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国清寺，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根本道场，也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的创立、发展与国清寺的盛衰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在天台宗研究方面，国清寺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史载，国清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系时任扬州总管的晋王杨广，依照其菩萨戒先师、佛教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遗愿”。特遣司马王弘督工兴建的，初名“天台寺”。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杨广用“天台寺”僧使智璪所启之名，改为“国清”。自此，国清寺名一直沿用至今。

宗教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和所有事物一样，也有着发生、发展、完成、兴盛、衰落的转折过程，其变化与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是密不可分的，国清寺也摆脱不了这种规律。1300多年来，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动中，规模宏伟的国清寺建筑群体终于保存了下来。关于国清寺的盛衰情况，史载甚简。本文拟就国清寺的创立和发展、衰败和没落诸问题，进行一番探究，旨在明示国清寺1300多年来曲折的发展历史。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开始，便与黄老并称，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发展很快．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宗派逐渐建立，思想体系日趋完善。由于佛教的理论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自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国清寺在隋代出现并非偶然。其因有三：

1、隋灭陈后，由于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开始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为了利用宗教来奴役劳动人民，隋王朝需要借助一个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来为它初建政权的稳定充当吹鼓手。

2、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是一个政治活动能力很强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博通经典的佛教学者，在南陈时就与以皇帝为首的达官贵人来往极为密切．隋王朝的统治者深悉智顗的政治活动才能，及其在佛教界的崇高声望。故在灭陈后，以下诏安抚和威胁恐吓的手法，要求智顗为隋王朝服务。另外，为达到“以佛辅国”的目的，晋王杨广还就智顗受“菩萨戒”，并尊称他为“智者”．这样一来，智顗不得不成为隋王朝的积极支持者。

3、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6年)入天台实修．历游山水，初居石梁，后移居佛陇．他喜爱这里的风烟山水，外可忘忧，内充愉快，于是植松栗，引泉流，创立伽蓝，昼夜禅视．陈太建九年(577年)，陈后主下诏：“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1)，来支持智顗的佛教活动。就这样，智顗在天台一住就是十年，最后成熟了圆融实相之说，完成了天台宗教义的创建，建立了道场，集聚了僧众，又有始丰县岁入之半作为衣食之源，天台宗的创立已具雏型了。

智顗在佛教上的成就和声望，使隋王朝日感不安，但智顗毕竟为一代高僧，在佛教风行兴盛的年代里，这位活菩萨对隋王朝有很大的吸引力和不可估量的作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为了重新控制智顗，晋王杨广派他的随从行参高孝信入天台山，立促智顗在三天内出山。曾为南陈宗教国师的智顗，知道隋王朝对于自己，外示优荣，内怀疑忌；也深知此去的处境。为了自己所创立的天台宗得以发扬光大，为了使天台宗根本道场的早日建立，乃违背自己的心愿，安排好“后事”，勉强随高孝信出山，至石城大佛寺(今新昌大法佛寺)，因“疾”而亡。智顗为了达到生前无法达到的目的，不惜借出山为名，“行捐躯之实。”(2)，而不留声迹绝世，实为最明智的选择。

为了创建根本退场，智顗在临终之前，曾有遗书七纸以及“寺图”等留与杨广。他向杨广提出：“今天台顶寺，茅庵稍整，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翦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瞑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并“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3)。果然，杨广在智顗死后的第二年，即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画，寺颁公额，并立嘉名”(4)。国清寺名的缘起。《国清百录》卷三《表国清启》中有：“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以后，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必清，必呼为国清寺”之说。这是目前对国清寺名取义较为一致的说法。但有的学者认为是“无根之谈”(5)，“国清”的内在含义决不是什么“寺若成；国即清”的意思。而实为《妙法莲华经》中语，以喻佛国洁净之意。笔者以为此说尤是。
国清寺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始建，至仁寿元年（601年)才告落成，以智顗的弟子智越为首任住持。其时“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6)。显现了中国佛教最发达宗派之根本道场的气概。此时正值杨广夺得太子位，智越等天台寺俗众为谢造寺之恩，立即遣僧使灌顶、智璪上书致贺。贺事完毕后，扬广派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灌顶和智璪回天台山，并“赐物三千段，毡三百领”(7)。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杨广登上皇帝位，天台寺又上表“贺圣尊”：“天台寺沙门智越等一众启：窃闻皇轮缉宝，奕世相传，重离少阳，时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萨，圣业平城，纂临洪诈，四海万郡，道俗称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谨遣僧使智璪奉以闻”(8)，同时请求改“天台”寺名为“国清”寺名。杨广同意智璪等人的请求，命人“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门”。同时赐“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再于寺中为智者大师设千僧斋。大业六年(610年)，杨广第二次于国清寺为智者大师设千僧斋，又赐寺物l000段，寺僧每人绢一匹．大业七年（611年)，杨广再赐国清寺物500段。
国清寺创建时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实。

首先，陈、隋王朝在政治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智顗从陈太建七年(575年)入天台开始，就有创立宗派，设立教团的想法，而且也得到了当时朝庭的支持．但始丰县一半的税收，也没有使智顗建造起根本道场。可见，建造一座根本道场规模之大和所需费用之巨。隋统一中国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恢复很快，而隋王朝对佛教又采取保护政策，故大利于智顗营建根本道场．借助朝庭的支持，这是建成宏伟规模国清寺的重要因素。

其次，杨广从晋王、皇太子直至登上王位，尽管他对智顗及其门徒怀有戒心，但出于朝庭的利益和个人的目的，他对国清寺的营建是全力支持的。他以皇上之名，派专人督工营建；以朝庭之财物，化三年多时间建造一座寺院。寺建成后，又屡赐财物。综计经一藏、白石香炉一具、袈裟一领、黄綾裙一领、丝布祗支二领、编衫二领49尺、旛157张、小旛200张、毯200领、毡300领、飞龙綾法衣480领、米3000石、物7300段等（10）。并多次于寺内为智顗设千僧斋。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如何能办得了千僧斋?
再则，国清寺的规模，从唐李邕所作之《国清碑》也可看出。碑云：国清寺“至义宁之初，寺宇方就；……广殿蹬于重岩，周廊庑于绝巘、峰台纳景，下视雁塔排云于中休……”。义宁系隋朝末年（617 —618年)，距仁寿元年已有十六七年之久，故国清寺在落成之后，又陆续不断地营建了十多年。可见，当时的国清寺已具有相当规模的。

唐代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时期。在初唐，国清寺尽管没有太大的发展，但也经营有术。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国清寺法华智威大师（天台宗第六祖)还被唐太宗诏补为四大朝散大夫之一(11)。到了中唐，国清寺也还是“松篁蓊郁，奇树璀灿，宝塔玉殿，玲珑赫亦，庄严华饰，不可言尽”(12)。此后，由于荆溪大师湛然(天台宗第九祖)的努力，天台宗更是盛极一时。而作为天台宗根本道场的国清寺，则成为佛教徒们人人向往的圣地。其后，影响波及到国外，海外名僧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国清寺求天台教义者日益俱增．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最澄率领弟子译语僧义真，随同日本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到达国清寺。从天台宗十祖兴道道邃大师受学《摩诃止观》等台宗教义，并受菩萨大戒。学成回国后，在日本琵琶湖畔的比睿山依照国清寺的式样，建造了日本天合宗的根本道场延历寺，且大兴天台教义，天台宗从此传人日本。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宠信道教，好修摄之术，又因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和国家财赋困难，决然下诏拆毁全国寺院，勒令僧尼还俗，“除释教之弊，宣告中外”。总计全国当时拆毁大寺4600座，小寺四万余座，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收回良田数千万亩。寺院所遗金银像以付度支，铁像用以铸农具，铜像法器用以铸钱。朝庭还规定：“西京留四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34处各留一寺，上寺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它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13)。

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二厄，顿时造成了中国佛教的危机。国清寺所在的唐兴县（今天台县)，按朝庭规定不得有寺，有寺也在毁废之列。故国清寺难逃劫运；所有建筑物均被拆毁和焚烧，僧众还俗，田产归公。寺内物品仅隋炀帝和智者大师帖真迹—部份，被僧清观拾于废墟中而保留下来(14)。

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即帝位，年号大中，诏告停止毁寺：“会昌季年，并省寺宇，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15)。然而，经过会昌灭佛，经籍全部被焚，佛像、法器等皆被毁，佛教一时元气大伤。大中五年(851年)，国清寺进行重建，唐宣宗加赐“大中”二字，诏散骑常侍柳公权为国清寺书额“大中国清之寺”(16)。但因一时财力紧张，至大中七年，国清寺还是“佛殿初营，僧房未置”(17)。大中十一年日僧圆珍至国清寺从天台宗十三祖正定物外大师学天台教观。同时将“右大臣给充路粮砂金30两，买材木于国清寺止观院起止观堂，备长讲之说。又造三间房填祖师之愿，即请僧清观为主持人”(18)，大中十四年，袭甫起义军与唐军决战于天台桐柏宫，并建寨驻兵于国清寺(19)。但此举幸而未使国清寺遭到破坏，于是几遭复灭的天台宗又开始活跃起来。

根据考古发现，唐柳公权所书之“大中国清之寺”六字，至今还镌刻在国清寺大雄宝殿后约200米处山腰东侧的岩石上。在同一岩石的左上方，还留有宋米芾所书“秀岩”，朱熹所书“忱石”等摩崖石刻。岩石的周围还出土了唐代的宝相花纹瓦当及唐、宋青瓷、影青瓷碗、碎片等。所以，笔者认为会昌灭佛后，大中年间置建的国清寺，即地处在这一摩崖石刻前，东西方向面阔与南北方向进深各50米左右的场地上，其规模比会昌灭佛前小得多，面基址比现在国清寺更蔽隐，地高、势幽，这是容易理解的。

唐亡以后，五代十国相承，50年间，变乱相仍。南方十国战乱较少，政治相对稳定，加上国清寺所处的吴越国，又对佛教采取保护和支持政策．故国清寺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还幸免了佛教史上最后一次毁佛之厄。特别是吴越国王钱弘俶遣使至高丽、日本，设法求回天台宗章疏，而使天台宗得到“中兴”。同时钱弘俶又赐金字《法华经》一部于国清寺，国清寺因此吸引了四方学僧来听讲《法华玄义》及《法华文句》等。此时的国清寺已逐步复苏，并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建筑群体的规模也有一定的发展。寺内由德韶禅师新建砖塔二座，用以安放赤城山塔所出之佛舍利(20)。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他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降宋，吴越不战而亡。国清寺未经战争破坏，有所发展，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诏国清寺“智者大师科教类次尺牍凡百十四部，赐名《天台总录》”(21)。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裹赏金万两重建国清寺，并称景德国清寺。对于这段历史，明传灯《天台山方外志》作如下记载：“宋景德二年，改景德国清寺，前后珍赐甚夥，合三朝御书数百卷，后毁于寇。独大师所题莲经与西城贝多叶经一卷曲及隋旃檀佛像、佛牙仅存。1988年12月，国清寺在营建玉佛阁时，发现宋代建筑遗址，出土了宋代文物．建筑遗址距国清寺静观堂右侧约重40米，在现国清寺围墙外，面积为340平方米。出土文物有铭文砖、宋瓶、瓷碟、瓦当、铜铃、石佛座等，伴随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宋代砖瓦、陶水管。铭文砖长29、宽14.8，厚5.6厘米，上侧铭文为“宋景德二年八月书”，下侧铭文为“李记”。瓦当为圆形，菊花纹饰，径长18厘米。地下还发现了下水道、卵石径、木炭和房屋基础。从以上资科可以看出，史载宋景德二年“重建国清寺’是正确的，且所建的规模要大于今之国清寺。此后，国清寺稳步发展，及至嘉祐六年(1061年)时，已是“煊赫中夏，辉映渚蓝”，与荆州玉泉寺、润州栖霞寺，济州灵岩寺，同称人间“四绝”(22)。又经过11年的发展，到了宋熙宁五年(1072年)，在寺主仲方、副寺主利室、监寺仲文的努力下，国清寺则成为一个拥有真觉院、戒坛院、教迹院、三贤院、定惠院、十方教院、廨院、罗汉院等建筑群体的大丛林(23)。

宋代国清寺之“毁于寇”，是国清寺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据有关资科分析，这次大破坏当在公元1119年至1121年间。公元1119年，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发动农民起义，其部将吕师囊在台州一带活动，且攻占过天台，影响很大(24)。农民起义在历史上都被封建统治者称为贼寇，故农民斗争矛头总是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一部份的僧侣地主以及他们宣扬的佛教，不可避免地也要遭受到沉重打击。

建炎二年(1128年)，国清寺奉诏修复，这次修复得到了天台县各地保甲的大力支持，许多保甲诸如“叶杨甲、钱珀甲、曹田甲、丁僧甲、戚陈甲、钟黄甲、庄造甲”等，都捐助了建筑材料(25)。史称修复后的国清寺“上方有兜率台，左右有五峰及拾得岩。双涧合流及浮图插汉及振锡、回澜二桥。……有香积厨、（河）罗大神像、寺前有新罗园，又有清音亭、雨花亭，殿后有雷音堂、振奎阁，后无畏室，后更好亭，亦有云顶庵、古竺院，栖云楼蔚诸胜。前有解脱门，门外有止观亭”(26)。蔚为壮观。宋谢伋曾为之撰《重建国清寺碑铭》，惜碑已亡佚。当时寺的范围和布局，大致以现在的规模，中轴线一直延伸到柳公权、米芾、朱熹所书的摩崖石刻前，东到东溪边，西到西溪旁。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高宗皇帝下诏“易教为禅”(27)。并敕差慧律禅照住持国清，许令每遇圣节进奉香疏，致使国清寺成为禅宗“江南十刹”之一。绍兴元年(1131年)，国清寺经济已相当雄厚，不仅拥有大量的寺产，而且在外地置办有土地庄园等，进行专门管理．如在宁海县即立有千田涂庄，天台县令刘潮为此撰书《国清寺千门涂田记》，由监寺可文立石(28)。南宋末年，国清寺在寺的周围共拥有田3461亩、地490亩，山3902亩(29)。

公元1279年，忽必烈兼并南宋，统一了中国。元统治者在统一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佛教是可作统治的工具．为了强化对汉人的统治，便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而加以利用。他们把宗教宣传作为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30)。其后皇帝都要营建新寺，大做佛事，并对寺院颁发巨额赏赐。由于元王朝甚重三宝，故国清寺在这时也得到赏赐“免田扎付”(31)忽必烈还赐壐书天台宗高僧湛堂性澄之请，还国清寺天台宗之旧制(32)。至正元年(1341年)，邑人胡荣甫为国清寺重建山门，此时主国清法席者为僧勖宗冕，他们并于旧址建造雨华亭和方丈室，又筑放生池。末年，由于天台山诸寺教禅互争，故国清寺又趋衰亡，事迹覆没无闻(33)。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因为他年轻时曾经出家做过和尚，故对佛教很为重视，并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禅宗名僧昙噩禅师住持国清寺，奉号佛真文懿大师(34)，使国清寺复为禅寺。是时的国清寺，虽然“梵门巨丽豁目”，但“暨入，即荆棘丛交，瓦砾填委，鞠为圮址”(35)。为了使国清寺从衰落中复苏过来，昙噩禅师带领僧众们前仆后继，重整佛地。洪武十七年，国清寺方丈室、佛殿、御书阁、钟楼等尽被大风雨摧毁，仅土地堂、雨华亭和山门等保留了下来。洪武三十一年，蕴中瑄公迁移土地堂至雨华亭东侧，作为方丈窒。后来虽经寺僧陆续稍稍补修，但此时的国清寺“非盛时比矣”(36)。

嘉靖十六年(1637年)，国清寺还是“烟草罗生，荆棘衣袂“，整体建筑仅山门、雨华亭等“数者宛然犹存”(37)。嘉靖二十一年以来，国清寺在住持僧道金的主持下，略有起色．但到了嘉靖三十九年，雨华亭又毁，至隆庆四年(1570年)才重新建回，但此时大雄宝殿却又倒塌。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因素，国清寺毁坏严重，仅“山门、古塔巍然独存”(38)，一片凄凉景象。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台州府节推刘启元，临海乡宦王士松、国清寺僧性芳，共同致书敬请灵隐寺临济宗大德如通法师重修国清寺．如通法师慨然应允，乃命其徒性省、如楷、真逊等募缘重建，天台耆民许榜捐百金为助资，邑侯王孙熙为之作《重建国清寺碑记》。万历三十年，明神宗特旨汉经厂阇黎、御马监太监党礼前往国清寺，赐“经一藏，饭僧内金千两，建藏阁内金四百两”(39)，由僧性冲负责守护藏经，并建造藏经阁。在朝庭的支持下，又经过寺僧们的一番努力，国清寺面貌一新，“其规模宏壮，当在净慈、灵隐之上，大殿法堂皆新成，……右方藏堂，殿前二方幢，门外左岗浮图，万工池已廞淤，池上有七佛小塔”(40)。寺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兴盛景象。

入清以后，由于清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被迫走上了消极的烧香拜佛的道路．特别是佛教寺9的土地日益扩大，出家的制度吸引着饥寒交迫的人民出家为僧，以解决生活问题，佛教被人们所向往和崇信着。国清寺也因为这种制度的影响，在这时受到民间百姓的推崇，稍有发展．康熙初年，国清寺殿宇亏损，墙多坍塌。继之大雄宝殿又圮。于是住持祖宪禅师乃募旧施主许均庄之孙许愿平捐资重建．重建后的大雄宝殿，规模不小，“堂序可容数千人”(41)。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国清寺奉敕重建，工程延续至十三年完工。建设的规模大致保持现状，即沿主轴线的一系列殿宇，包括山门、钟鼓楼、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及其两侧厢房。修建的同时，雍正皇帝还特赐“龙藏”一部，成为今国清寺的珍藏。

关于这次国清寺的重建，《乾隆御题国清寺碑》是这样记载的：“我皇考宏振宗风，昭宣觉海，不欲使古贤旧迹一旦即湮废，爰发帑金，易其旧而新之。仍命专官往董(殷)事，鸩工（底）材，经始于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越乙卯岁八月乃告成功”。这次重建，是国清寺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从而使寺内层檐列拣，金碧辉煌，恢复了往日光彩。

及后，在历任主僧与合寺僧众的努力下，国清寺不断地进行扩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宝琳达珍老和尚又为国清寺建造了禅堂，静观堂、罗汉堂等。宝琳禅师住持国清之时，“四方纳子，餐风饕道者云集影从，道法之盛，世所罕见”(42)。乾隆四十九年，耀冶禅师继宝琳主国清法席，在耀治住待国清的数十年间，皈依者不下一万人。道光五年(1825年)时，国清寺的经济已相当富有，住持文定和监院自南将大量的土地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如道光五年五月三日所订的第112号租约(现藏临海博物馆)，就明确了位于西塘村的三亩一分熟田，其年租为麦四斗四升、谷四石四斗。寺院就收取地租，来进行新的营建和维修。咸丰三年(1853年)莲舟法师等助资建造了三圣殿，并为 西方三圣造像(43) 。同治九年(1870年)，藏经阁又告落成。光绪五年 (1879年)，住持成德于大殿两旁建设琉璃，并广置斋田。

公元1912年，清帝下诏退位，中国封建制度随之解体，由于社会的变化，思想意识也起了相应的变化。在这一时期里，国清寺广置田产，大兴土木，影响重新额扩大。

民国17年(1928年)，国清寺住持达山和尚合同本地绅士凌某及天台山合山长老，敬请名僧可兴法师来主国清法席。民国19年，台宗大德静权法师团山礼祖，并应可兴之请，为国清寺首座主讲法师。并与谛闲，可兴等力争，复国清寺之讲寺旧制。民国20年；可兴、静权为进一步弘扬智者大师的天台思想，创办了国清寺天合宗佛学研究社。民国21年，可兴、静权捐资建造了迎塔楼和修竹轩。民国24年，可兴、静权又修理大塔，并筑放生池，建妙法堂，安养堂．大悲楼，至此，西轴线建筑群体完全形成。国清寺遂成为东南梵刹之冠。民国37年，住持慧莲法师建造了方丈楼及其两侧厢房。此时，东轴线上的建筑群体也告完成。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保护下，国清寺积极参加了土改运动。在土改中，分得田地130余亩，山林3000多亩，并成立了国清寺农业生产劳动股。住持澹云法师还倡导“农禅合一制”，僧众们白天参加农业劳动，自力更生；早晚则勤修持，与世无争。1956年，静权法师为大雄宝殿重塑金身。1957年，静权法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3年，省人民政府公布国清寺大塔和唐一行禅之塔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宗数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破坏，国清寺也逼厄运．寺内佛像大部份被毁，历代石碑被打碎，佛教文物被盗，寺院被占用，厨房等数十间房屋被拆，大部僧侣被迫还俗，损失惨重。有人甚至要拆掉大殿，锯掉古树，因社会群众和僧侣的激烈反对；才得以幸免。经过“文革”一个时期的破坏，名闻中外的千年古刹呈现出一派荒凉破落的景象。1973年，日本天台宗佛教徒向我国政府提出要参拜祖庭的强烈愿望。因此，在周总理和国务院各有关单位的关怀和支持下；由国家拨款30元人民币，天台县成立了国清寺整修领导小组，对国清寺进行全面整修．在整修过程中，除对几个主要大殿落架大修外，还新建了梅亭，恢复了“七佛塔”，“唐一行禅师之塔”等．国家还从北京故宫、外贸部、中国佛协、国家文物局等单位，调拨来13吨重的青铜释迦牟尼像、元代楠木雕十八罗汉像、青铜香炉、五时等佛像法器，计140余件。充实了国清寺，使古老的隋代古刹殿宇一新，佛像庄严。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落实，国清寺更加焕发出夺目的光彩．1978年，成立了国清寺文物保管所．1979年，国清寺对外开放。1981年，省人民政府公布国清寺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日本天台宗宗务厅出资在国清寺大雄宝殿后面左侧，为智者大师，行满和道邃、最澄大师建立了显彰碑。1983年，国清寺被国务院公布为汉族地区142座开放寺院之一。同年，国清寺监院可明、知客乘芳还督造翻新了客房、厨房等。1984年，恢复天台宗佛学研究社。1985年，住持唯觉重修开山祖师章安大师灌顶之塔。1986年，日本南常男先生出资1000万日元，在大雄宝殿后西侧建造了妙法莲华经幢。

此后，国清寺一直不断地进行修建，迄今已完成观音殿、三贤殿、玉佛阁．五百罗汉堂等建筑。使国清寺的整体建筑由原来的中轴线、东一轴线、东二轴线、西轴线之布局，而变为中轴线、东一轴线、东二轴线、西一轴线、西二轴线之五轴线布局。可以断言，当今的国清寺，是隋、唐及两宋之后的第四个鼎盛的时期。

国清寺自创寺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国清寺饱经沧桑，迭遭劫难，数度衰竭不振，又数度振兴恢复。尽管现存建筑系清雍正十一年后陆续重建，但它那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尊佛像、每一件法器，无不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布局，它的结构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匠师们惊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今天，人们来到国清寺，不只是瞻仰它的雄伟风采，也不只是吊古怀远和诵经礼拜，更重要的是对古代大师们所留下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表示无限的敬意。纵观国清寺的历史，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国清寺的盛衰是同天台宗的发展，以及社会变革是密切相关的。当天台宗发展到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或受到朝廷支持时，正是国清寺处于繁荣昌盛的发展时期。而当社会发生变化，及天台宗本身在教义发展上停滞不前或无多大发展时，国清寺转入衰微。不管国清寺的盛衰如何，它毕竟促进了中国佛教其它宗派的竞相创立，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我国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了与邻国的友谊与了解。如今，我们期待着国清寺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产生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注释：
(1)、(3)、(4)、(6)、(7)、(8)、(9)、隋灌顶：《国清百录》。
(2)、张哲永：《智顗的生平与死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5)、徐三见：《“国清”新说》，未刊稿。
(10)、(27)、(31)、(39)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12。
(11)、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9。
(12)、唐(日本年)淡海三船：《大和上东征传》。
(13)、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记》．
(14)、(16)、(28)、(33)、(36)、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4。
(15)、《全唐文》卷81《复废寺敕》。
(17)、唐沈灌：《国清寺止观堂记》、《全唐丈·唐文续拾》卷6。
(18)、(23)、日本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18)、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9。
(20)、(21)、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11。
(22)、宋《灵岩千佛殿碑》。
(24)、民国《台州府志.大事志》
(25)、金祖明等：《试论天台山国清寺塔的建筑年代》，《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
(26)、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6。
(28)、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4。
(30)、明陶宗仪：《辍耕录》卷3。
(32)、明释如惺：《明高僧传》卷1。
(34)、(42)、蕴光：《国清寺高僧传》。

原文刊登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台州历史文化专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