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人生，自古以來就如影隨形，與人類生活相始終；「人生終究不能逃避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人類觸對環境的啟發，內心向上超越的意欲表現，心靈提升的特殊體驗。理解宗教信仰，推廣宗教文化教育，不但有助於人心的安頓與淨化，更是安定社會國家的三大力量（政治、教育輿論、宗教）之一。
　　近幾十年來，宗教界拜台灣社會經濟豐沛之賜，教育普及之助，資訊發達之便，可謂欣欣向榮地正蓬勃發展中；很多人因而得到心靈的安頓，邁向人生的光明坦途。然而不可諱言的，各種與宗教相關的異化現象，蠱惑信眾，時有所聞；假藉宗教而遂個己私利者，亦所在多有。讓有心信仰者難於分辨，致使未蒙其益，反先受其害！值得我們省思與警惕！
　　因此，在信仰普及的現階段，當務之急，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質的提升；不是媚俗或通俗化的引介，而是深層法義的抉發，確當而契理契機的循序導引。欲達此理想，以佛教而言，將佛法的基本教義、特質，信仰的動機、目標，以及淨化方法的特見，有系統、而且由淺入深的介紹給信仰者，實在刻不容緩！然而，佛法浩瀚，法門眾多，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若非學養淵博，體驗精深，又能融會貫通者，要馭繁為簡，深入淺出的推介，談何容易！
　　慶幸在二十世紀的華人佛學界，出現了兩位「博大精深」的佛學大師──印順導師與呂澂居士。藉助兩位大師的研究成果，以及卓越創見，正可以幫助學佛者迅速走出佛學的「重重障蔽」與「錯誤思想」，進向康莊大道。更重要的是，藉此同時釐清佛教在時空更迭之下，種種歧異的發展怪象，以區隔那些非佛所教的信行與「方便」──這正是本基金會編印《印順．呂澂佛學辭典》的緣起與祈盼。
　　印順與呂澂兩位不世出的佛學思想家，竊認其共同點有二：
　　一、對於印度（包括南傳）、中國、藏傳三系佛學，深究、沉潛達六、七十年，其特見精闢，不但直探佛陀本懷，明辨時空流變，超脫中國傳統佛教的宗派窠臼；並且洞徹方便與究竟，抉擇出「此地、此時、此人」的關懷與淨化的「人菩薩精神」，作為今後佛教思想的指標。
　　二、兩位佛學思想家同享高齡（九十歲以上），也同樣尊重、推崇其授業師；但皆奉真理為圭臬，且另闢蹊徑，捨其師之所宗。正因此「依法不依人」的精神，遂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故被譽為二十世紀華人之「佛學雙璧」。
　　但是這兩位大師的際遇、風格，卻是各異其趣的！呂澂居士通曉英、日、藏、梵、巴利等多種文字，「其學術工具之多與研究領域之廣，在我國佛學界，無人堪與比擬。」然而，因身居大陸，除了早期著述以外，從「文革」以降，雖還「耳聰目明」，也有著作能力，卻二十餘年「未著一字」，殊為遺憾！反觀印順導師，自民國四十一年因緣際會定居台灣，雖仍體弱多病，卻著作等身，其研究成果不但引導許多知識分子前來修學佛法，甚至得到日本佛學界的高度評價，大正大學以其《中國禪宗史》一書，授予論文博士學位之殊榮，而成為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此際遇之不同也。
　　在風格上說，印順導師「具有濃烈的宗教熱忱與精純的宗教情操，而且願力深厚，是一位能將生命溶入佛法的宗教思想家」。至於呂澂，其風格顯然與印老不同，誠如本書總編輯藍先生在〈呂澂居士的生平與學術成就〉中所分析的：「他給人的印象是學者的風範，大於宗教家風範。冷靜客觀，求真求實，性格上似乎較缺乏宗教家的淑世熱情。因此，與其視之為宗教家，不如視之為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佛教學者來得恰當些。」
　　儘管如此，在時節因緣的局限下，更凸顯出這兩位佛學思想家的「博大精深」，與其「孤高卓見」之難能可貴！不論是信仰者或研究者，面對印順導師與呂澂居士兩位大師，為後人所留下如此精卓而龐大之智慧財產，該如何珍惜、推廣與心存感激呢！尤其銘感五內的是：印順導師不僅慨然提貢巨著卓見，更以其羸弱九秩之身，慈悲校訂全書；其自奉甚儉，卻將信徒供養的伍拾萬新台幣，移贈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充作出版費用，印老的慈悲喜捨，真令人肅然動容！
　　本基金會董事長開證上人，向來重視佛教文化教育的紮根工作，所以從一九九四年，繼《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出版之後，慈允提撥經費，續聘佛教史學者藍吉富先生，率編輯同仁擔任本辭典的編務工作。這十餘年來，感謝藍吉富先生對於佛學研究與佛教文化薪傳推廣工作之用心與堅持，也感謝所有編輯同仁的辛勞。唯願本辭典的發行，有裨益於佛學水平的提升，與學佛者的實踐；並以此祝願呂澂居士乘願再來，敬祈印順導師法體康泰，正法久住世間！
　　民國八十四年臘八節書於妙心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