批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足见先生的眼界与魄力。

　　朴老非常关注佛教文化遗产的出版工作。早在一九五八年，他给敦煌艺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国家文物局顾问常书鸿先生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前奉大函，承赠《佛教艺术》一册，至为感谢。……解放以来，佛教艺术宝库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保护，又得到像先生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亲自参加保护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我国佛教艺术从来不曾有过的幸运。我们非常感谢。关于出版中国佛教艺术刊物事，我们接受先生的建议，拟于明年起试办。”

　　一九九九年，朴老复函赵洛：“妈祖庙江南沿海一带较多，没想到北京地区也有。你可称‘北京专家’。能不能把你写的关于北京的文章收集起来印成专集？”他极力鼓动赵洛，把“老北京”的点点滴滴汇辑成册，为保护文化遗产做贡献。

　　“这就放心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朴老出席日本东京“世界宗教首脑和平大会”，在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觅得太高祖赵文楷出使琉球期间的遗墨，这可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啊，他把先祖的这些遗墨多作复印分赠亲朋，在说明中他写道：“前人之德泽，流及后世，虽隔百八十余年，世殊事异，犹能唤起两国人民亲戚兄弟之感情，吾人生于今世，有志于友好和平事业者，可不勉欤!”一九九0年朴老回到濶别六十四年的故乡，他十分郑重地将赵文楷出使琉球期间所题的一幅碑刻、二幅石刻、一幅墨迹的拓本，赠送给县人民政府，“难得残碑供拓本，更从沧海觅遗珠。携归不作传家宝，好作亲邻万代图。”这些距今二百多年的文物，能把它保存到现在，确实是弥足珍贵的。

　　一九九七年，朴老高价购得太高祖的四尺对联，“已经破烂得不得了，不能用手提。”他亲到“荣宝斋”请人修复装裱。“平着看时很好看，如果立起对着亮光看，就可看到千窗百孔了。”为收藏这一太高祖的文物，朴老确实费了不少心血，最后还是想到了家乡，捐给了太湖博物馆，可见他的乡情之重了。也许他认为献给家乡博物馆，是最好的保管方式，正如他所说：“这就放心了”。

　　2009春 于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