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与拳路 ---于均刚
　　近来，重新翻阅六祖《坛经》，心中常被触动。六祖慧能和神秀各作一首渴子，神秀日：“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反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有心”“无心”的争论却好似今天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斗，禅的修行自此也分两途。继承慧能的，提倡顿悟，即心即佛，其中不乏呵佛骂祖之辈，多讥笑苦苦修行者，认为是缘木求鱼，然时至今日，其辈又有几个能超越六祖，单是六祖法身长存，世间便无出其右者。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两首偈子，不能当做唯一、或者水火不相容的修身求真的方式，不过仅仅表示六祖和神秀修行境界的高低罢了，而不是修行手段的高低的较量，果如六祖言“本来无一物”，则留此千年法身若何？既然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则留此《坛经》若何？六祖用意无非说明：心身不可分离，身是心的依赖，无身则无以存心，故留法身以示源头，反观今日些许宗教派别，让人轻视肉体的意义，轻视社会的意义，殊不知佛教也以大海中盲龟遇浮木比喻人生的难得，哪能随意糟蹋自己的身体，拳术界言“习武之身贵如金”也是此意；意需言传，无言则无以立意，故留《坛经》以阐法。我们仔细阅读六祖慧能传记，发现他何尝不是时时勤拂拭？其中有一条颇耐人寻味，六祖为了躲避恶人追逐，隐身山林与猎人相居，每吃饭时，就把野菜放到肉锅里煮了吃，这种对待荤素的态度，恰恰表明他对身心的态度，并不是后来人一味兀兀静坐，死守教条，折磨肉体，相反，他是很注意身体的营养供给，六祖是活泼泼的！
　　拳术界关于套路的争论，其实就是这两首偈子的翻版。争论的焦点其实不仅仅局限在套路动作本身！一代形意拳巨孽薛颠在论“武术”时言：“盖夫武术一途，分内外两家，有武艺道艺之称，练武艺者，注意于姿势，而重劲力，习道艺者，注意养气而存神，以意动，以神发也，……其姿势虽千变万化，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所谓从容中道者是也。”从中我们看出，套路争论的本质其实就是“内家”与“外家”，“武艺”与“道艺”的争论。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也曾讲过：“中国思想中最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万事万物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史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作为国粹，拳术也概莫例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文化的其它领域相交融，特别是到了清末，随着三大拳种，即形意拳、太极拳和八卦掌完备体系的形成，拳术达到了其巅峰时期，拳术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技击术、表演术或者健身术了，而是跃变为庖丁解牛式的“近乎道”的艺术，并进一步与道融合为形而上之“道艺”，成为一个“道”和“术”的结合体。道以术显，术依道存，但是“道可道，非常道”，道的体会，只能通过练功获得，而且因功夫的高低而体悟不同。我们从孙禄堂先生的《拳意述真》知道拳术的化境如同儒家的“坐忘”、“心斋”，也如同道家的得道感，故前贤的言论，是其技术达到一个极高的境地，得道后的言语。因此对套路的争论不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器”与“道”的问题。再借用佛家的语言，套路动作就是渡人到“道界”彼岸的船，对于到达彼岸的人来说，船就成了无可无不可的器具，说它有用也行，说它无用也可，如王芗斋，如孙禄堂。但是，对于留在此岸的芸芸众生来说，船就是必不可少的器具，而在彼岸的圣贤如果想普度后来者，还得借用船只的力量，所以套路在拳术中是万万丢弃不得的。无论佛教界还是拳术界，我们应该从六祖慧能得到警示，身心不可分离，言意要相生，故法可久远。
　　套路是拳术成熟的标志，也是千千万万个拳术前辈们心血的结晶—当然，我指的是各个门派在民国时期成熟的套路，我们对此应加以万分的珍惜，至于现当代各种新编的套路，则如儿时玩的纸叠船，只能玩玩而已，不能当真，是渡不得人的！
　　王芗斋先生可以斥责套路的消极作用，因为他是针对那些已经渡过彼岸而仍不知者，扔掉船的目的，是因为前面还有高山，需要轻装前进；孙禄堂先生弘扬套路的积极意义，也是功莫大焉，因为他是普度仍留在此岸的后学，一如六祖流传的《坛经》！我们既非上根利器，如哪咤般一点灵胞转世，则无权讨论船只的功用，因为我们还留在河的这一边，对于河那边的风景一概不知；更没有资格口诽前贤。
　　有的人对拳术的现状充满了迷茫和怀着消极的心态，其实，无论黑夜和白天，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和风习习，天上的那轮明月何时坠落过？“明月照西窗，春风绿北畔，君却尽此饮，堂前花自开。”，武学之花是风日洒然的，她仍就绽放在这春风明月之间，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遮了云翳，心里布满了尘灰，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她，故禅门北宗神秀之“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落尘埃”，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