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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有棵苹果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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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志愿者眼中的丧亲孩子们 “孩子是地震灾难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但他们自我修复悲伤的能力又是超强的。”23岁的武汉女孩杨维涓告诉记者。 近半年来，在中科院和一个草根NGO组织的帮助下，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杨维涓和她的3个年轻同事，与21名北川丧亲孩子朝夕相处。他们试图探索这样一种方式——以摄影为主，结合绘画、文字，融入团体游戏，来寻找一种儿童灾后心理康复方式——这就是“我的影像成长日记”项目。 四面环山的任家坪小学(该校现位于擂鼓镇中心小学校舍内)，坐落于北川县任家坪收费站旁，高高的旗杆上，飘着一面耀眼的红旗。不远五百米处，就是北川中学，再稍远的地方，就是北川县城遗址。 在这里，数百名来自北川各乡镇的丧亲孩子们，被安置在板房里。至今，他们还不得不生活在废墟附近。 “孩子是地震灾难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但他们自我修复悲伤的能力又是超强的。”4月30日，23岁的武汉女孩杨维涓告诉记者。近半年来，在中科院和一个草根NGO组织的帮助下，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杨维涓和她的3个年轻同事，与21名北川丧亲孩子朝夕相处。他们试图探索这样一种方式——以摄影为主，结合绘画、文字，融入团体游戏，来寻找一种儿童灾后心理康复方式——这就是“我的影像成长日记”项目。 不得不承认，在北川丧亲孩子们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中，有太多压抑和沉重需要释放，但悲伤只是暂时的。 杨维涓说：“这就是乐观的基础，孩子就是这片废墟旁最有力的希望。” ·刘易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这是一个颀长黑瘦的羌族少年。 杨维涓第一眼看到刘易林，不由心里一颤。 一年前，这个少年上学时总要走很远的山路。现在他喜欢和杨维涓赛跑，喜欢和他的好朋友在板房区疯逐。 刘易林有点特别。同学们喜欢看《百变小樱》《猫和老鼠》。刘易林喜欢凡高、莫奈，《星夜》是他的最爱，还有一幅画，画面是一只被杀死的鹿流着血。 老师问：“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 “我觉得好看！” 几位老师都记得，在刘易林情绪波动最大的那次，他用橡皮泥捏了一只奇怪的恐龙。 杨维涓听说：那一天刘易林被他的父亲带走了，去北川县城祭奠妈妈和姐姐。 刘易林那天两点钟赶回学校，鞋子和裤腿上都是泥巴，夹着一个绘画本，目光冷漠。老师让他和大家一起做游戏，他一声不吭。买来饼干递给他，也不接，说：“不饿，不想吃”。他转到教室的角落里，用了2个小时，捏出了一只灰黑色的恐龙。 “就是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很灰色的情绪，与年龄不相符，让人不放心”，杨维涓说。 他和一个叫刘伟的同学成了好朋友，后来，刘易林有新妈妈了，还多了一个哥哥。再后来，他也会和欺负他的女孩子吵架了。 每天下午的摄影绘画课时间，刘易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他比别的孩子更喜欢摄影和绘画，这些能让他专注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慢慢混熟了以后，刘易林有一次主动和杨维涓谈心，看到了杨去尼泊尔时拍的照片，很想去看看，“这个国家的人都讲印度话，我也去学两句回来说说。” ·田玉玲：再缺水也不能剪去长发 美术课上，田玉玲画了一幅画：一个蓝色的小窗户里，左边是爸爸，右边是妈妈，中间是她自己，她笑得合不拢嘴。她给画作取的名字是“我的幸福一家”。 10岁的田玉玲，在地震中失去了爸爸、妈妈、爷爷和妹妹，只剩下奶奶还在。 杨维涓问她：“为什么不把妹妹画上去呢？” 她说：“妹妹本来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想画她”。 在学校里，田玉玲是公认最懂事的孩子之一，水灵清秀，对人很有礼貌，笑起来眼角弯弯的，别一个红色发卡。最惹眼的是一头长发，披到腰间，每次照相时她都会摆到身前。 震后初期缺水缺电，留着长发洗护极不方便。田玉玲的奶奶没有剪掉孩子的长发。 田玉玲是《我的影像成长日记》项目中“北斗七星”组组长。小组里有5个男生，2个女生。男孩子总是要欺负人，把橡皮泥弄到女生头发上，是常有的恶作剧。田也会找老师告状，但说过就忘了，第二天照样有板有眼地管理小组成员。 到了每天放学做清洁的时候，男孩子一溜烟就跑了，只能是田玉玲和另一个女生来收拾。她每晚都是最晚回家，一身的灰土。奶奶心疼，骂她：“你这个笨脑壳娃娃，怎么总是吃得亏咧？” 有一次，田玉玲和奶奶吵架了，她拿起奶奶的手机当面给老师打电话，让老师来评理。事后不到两个小时，她又歪到奶奶怀里撒娇去了。 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正常。 每到夜间，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才原形毕露。他们在梦中大声叫喊，哭泣，说梦话，甚至还会坐起来用力敲板房的墙壁，咚咚咚咚响成一片。 还有一些孩子，一旦遇到不如意，就会偷偷地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或者躺在床上用被子蒙头，默默想念死去的父母亲人。 这种时刻，是最让老师揪心的。“我们担心孩子会夸大自己的伤痛，对现实生活产生抵触情绪”，一位老师说。 ·熊霞：无助的骄傲 11岁的熊霞，只和三年级的孩子玩，她在六年级没有一个好朋友。 她看上去并不介意，脚下一双旱冰鞋，头仰得高高的，在操场和教室之间呼啸而过，粉红色的上衣格外打眼。 起初，熊霞并没参加摄影绘画班，她自己敲门找到老师要求入选。第二天，三个小组的所有孩子都不来上课了，一个女孩认真地跟老师说：“只要有熊霞在，我们就都不来上课。” 杨维涓还发现，熊霞的文化课老师谈起她来也是摇头不已，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班这么多学生，我不可能把精力过多花到这孩子身上。” 经过调查，熊霞被大家数落的缺点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她有较强的攻击性，主要体现在言语上面，喜欢炫耀自己的衣服或者相机、玩具等，小朋友们不喜欢这种炫耀。再就是遇到一点不高兴的事情就骂人，声音很大，口无遮拦。 其二，据说她有时会拿别人的东西，比较“自私自利”一点。一个小例子是，去年冬天大雪时，学校给生了冻疮的孩子发冻疮膏，规定两个孩子共一盒。熊霞说自己耳朵也冻了，找老师领了一盒，老师叮嘱她要和另一个孩子共用，她答应了，但事后得知，她回家就把冻疮膏给奶奶了，奶奶的手冻得比较严重。这盒冻疮膏没给另一个孩子用过一次。老师和志愿者得知后，都劝导她要学会分享。 此外，孩子们就说不出熊霞还有什么缺点了。 另一方面，不止一个志愿者发现，孩子们普遍排挤熊霞，对她不乏奚落，有人形容熊霞是“一根刺”。这是不是有点偏见呢？ 在这个封闭的世界中，大山环绕，学校生活就是一切，熊霞显然被孤立了。一个11岁的孩子，逃不过身边的评判，而她自己的反应也是如此明显。 老师也发现，熊霞有时会试探性地望着同学。她不知道如何去接触别人，也不知道这种接触是否会遭到对方的反感，以致自己难堪，她是无助的。她索性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不是要攻击谁，而是不知所措，这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认真看过她拍的照片，镜头显得慌张匆忙，内心其实是胆怯害怕的，她没有安全感，她渴望爱”，只有杨维涓这样的志愿者，才愿意用心去感受这个孩子的怯弱和无助。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老师和同学，没有人会去教熊霞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奶奶只能保证她吃饱穿暖。 熊霞的家庭状况让杨维涓有点沮丧。 “丧亲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对他们，用心呵护才是最好的良药。如今的任家坪小学有各界捐赠的最好的图书、电脑，有来自媒体的长久聚焦，物质上几乎没有任何缺乏，远远超过这些孩子以往学校的水平。 熊霞需要的是，长期的引导，在她身边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这需要耐心和精力，杨维涓说：“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会是一根刺呢？”
对话志愿者杨维涓：不幸与可怜不应被贩卖 被问及在北川与孩子们相处期间的最大感触，杨维涓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这个背着大旅行包，身材小巧，言语温和的女孩说：“我最不愿看到有人贩卖孩子们的可怜！” 记者：怎样理解你说的这句话？ 这就是现状，我们没办法去要求改变什么，爱心人士的捐助挺好的，至少孩子们物质上不再短缺了，但他们每一次的来访，都让孩子们集体陷入丧亲的悲伤，对自我不幸的回顾，被深深地烙上“灾区小朋友”的印记。一件很好的事情，可能因为方式处理不当，而变成一出特可笑，甚至是伤害他人的闹剧。 记者：你说的功利性具体是什么方式呢？ 杨维涓：我举个例子吧，记得有一次正在上课，为迎接某捐赠，学校的领导让一个班的学生排成长队，班主任向孩子们大声喊道：“父母双亡者出列”，很多学生就只好站了出来，这让我很惊诧！我接受不了这种方式，实在是太粗暴了，让人心寒。 这些出列的孩子会比别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捐助，比如是多一床棉被，多一件棉服和小礼品，但怎么能忍心这么残酷地去撕开他们的伤痛，你以为他们真的需要以这种方式去得到那些棉被和小礼品么？学校有一个库房，里面堆满了社会各界捐助的图书、棉服、文具、有些甚至被水泡烂，生霉了，他们真的知道孩子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吗？ 记者：你认为这种方式不尊重孩子，也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 杨维涓：我认为这种方式粗暴践踏了孩子的尊严。我知道有个三年级的北川孩子，在地震中破相了，很多人知道后就拿起相机，过来凑近他的脸一边乱拍，一边发出同情的啧啧声。孩子站在墙角很惊恐，也很无助。我看到很难受。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受伤了，我过来把你的创可贴撕开，看一下，感叹两句，就走了，可伤口还留在那里。你会乐意吗? 记者：你很不高兴看到外界对丧亲孩子做这类的事情。 杨维涓：是的，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内心，我曾看到一个低年级的孩子，他看到其他丧亲的孩子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跑过来拉着一个前来捐赠人的衣服说：“阿姨，我的父母也死了，能不能也给我一个？”那种祈求的眼神流露出来的东西太复杂了，让人难以想象你面前站的是一个这么年幼的孩子，也正因为他只是个孩子才更让人痛心。这样做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其实是在变相地逼迫这群孩子们贩卖自己的不幸，而这样的结果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对于这种情况，是不是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也感到很无奈呢？ 杨维涓：应该是这样吧。他们经常面对这样的捐赠和接待，也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方式。谁知道呢。给我的感觉，外界大部分的人对灾区小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层面上，送来大把的物资，却无形地对他们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地冲击，他们忽略了孩子们内心所面临的困境和不安。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校方和老师的引导应该是很重要的。
杨维涓手记 ·心潮澎湃地抵达 2008年12月5日 清晨从北京飞到成都，转车到绵阳，再坐一辆灰头土脸的小巴士到北川。 我在车上睡得晕晕沉沉，伴随着潮湿的汽油味道，车窗上冰凉的水汽，看着它一直往山里缓缓开着。直到所有的人都下车，汽车停在路边，我才突然惊醒，问司机这是哪里。 “任家坪”“那小学呢？”我在一堆烟熏肉中找自己的背包。“就在那里” “哦……好吧……” 我慢吞吞地拖着背包。 “你是这边的志愿者么” “嗯，我是来当老师的……” “好啊好啊！那我们家小孩就拜托你了。你教几年级的？“五六年级” “喔，那不行了，我们家小孩才上二年级，哈哈哈！”“……” 和司机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 已经是晚上8点30分。 北川老县城没有了。任家坪收费站的路边修建了一片活动板房区，而小学就在马路边上。任家坪是现在距离老县城最近的一个小镇，一座板房小镇。 把背包扔在地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夜色中远山模糊的轮廓和橙黄色的路灯，显得有些凄凉。我，还有身边同样摸不着头脑，背着睡袋的youyou，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下车时难以自持地发出激动的一声“啊——”，依旧是如此清晰，如此让人心潮澎湃。 ·秘密的夜晚 2008-12-29 北京的手机卡不知道丢到了哪里。反正，裤子的口袋里是不见了，或者在板房床上的被子缝里，公共厕所的垃圾桶里，学校栅栏边的一块菜地里，还是小学生的一盒水彩笔里。回忆所有它能被遗失的地方，就好像翻遍了我现在的全部生活。可是，还是找不到它。 每一天结束之前，站在学校一块废弃的菜地前愣愣地发呆，冬夜稀疏的星空和几棵枯树，夜晚的恐怖和脉搏的跳动让我觉得自己是彻底孤单的。被困在这个无法言说的错位时刻，这个时刻在向我致意，发出镁条灼烧之后的光芒。谁也说不清楚晚上到底有什么变化，连皮肤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手心冒汗，脸色蜡黄而衰老。到处都笼罩着阴影，细长形的，在薄薄的板房里，隔壁睡着未成年的男孩，半夜他们突然大声说着含糊不清的呓语，四肢疯狂敲打，一会又骤然安静，无数秘密悄然而独自存在着。 现在，我读一点点的《小王子》，他们喜欢我，叫我骨骨，并告诉我一些小秘密，那些像包裹在一层凉飕飕的忧伤里的小秘密。 ·每个孩子都有一棵苹果树 ——孩子们镜头中的这个世界 据说，曾经让牛顿灵光涌动的那棵“苹果树”至今还活着，经历了1820年的那场暴风雨后，它依然立在牛顿故居前的草坪上，被破旧的木栅栏围着，两年前的春天，它又开始抽枝发芽。这像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信号，曾经打动无数孩子们的那棵苹果树依然生长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意味着发现与启迪，并充满着希望与勃勃的力量。 也许每个孩子都渴望着有一棵自己的苹果树呢，脑袋被掉落的苹果碰到，就会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意外的发现，或许只是一个自己的梦想，一段无足轻重的小秘密，这些，让他们感受着发现惊喜的欢乐，就像当孩子们拿起相机，心理上用物理镜头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不就是他们一直所梦想的那棵苹果树吗。 他们镜头中的世界永远透着浓烈难解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哪怕是草坪上的一枚圆润的橘子，散落在房间各处的水彩蜡笔，落日前跳上屋顶的小猫，一片荡漾着浅蓝色的板房全貌，他们都认为那是他们心目中的冒险者，国王与士兵，离家出走的淘气包和森林中的一朵朵蓝色的小蘑菇。 他们将生活中的任何道具顺手拈来地赋予想象的能指，这种力量让更多的旁观者目瞪口呆。就像大部分成人不会对泥土缝隙间缓慢爬行的蚂蚁充满耐心，不会在一朵小而倔强的花朵前驻留片刻，不会对一片生机盎然的草坪心存感激，更不会猜测一只小猫午后休憩在板凳下的心情，但孩子们会发现，他们的照片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离得那么近，那么真切，照片中的板房生活，安静而嘈杂，阳光普照，簇聚又散佚，你甚至开始惦念它们人生活气儿的住所来，收音机响，锅碗瓢盆，撞见身着潦潦草草白睡裙的阿姨，头顶冒着热气打水去屋前洗头发，小狗多吠两声被训喝回去，电视剧主题曲，走路拐个弯儿，还能看见邻里的花开得繁盛。 这些虽极马虎，却也极可爱，这是入肚暖肺的生活，孩子们眼中的家园，不管简陋与否，却温馨充满着无与伦比的热情与赤诚。 每个孩子都有一棵属于他们自己的苹果树，当他们站在树下，总会有小小的惊喜和迷人的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