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藏学学术系列讲座第二讲：11世纪的西藏：重燃佛教复兴之火

　　来源：藏学所 供稿：张长虹根据录音整理

　　主讲： Leonard van der Kuijp (范德康教授)， Harvard University

　　时间：2010年1月12日（二）晚7：00-9：00

　　地点：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室

　　要点：一、文献的传译

　　二、8、9世纪的西藏如何过渡到10、11世纪

　　三、早期传统对后期西藏文化的影响

　　印度佛教文化、汉地佛教文化甚至于阗佛教文化如何通过翻译成为了西藏的佛教文化，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词汇被创造，从印度的物质文化，到复杂的哲学、心理学等，从密教的实践到繁复的逻辑理论，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经验，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过程，同时也是不断适应和调适的过程。

　　根据文献记载，佛教最早在8世纪早期赤松德赞时期传入西藏，赤松德赞被称为吐蕃之父，正是在他统治时期，佛教成为了正统的宗教，这主要受益于王国的形成。

　　《声明要领》（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是非常重要一本藏语语言学著作。目前，在敦煌文献中和塔波文献中均发现有《声明要领》。在《声明要领》的开头，有官方的法令，是赤松德赞写，结构上与晚期文献中发现的官方法令非常相似。有针对译者的一个大纲，以将一些梵文词汇翻译成藏语词汇。关于翻译的文献，有三个目录进行了收集：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和钦浦目录。只有《丹噶目录》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保存在不同版本的《丹珠尔》中，主要是因为布顿·仁钦珠发现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录，而且也是最早的一个目录，不过，旁塘目录可能比丹噶目录还要古老。《丹噶目录》第一次被收到《丹珠尔》写本，是由布顿·仁钦于1332年编纂的夏鲁版《丹珠尔》，并且是写本，在那塘版的乌巴译师1310或1315年写的《丹珠尔》目录中没有发现。但是，研究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版本的问题，不知道哪个是最原始的、最可靠的版本。即使是《旁塘》目录，从存在的各种注释中已表明这个目录已经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而没有途径找到最原始的旁塘目录，同样也找不到最原始的丹噶目录，目前还没有找到钦浦目录。

　　除了《丹噶目录》《旁塘目录》中发现的上千本文献目录，仍有上百本的著作没有出现在这两个目录中，其中许多是密教文献，如果看一下这些目录中列出的文献目录，我们可以知道在大约800年的时候，有哪些文献是能够找到并被翻译的。这种情况持续到了阿里地区，在那里，大译师仁钦桑布和他的学生们也翻译了大量文献。有证据表明，一些文献被翻译了，但是没有出现在目录中，出现在了其它著作中，有时这些文献不是译自梵文、汉文和于阗文，而是译自布鲁夏斯基语（吉尔吉特语）。这样的证据发现在公元9世纪努·桑结益歇写的《禅目灯》（Bsam gtan mig sgron）中。此外还有一些乌巴龙（地名）茹（Zur）氏家族成员的一些尚存作品以及荣索·却吉桑布（11世纪晚期）的作品，但最重要的是娘若·尼玛沃色（1124-1192年）的《莲花生传》，娘若用不同的伏藏著作作为他写史书的基本史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莲花生的崇拜如何在12世纪变得有名了，逐渐成为了各个教派的文化英雄，尤其是宁玛派。从8世纪晚期开始，文献就被复制复制再复制，改变改变再改变，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仪轨方面亦是如此，例如，以药师如来为中心的七如来仪轨，可能是760 或770年由寂护传入，整套仪轨中也包括一系列绘画，有一个跋，说是菩萨写的，实际可能是寂护写的，有些词汇非常古老，说该仪轨是为了赞普的长寿、王国的稳定和家族的昌盛等等。钦南噶札（Mchims Nam mkha’grags,1215-1289）的作品中提到他自己也作许多仪轨，并且写过一个非常简短的仪轨文章，但有很长的一个介绍，说明这个仪轨是什么时候、为谁而作等等，提到这种仪轨是在吐蕃王朝842灭亡之后20年在阿里所作的，是王室仪轨的一部分，这表明当时王室的仪轨在阿里地区继续传续。同样在藏文文献中也找到证据表明，元朝的噶当派也作了类似的仪轨，甚至在明清藏族喇嘛仍然在做这些仪轨。

　　关于旁塘目录的重要性，还要提到乌都赞，即朗达玛，从后期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佛教的魔敌，但他曾经写下过佛教的祈祷文。旁塘目录中有某位赞普巴东赞写的关于中观的文章，这个巴东赞应该就是乌都赞。乌都赞之后就进入了黑暗期，大约从840至940年的一百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信息，只知道有一位王室成员，拉·益西坚赞参与了从梵文到藏文的文献翻译。“拉”表明他是王室成员，翻译的文献属于密集瑜珈密。

　　进入到拉喇嘛益西沃(Lha Bla ma Ye shes ’od,947-1019/1024)时期，一切又发生了改变。关于益西沃的卒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依据《阿里教法史》，有几位学者对之进行了翻译，包括罗伯特·维大利；另一个是他的传记，由古格班钦·阿旺札巴（Gu ge Pan chen Ngag dbang grags pa,1415-1486）所写。他的名字叫拉喇嘛，“拉”相当于梵文的DEVA，汉语称“天”，西藏的统治者也称为“拉色”(lha sras)，相当于梵文的devaputra，汉文的“天子”。阿旺札巴可能从托林寺的档案中了解到了拉喇嘛益西沃的信息及其活动，他的传记讨论了益西沃的家族，一直讲到绛曲沃，还包括了仁钦桑布的一些信息。

　　拉喇嘛益西沃家族控制了整个阿里，他的公开信中，他批评藏人追随了错误的宗教实践，在他的批评中，他将早期的国王都称为“菩萨”，国王与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在印度、西藏，甚至整个南亚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元朝的文献中，经常用“杰色”这个词，杰色（?????????????/ ??????????）可以是菩萨的儿子，也可以是国王的儿子，即王子，菩萨的概念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实际上，阿里王室最后的几个王都被称为菩萨。

　　11世纪西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阿底峡，阿底峡对于11世纪藏传佛教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也有另外的一些印度学者，也受到邀请来到了卫藏地区，还有一些学者没有受到邀请也来到了西藏，因为他们听说西藏谋生容易，当时的西藏在印度以黄金遍地而著称，也被称为是佛法之地，人们为了学法会付以重金。换句话说，11世纪的印度学者流失严重，许多印度的大学者来到了西藏，而不是去了汉地。如果比较11世纪西藏与宋朝的佛经翻译质量，宋朝译经的质量很差，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好的学者不愿旅行到汉地，他们只到了西藏北部。当绛曲沃派纳错译师邀请阿底峡时，他已是享有盛名的大学者，不过如果整体看一下他的著作，并不能说他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学者，但无疑，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所有的传记都提到，他的传法是不要钱的，这就和其它来到西藏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其它的许多学者传法都索求重金，别忘了玛尔巴去了印度三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黄金用完了。

　　关于阿底峡，有两个长长的传记，一个是由曼哥·如布哇写于12世纪，另一个是钦南札噶写于13世纪。还有其它钦南札噶的写本以及晚期的木刻本等，版本之间不尽相同。此外还有一类类似于旅行日程表的旅行文献，对于研究西藏佛教文化也非常重要，比如非常有名的乌坚巴的旅行记，提到他去斯瓦特、巴基斯坦的旅行，17世纪也仍然有旅行文章，同样也有夏玛尔·噶哇却吉札巴去尼泊尔的旅行记载。此类旅行文献大多都以第一人称写就。如纳错译被派遣去邀请阿底峡，文献中说“我，纳错译师……”，但是文章末尾的跋却记载是仲敦所写，他是阿底峡晚期的一个学生，这时就有了很大的问题，也许原来的作者并非仲敦，而是纳错译师。仲敦是阻止阿底峡传播特定的瑜珈密教实践的人之一，他认为这对西藏不好。益西沃的公开信也提出反对瑜珈密教、双身的修行。阿底峡出生于札霍尔，位于今天印度的达卡，这个地方也以医学传统的中心而有名，西藏医学文献中经常碰到有给霍尔嘉波的著述，说明阿底峡不仅是出生于札霍尔，也是作为札霍尔之王而出生的，喜瓦措也是如此。14世纪时，人们自称札霍尔，并以之为姓，当时有大司徒绛曲坚赞以此为姓取得权力，他的家族主要在琼结，也是五世达赖出生的地方，两个不同版本的五世达赖自传中，谈到其母亲和父亲的支系，也并不相同，一些关于他的家族史的部分被删掉了，不过可以看出，五世达赖自己喜欢成为札霍尔的后裔，并且追溯至印度次大陆，他批评索多巴早期关于札霍尔是来自内蒙古或新疆的说法。他描述其家族史时，是以其它材料为依据，也试图使自己的家族与札霍尔有关。《松赞干布遗教》中也有一些关于札霍尔的记载。

　　阿底峡在阿里只呆了三年，之后去了卫藏，建立聂塘寺，并在聂塘寺和扎耶巴寺停留了很久。大约1048年，阿底峡在大昭寺的柱子中间发现了《松赞干布遗教》。现有三个不同版本的《松赞干布遗教》，各不相同，我们难以据此作为历史判断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松赞干布遗教》代表了当时西藏的某群人试图，有可能是阿里的王室，为一个古老的地方创造一个历史的框架，这本书有可能是松赞干布的另一个传记，它从西藏开始，从松赞干布是观音化身开始，谈到了松赞干布，提到噶尔东赞如何去唐朝请婚，迎娶文成公主，如何去尼泊尔迎娶另一位公主，如何建立大昭寺、小昭寺？最后还提到松赞干布的最后一天以及他的逝世。这本书极有可能是由噶当派的人写的，而玛尼宝训集是宁玛派的人写的。

　　该书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叙述，说观音菩萨是西藏的主要菩萨，这种思想可能也是由阿里的王室提出的，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置于佛教文化的中心。如何再看一下尽管说是仲敦写的、但实际上是纳错译师的自传，纳错译师和阿底峡在去阿里的途中去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而观音菩萨据说是从加德满都山谷到尼泊尔北部和西藏的保护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种试图，要将观音作为西藏的主要的保护神，迎请到西藏。这种思想通过一系列普通人可以参与的仪轨而完成的，相关仪轨是由仁钦桑布和阿底峡翻译的，这是一种2天或3天的禁食仪轨，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如果一名在家人想在有生之年体验观音或阿弥陀佛，就会遵守禁食的仪轨，在这个仪轨中，观音、阿弥陀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此，普通人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参与到佛教的仪轨当中。当时的西藏并非每个人都是佛教徒。阿底峡和仲敦的三个学生还要出去劝说人们信服佛教，通过讲述易懂的佛教故事来使当地人归依佛教。

　　11世纪西藏佛教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观音崇拜的出现，观音崇拜成为卫藏地区藏人自我理解的中心地位，在这个新的信仰崇拜形成的过程中，《松赞干布遗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松赞干布遗教》开始，到玛尼宝训，然后逐步扩散开来。在吐蕃时期，观音并不重要，那时的大日如来更为重要。

　　关于西藏的三怙主，仲敦的三个学生也被称为三怙主，分别是观音的化身，文殊的化身，金刚手的化身，还有其它的三怙主组合，我认为所有的这种三组合都是基于时轮，不只一份断代为8或9世纪的文献中有关于这三怙主的记载。11世纪还有许多其它学者到了西藏，印藏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非常频繁，那若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底峡的传记提到，那若巴逝世于1040年，不同的玛尔巴的传记中有些提到了年代，提到玛尔巴不可能遇到那若巴，这对于噶举派来说尤其是个大问题。1200左右，萨迦派的学者达玛坚赞已经指出这个问题，这当然也与萨迦派、噶举派之间的冲突有关。总之，许多印度学者来到了西藏，他们也翻译了许多文献，也写了许多文献并且进行翻译，这在西藏可以赚到很多钱，但其中也难免良莠不齐。当时西藏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心能够判断哪个教法是真正的、是正统，哪个是骗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似的问题逐渐消失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文献和仪轨中还会存在。

　　11世纪的西藏是个令人激动的时代，人们往返于印度和西藏，翻译文献、学习梵文、藏文、进行修行，于是就逐渐出现了喇嘛传承，一些特定的文献、思想、特定的修行就通过这样的喇嘛传承延续下来了，不同的喇嘛传承就形成了不同的藏传佛教教派，对此还有很多文献需要掌握、去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