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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的出版谈佛教造像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8 17:28:58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从《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的出版谈佛教造像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作者:马世长

  佛教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被称为像教。因而在佛教遗迹和遗物中,佛像所占比重极大。其中置于佛寺殿堂或佛教石窟洞窟中的佛像,和其所在的建筑空间一起,成为佛教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均具有不可移动性(那些被切割和盗劫的佛像,另当别论)。

  在佛教遗物中,使用不同材质制造的各种单体佛像、组合造像和造像碑,一直是收藏者和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对象。

  石质材料被广泛用于佛教造像,其原因有以下数端:取材方便,适于雕刻的石材种类较多,常见的主要是石灰岩和砂岩,此外还有汉白玉(白石)等;由于取材方便,故而所费甚少,造像费用相对低廉;凿石造像,精通此种技艺的工匠较多;石质材料比较坚固,宜于长久保存。因而石刻佛像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沿袭发展的时间也最长。

  石刻佛像很早就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他们特别关注石刻佛像中的铭文,而对佛教造像本身则很少涉及,缺乏必要的研究。其后艺术史研究的兴起,始将佛教造像纳入宗教艺术的研究范围。佛教造像的艺术特点及时代风格的归纳,不同地区佛教造像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研究课题。

  石刻佛像,原来大多置放于佛教寺院内,或寺院附近。有的也可能立于街衢或交通要冲。绝大多数的单体佛教造像,有自己的独立基座,可以单独置放。有的可能与其他单体佛像存在组合关系。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佛教造像,几乎已经全部改变了原有置放位置,单体造像之间共存关系的历史信息,也已丧失殆尽。那些经由古玩商之手,流失于海外的佛教造像,其真实的原来存放地点,不少也扑朔迷离,难以确定。因此这些可以移动的佛教造像,其历史信息的含量大大降低。尽管如此,佛教造像体貌的艺术特征及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佛教造型艺术史的研究中,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中国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分布密集而又集中。各地均有一批高水平的工匠,从事佛教造像的雕造活动。他们也可为施主雕刻与制造单体佛像。所以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与河南诸省发现和遗存的单体佛像也较多。南方地区则以四川省的遗存最为引人注目,这或许与四川存有大量佛教石窟有某种关联。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曾有几批佛教石造像窖藏的重要考古发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河北曲阳地区发现了大批白石佛教造像,数以千计。已公布的一批有纪年的造像标本,早就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如今同一批造像,却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馆。5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未见全部发掘品考古报告的踪影。

  也是50多年前,在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了一批数以百计的佛教石造像。这批造像中以南朝佛教造像为主体,南朝佛教石窟和造像与北方地区相比,遗存较少。是研究南朝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显得尤为珍贵。听说万佛寺佛教造像的发掘报告,一直在进行中。可能也是整整停停,至今亦无出版的消息。

  山西沁县南涅水寺院遗址窖藏,出土了一大批多级方形佛教造像塔,是这类造像塔数量最多的重大发现。十多年前,当地开辟了专门的博物馆,存放、展出这批佛教造像塔。在展室中,造像塔密如塔林,异常壮观。据说对这批造像塔的整理工作,十多年前已着手进行,其进展情况不明。沁县交通不便,能够到当地实际考察的学者不多。加之对这批造像资料宣传介绍不够,沁县这批佛教造像塔,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以青州为中心的诸城、青州、临朐、博兴等地,陆续有数量不等的石造佛教出土。其中,诸城的佛教造像资料,已有杜在忠和韩岗先生的清理报告,在《考古学报》发表 。这是历年各地佛教造像窖藏发现中,为数不多的正规考古报告之一。青州龙兴寺的数百件精美佛教石造像的发现,因其造像体量大,种类多,雕刻技艺精湛,色彩保存良好等特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十年来,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大型专题展,受到一致好评。并由此引发山东造像研究的新热潮。这批造像的拼对、黏和与修复工作,已完成一大部分,剩余工作也在进行中。同时对部分造像,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如果这一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能够坚持下去,青州龙兴寺发现的这批佛教造像的考古报告,有望尽早刊布问世。

  这几批重要的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不能尽早发表全部资料的缘由,可能存在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约而言之,主要是:一是缺少整理研究的必要经费;二是收藏单位没有佛教考古专业人才。因而不能发表全部资料,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正常情况。说起来,上述的困难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对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真正重视了,经费与人才缺乏的难题,是不难解决的。专业人才是可以培养的,也是可以引进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究竟为解决专业人才问题做了多少实事?经费不足的问题,近年来也有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有些佛教造像的资料整理工作,据说已经拨过专款。可钱花完了,整理工作还在原地踏步。

  尽早发表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是考古工作专业人员的责任。近年来,在墓葬和遗址的考古报告出版方面,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在佛教考古这一领域中,中国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在世界享有盛名。佛教遗迹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五处之多。有的今后也可能被陆续列入名录。但在基础资料的整理与发表,石窟和造像的综合研究方面,还是相当滞后。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观念上的认识问题,思想上重视了,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毋庸讳言,从事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它绝不是短平快的研究项目。要完成基础资料整理工作,需要具有奉献和敬业的精神。

  有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敬业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佛教造像资料的整理工作,亦复如是。

  下面的这件具体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6年9月,在青州举行纪念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发现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期间,供职河南博物院的王景荃先生,拿来一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书稿和全部造像的考古实测图,让我看看,提点意见。当时未能对全稿细看,很难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只是原则上建议,在文稿的体例上,应该作适当调整。使文稿结构更加有条理,使读者方便地查找自己所需的资料和信息。

  当时景荃先生要我写几句话,我没有推却。

  景荃先生曾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修佛教考古,听过我的课,也算是我的学生。我与他的关系,实在师友之间。我主持的《响堂山石窟(上)——六世纪中原中心石窟群》课题,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在响堂山石窟进行洞窟测绘、记录工作。我想这是难得的佛教考古实践工作机会,于是安排景荃先生参加了课题调查组,在南响堂山石窟做石窟考古的洞窟记录与测绘。在实践中,他了解并掌握了全面记录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他和参加同一工作的唐仲明、篠原典生俩人密切合作,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白天测绘记录,晚上整理输入电脑。吃住在石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是夜以继日,甚至是通宵达旦。对于量数据,一笔一笔地勾勒实测图这样乏味的技术性工作,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既不取巧,也不懈怠,更不偷懒。这样的工作态度,难道还不能称之为敬业吗?

  明白干考古要务实求真的道理,这也许是景荃先生参加石窟考古实践活动的最大思想收获。

  从2003年开始,景荃先生在河南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下,参与了《河南佛教石刻造像》课题的资料收集、整理与撰写工作 。历经3年时间,将分散于河南各地的130多件石刻造像,进行了测绘、传拓、拍照和记录等室外调查工作,取得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上述工作,绝大部分是他亲自完成的。因而他在文稿中的记录与表述,可信度是很高的。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景荃先生奔波于各地,既要攻关又要干活。将130多件造像资料搞完,并集中起来,诚非易事。他的辛勤付出与个中甘苦,局外人是难以体察的。

  难能可贵的是,景荃先生并没有将这些资料密藏莢中,独自享用。而是尽早地整理出来,公布于众,供学者们研究使用。这种为推动学术研究,甘为别人做嫁衣的精神,不也是令人感佩,值得称道的吗!

  在景荃先生的《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简述了若干批佛教石刻造像整理发掘报告的目前现状,是希望能从景荃先生三年完成《河南佛教石刻造像》一书的实例中,受到某种启迪。反思一下我们的以往工作。对比之下,我们与其叫喊困难困难,不如认认真真地拿出具体可行的整理规划,踏踏实实地干起来。

  我们殷切希望,佛教石刻窖藏发现的整理工作,沉寂与滞后的状况,在今后的几年中有所改观。更期盼相关的考古报告,尽早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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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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