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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佛教在荆楚地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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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佛教在荆楚地区的影响 南朝宋、齐时期，佛教已深入人心，上至世家大族，下至贱民奴婢，几乎每一阶层都有人信教。各地修建的寺院和出家僧侣愈益增多。在荆楚地区，先后分封在这里，或出任荆、湘、雍、郢等州长官的宋临川王道规及嗣子义庆、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南郡王义宣、彭城王义季、建平王弘、巴陵王休若、 竟陵王诞，齐竟陵王子良、豫章王嶷及其子子范、临川王映、长沙王晃、宜都王鉴等都崇信佛教，对荆楚地区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由建康出镇荆楚，常延请名僧同行。如谯王义宣镇荆州，请求那跋多罗俱行，安置辛寺。陈晋安王恭伯于释慧觉深加礼异，出为湘州刺史，并请讲众，南行弘演。《宋书·张邵传》载江夏王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张敷将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文帝甚不悦。据此可知帝王亦曾奖励外方臣工延款僧人。按：招僧均意在讲说，故所请者多为长于义理的沙门。 梁武帝是著名的佞佛帝王，他把佛教几乎推到了国教的地位。荆楚地区的佛教在梁代也达到了鼎盛。各地官僚都花费大量钱财兴造佛寺。仅江陵地区梁代兴建的佛寺就有瑶光寺、普贤尼寺、瓦官寺、天居寺、天宫寺、寿王寺等。原有的寺院规模也继续扩大。长沙寺当时号称“天下称最，东华第一”。[1]在湘州，岳麓寺自三国以来香火不断，南朝历届地方长吏，如刘宋湘州刺史王僧虔，萧梁湘州刺史夏侯祥、王琳，长沙内史萧源，均对岳麓寺进行过修复。此后，历朝又累经增建重修。寺庙殿堂至今犹存。前面的大门石柱对联云：“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观音堂前，两棵枝叶茂密的古松，传为“六朝松”。除岳麓寺外，今湖南省境内在萧梁时还兴建了衡山衡岳寺、攸县证果寺、武冈天宁寿、清泉县太平兴国寺等。唐法琳《辩正论》卷3、《法苑珠林》卷120记载梁时有寺2 846所，僧尼82 700人，其中当有不少分布在荆楚地区。 陈朝时，荆楚地区分属陈、北周、后梁政权。在北周控制下的襄阳、随郡一带，由于北周武帝的灭佛，佛教曾一度受到打击，许多塔寺被拆毁或改作它用，僧民被勒令还俗。但在陈朝治下的江南和后梁统治区，佛教仍相当兴盛，仅上明河东寺就有僧人3 500，净人数千[2]；而后梁都城江陵一地，就有寺院108所，僧尼3 200人。[3]佛教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注解： [1] 《续高僧传》卷16《法京传》。 [2] 《法苑珠林》卷52引唐道宣《感应记》。 [3] 《法苑珠林》卷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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