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浩瀚宇宙，纵观古今，佛教文化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瑰宝，饱含着无量无边、至高无上的智慧和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大宝库，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文明成就。

　　（一）.佛教倡导爱国
佛教教义中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佛陀在各种经典中经常教导弟子们要守护自己的祖国，拥护国家的领导，报答国恩，作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精进努力。

　　佛经记载：

　　乔萨罗国的琉璃王，发兵攻打释迦牟尼佛的祖国迦毗罗卫国，当佛陀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以大无畏的精神，一个人出现在琉璃王军队必经的大路上，结跏趺坐（左脚踝置于右大腿上，右脚踝置于左大腿上，盘腿而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烈日暴晒。

　　琉璃王看到佛陀坐在路旁一株没有枝叶荫蔽的舍夷树下时，便下车向讯（合掌曲躬致敬）道：“尊敬的世尊，有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您为什么偏要坐在这棵不能荫蔽的枯树下呢?” 佛陀回答说：“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所有的荫护，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荫蔽的人了吗? 我坐在树下享受那短暂虚幻的荫凉，又如何能止息我内心失去国族的哀痛呢?” 琉璃王听了佛陀的话，有所感动，立即退军。

　　琉璃王第二次进军时，又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琉璃王又一次撤军。

　　琉璃王第三次进军时，严密封锁军事行动的消息，最终灭掉了迦毗罗卫国，屠杀了许多释迦族的人。
　　佛陀得此消息时，心中非常悲哀，头痛多日，对祖国的沦亡深感痛心。国亡城破后，佛陀亲率弟子们回到祖国，看望被琉璃王残害的五百位释迦族妇女，说法抚慰，表现出炽烈的爱国爱民之心。佛陀的这一事迹，深刻地教育着他的弟子，要时刻维护自己的祖国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

　　佛在《 梵王经》里有最重要的两句话，第一个是“不做国贼”，决定不可以做损害国家、社会利益的事情。第二个是“不谤国主”，对国家领袖决定不能毁谤，这是重戒。在璎珞戒里面，佛教导弟子，第一个“不漏国税”，这是决定不许可的。再有一条，“不犯国制”，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法制、地方上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决定不能违反。

　　佛教文化是倡导爱祖国、爱和平、反侵略、爱广大众生的文化。在《祝愿偈》中就有这样的偈颂（梵语“偈陀”，译为颂。梵汉双举称“偈颂”，梵之偈陀如汉语之诗颂，字数句数有规定，以三字乃至八字为一句，以四句为一偈。）：“三 涂八难（详见第五章“一”之（五））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戈销，风调雨顺民安乐。”在《无量寿经》中还说道：“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佛陀教导弟子们要知恩报恩。在《回向偈》中也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的偈颂。要我们把修行的功德★回向对我们有极大恩德的父母、众生、国家和佛法僧三宝，以及三恶道中的苦难众生。

　　爱国爱教，一直以来，也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爱教的。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和文化交流家，被鲁迅先生誉称为“中国的脊梁”的玄奘法师★ ，就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学习长达十七年之久，名震四方，被当时的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为祖国膺得了崇高的荣誉，当时印度戒日王极力地挽留他，但是他拒绝了，最终回到了祖国，致力于翻译经典和创宗立说的活动，应唐太宗之请，为述《大唐西域记》，以利于唐朝的发展。还有法显、义净法师等，他们不仅取经，还从南亚诸地取回中国所无的稀珍什物以及蔬果植物种子等，繁衍至今，为我等后人享用。

　　在中国的历史上，爱国僧人不胜枚举。

　　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之中，到处都有出家人保家卫国、舍命捐躯的身影，僧人从军和参加游击队者不在少数。厦门、汉口、湖南南岳山、宁波、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云南鸡足山、衡阳等地都成立了救护队。长沙佛教徒成立“十愿抗敌团”直接投入抗日前线。江苏龙池山僧恒海组织抗日游击队，队员千余，成为著名的抗日“和尚司令”，1938年在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粮尽援绝壮烈捐躯。

　　1939年，圆瑛法师★ 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时期，弘一大师★大声疾呼：“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念佛不忘抗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组织了佛教救护队“战时救护队”。

　　当代的班禅大师更是一位人所共知的爱国主义者，他反对分裂，他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而奋斗终生。

　　(二).佛教重视伦理教育
　　佛教文化大力倡导尊老爱幼、夫妻和睦、人民团结、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
释迦牟尼佛在《善生经》中指出：子女对待父母要报恩、要孝顺，父母对子女要教养、要婚配；弟子对待师长要供养、要恭敬，师长对弟子要尽心教导，要代择明师善友；夫妻之间要敬爱、要忠实、要怜念……；上级对待下级要体恤，下级对待上级要服从、要尽职；亲友之间要互相济助，赤诚相待，善言劝勉。在《优婆塞戒经》中，也有类似教导。

　　在《无量寿经》中，佛还教导说：“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

　　在父子关系中，佛最重视孝顺，并曾多次讲说，如在《心地观经》中曾说：“世间一切善男女，恩重父母如山丘，应当孝敬恒在心，知恩报恩是圣道。”在《杂宝藏经》中说：“假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行至百年，复种种供养，犹不能报父母之恩。……若有不孝父母者，当重治其罪。”

　　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佛教文化对中国伦理、道德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许多主张和我们现在提倡的精神文明思想是一致的。”

　　（三）.佛法具有高深的科学原理
　　佛在二千五百年前， 就告诉我们说，人身是虫窠，大别之，有八十种虫。佛经不但说出各种虫的名字，而且还描绘了牠们的动作形态。佛经上又说，佛观一勺水中有八万四千虫。在科学没有发达以前，这样微小的虫,既非肉眼所能见， 又无显微镜可供人检视，佛却说得这般清楚。现代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已证实了这一科学真理。

　　佛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指出宇宙中有无量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有无穷无尽的众生。

　　现代科学，始知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不过是太阳系中一个小行星，而太空中竟然有数不尽的太阳系，但仍未敢肯定，千千万万无数个太阳系中，是否有生物存在。如果科学家们，肯研读佛经，不难再次证明佛经所说，十方世界中，有无量无数众生存在的正确性。

　　科学的发展正在证明着佛教理论的正确性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感叹说：“任何宗教,如果有可以和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那就是佛教。”

　　沈家祯博士说：“我本人是科学家，对科学很感兴趣，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与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美国萨拉乃浮夫人说：“佛教在其长远的历史中，无时不在向前迈进。它不但保持了与近代科学之并进，并且超出而立在科学的前面。”

　　中国现代科学家黄念祖说：“近百年中由于相对论、量子论、亚原子物理学、太空中的宇宙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给佛教哲理增添了许多实际论证和实例。”
　　科学的发展，使人类从宏观上可以研究宇宙，在微观上可以研究电子，但这一切对于人类认识自己却没有多少帮助。我们对自己的心理不能准确地把握，对自身的生命更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未来的命运更是充满了困惑。我们不知道生从何来，不知道死往何去，当我们对死亡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对生的理解也会更有深度。
　　无论是生命的问题、心性的问题，还是生死的问题，在佛法中都有非常深刻的阐述。我们在经典中了解一下就可以发现，佛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哲学内容，对于人类精神现象的分析，对于人类心理活动的透视，在佛法中不但早已有之，还有着比哲学家们更为深刻的见解，哲学中所探讨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现象论在佛法中都有非常精辟的说明。所以说，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可以破除我们人生中存在的各种困惑。鲁迅先生曾说：“ 释迦牟尼佛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早已明白启示了。”

　　通常，我们总是以科学来破除迷信，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真理。当然，在对物质世界的改善方面，科学有它的独到之处，有它的不可取代的贡献，但对于人类的精神危机和心灵问题，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当我们烦恼的时候，再先进的仪器也无法用来消灭我们的烦恼；当我们困惑的时候，再精密的设备也无法用来解除我们的困惑；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再尖端的科技也无法用来改善我们的痛苦。科学家尤智表说：科学和佛教真是世界上的两盏明灯，它们照破了世间的愚闇，解除了人们的迷执，使人类的智慧得以无止境的发展。可惜现代的科学只限于明了物质的相貌，凡有关“心”的部分，仍非借重佛教的一盏慧灯，不足以破闇除迷。孙中山先生也说：“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

　　（四）.佛教文化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
　　佛教文化传到中国，已有两千年之久，传到中国后，便与中国原有的文化水乳交融。在哲学、历史、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伦理、医药、生命科学、心理学、生理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字学，以及文学与艺术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充实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宝库。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汉传佛教宗派之一），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 如《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都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并为历史上很多文学家所赞赏。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 两千年来，佛教文化中的文学性，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文坛。中国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就是受了东晋时代昙无讖所译的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明清小说中的“有诗为证”的风格，平话与弹词中的散韵相间，说唱并用，都是受佛经中的“长行”（行数很长的经文）与“偈颂”影响下而形成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如李白的诗、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都是受佛教文学影响的结果。

　　我们的常用词语有很多来自佛经。梁启超（我国著名的政治家著名学者）先生统计，语汇有三万五千多个；赵朴初（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先生初步统计，发现常用成语约有一千多条。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著名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说：“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高深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