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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评张总《地藏信仰研究》 周广荣 近日翻阅张总先生的新著《地藏信仰研究》,使我想起王昆吾师给我们讲过的李春、鲁班造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致内容是:鲁班与李春打赌,要求一夜之间分别造一座桥,看谁造得好。鲁班作为木匠的鼻祖,很快在河上建起了一座木桥,然后反复地精雕细刻,天亮之前,早早地就建成了一座精巧、轻盈的木桥。李春是一位石匠,他没有立刻着手造桥,而是先去遥远的昆仑山采集上好的石料。当他费了很大地力气把这些石料运回来时,已接近五更天了,剩下的时间只允许他把这些石料堆砌成一座桥的模样。天亮时,李春刚来得及把最后一块石头垒好。这场竞技的结局,无人知晓,但经过岁月的淘洗,鲁班的木桥早已不见踪影,岿然独存的只有李春的石桥。故事的本身虽有些荒诞不经,但通过这个故事,王师是在向我们传输一种“宁拙勿巧”、朴实厚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风。而今,拜读张总先生的这部新作竟使我忆起昔日王师的教诲,这或许正是由于《地藏信仰研究》一书正好契合了王师所倡导的那种学风。 《地藏信仰研究》一书煌煌三十七万余字,分别从文献记载、文物考古、民俗信仰及域外影响四个方面对地藏菩萨信仰的历史遗迹作全方位的搜寻与描述,实为国内系统研究地藏信仰的首部专著。本书共分为六章,一、二两章分别从“佛经中的地藏典籍”及宝卷、 笔记小说、感应故事等外典文献中勾辑索隐,探讨地藏信仰在不同载籍中的存在与表现形态。第三章“地藏菩萨的造像与绘画图像”则从石窟摩崖、石窟壁画、金铜泥木石质造像、纸绢挂画,乃至经集与经册挂画等材质的地藏菩萨造像的分布区域、功用及形象差异展示地藏信仰的流布与衍变。第四、五、六三章则分别从宗教信仰层面探讨民俗中的地藏信仰、九华山地藏道场的形成及地藏信仰与其它宗派信仰的关系等。通览之后,本书有不少地方都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一是文字与文物结合,历史遗存与现状调查结合,全方位、多角度揭示地藏信仰的独特形态、传播地域与发展流变。地藏菩萨在中国佛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地方人们往往把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视为佛教的主神,其地位甚至超过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地藏,梵名作Ksiti—garbha,ksiti意谓居处、住所、土地、大地等,garbha意谓胚胎、子宫、藏伏,二者合起来意谓“藏有土地”、“含藏土地”、“地中之藏”。日人泽田瑞穗据此推定,地藏菩萨的原型或为印度古代的土地神,与古代印度的土地崇拜有关。在佛教中,“地藏”一词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地藏十轮经·序品第一》称赞地藏菩萨的德行为“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又称其悲悯弘愿“犹如大地,令一切众生皆得受用”,由此“能令善根牙茎枝叶乃至华果,皆悉润泽增长成熟。”地藏信仰在中土传播的过程中,又与中国古代的冥间信仰、传统中的孝道思想相结合,使地藏菩萨成为具有无量功德、无尚悲悯、无尽弘愿,于末法乱世度人苦厄、救人出离地狱苦海的幽冥教主。由于地藏菩萨具有无量功德,其身份与事迹也变得扑朔迷离、迷雾重重。《地藏十轮经·序品》称其能示现帝释身、菩萨身、声闻身、各种畜生身、阎罗王身、地狱卒身、阿修罗身等多种应化身;《地藏菩萨本愿经》载有他的四种本生事迹,其前生或为大长者子,或为国王,或为婆罗门女,或为光目女;另外,由于地藏菩萨深为下层民众敬信皈依,各种灵验记与灵验故事,益发使其身份复杂多变,甚或有相互矛盾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真实历程与存在形态是研究工作的第一要义,如何从关于地藏信仰的多种形态的历史遗迹中,辨章真伪,考镜源流,是本书作者面临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王国维提出研究传统学问需“取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后,又有学者在其基础上踵事增华,在王说的基础上附以“田野调查”提出“三重证据法”、再附以“域外汉学材料”成“四重证据法”。本书的作者并没有明确标榜什么特殊的研究方法,但在通篇布局及章节安排上则显示出圆熟地运用多种材料与方法,多角度、全方位把握研究对象的能力。具体而言,本书第一、二章是利用文字材料,诸如佛教经典、愿文、变文、宝卷、追荐、科文、笔记、感应故事等探求地藏信仰的遗迹,第三章是利用不同材质的地藏菩萨造像,具体而微地分析地藏信仰的地域分布、形像差异、组合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地藏图像的源流与变迁。从某种角度而言,前三章即已实现了作者在后记提出的“佛典文献与艺术考古方面有所结合”的愿望。本书的第四章主要从佛教斋戒及民俗角度揭示地藏信仰在普通民众中的深远影响,其研究方法类似于民俗学中的田野调查法。第五章是以九华地藏道场的个案分析揭示地藏信仰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殊胜因缘。最末一章“信仰遍布海内外”是关于地藏信仰的外围研究,探讨地藏与净土、华严、三阶、密宗等佛教信仰流派的关系。本章的“韩日信仰”更是利用域外的文献材料介绍了地藏信仰在韩国及日本的影响与遗迹。本书前三章的内容可视为对地藏信仰历史遗存的分析,是考古,后三章许多章节则侧重于对地藏信仰现状的调查,是察今。 尽可能多地占有原始材料,对地藏信仰的文化遗存作穷源竟委式地分析与考辨是《地藏信仰研究》给笔者留下的另一突出印象。如上所言,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中蕴含的规律,而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与辨析。从《地藏信仰研究》涉及的具体内容来看,作者对有关地藏信仰的原始材料的搜求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文字材料除大藏经外,更旁及敦煌遗书、民间宝卷、笔记文集、感应故事,且附以巴利、西夏、回鹘诸语种的相应文献;就造像图画材料而言,其类型有石窟摩崖雕刻与壁画、金铜与石雕碑像、寺殿造像、水陆画、经册画,其来源则有中原地区的洛阳龙门石窟、邯郸南响堂石窟,华东地区的东平华严洞与杭州资延寺摩崖,西北地区的敦煌、麦积山、固原须弥山、耀县药王山、彬县大佛寺等石窟,西南地区的大足、安岳、剑川石窟,以及资中、内江、夹江、邛崃、眉山龛像,华南地区的赣州通天岩石窟等。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同时,作者更对材料的真伪与价值作出恰如其分地辨析与评判。署为唐代于阗高僧实叉难陀翻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地藏信仰的根本经典,然唐代的《开元释教录》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皆未著录,宋、元、高丽诸经藏亦未予收录,到明代此经才被编人佛藏之中。因此,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认为此经出自于阗而非印度,松元文三郎认为此经是以《地藏十轮经》为骨架仿《阿弥陀佛本愿经》增补而成的疑伪经,小野玄妙《佛典批评论》更一一详列此经的疑伪处。至于此经形成与流行的历史年代则仍付阙如。本书作者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发现敦煌卷子中有四件《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残卷,即S.431、S.5892、北重31及散372。经过近一步比对,作者发现前二种实非《地藏菩萨本愿经》,而是《佛说地藏菩萨经》与《地藏菩萨十斋日》,只有后二种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再联系到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即公元11世纪初的北宋年间,作者推定此经出现应在北宋初之先。因此,作者指出“伪经只是相对印度经典而言,具体来说,一般是指中土撰述,并非译自外来的胡本或梵本。但即使是伪经,并不一定就降低其价值。”不经过身体力行地考查与细微地斟别,是很难获得这种认识的。 图片与文字相结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地藏信仰的各种遗存与风貌是本书给笔者第三个突出印象。《地藏信仰研究》是以地藏菩萨为核心展开的,是佛教人物的研究。作者在本书中对地藏菩萨的造像与绘画图像作客观、细致地文字描述时,更在书首插入了几十帧彩图与素描,在给读者以直观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研究的客观性。 笔者在沉浸于《地藏信仰研究》一书朴实、厚重的学术氛围之时,亦有些许未惬心意的遗憾之情。最明显的一点是作者虽然广泛参考了古今中外的多种著作,但在文末并没有列出相应的参考与引用书目,以及相应的地名、人名与主题词索引,从遵守学术规范的意义上来说,此书并不是十分完美。另外,本书的文辞稍嫌粗略,错字、漏字现象亦时有发生。 总体来说,《地藏信仰研究》是一部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总先生正是以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献身精神,不惮烦艰地多方搜求,四处奔走,在充分地占有、分析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汉传佛教系统中的地藏信仰作出全面、详实的描述与研究,其工作必将为后人的地藏信仰研究提供坚实的根基与多方面的启示。 (《地藏信仰研究》,37万宇,张总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 (本文作者周广荣系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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