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下文学创作的选本逐渐多了起来。但背后隐含的诉求远比过去复杂得多。这里当然还存有“经典化”的意愿，还存有将文学作为“文学”来选择评价的“纯粹”想法。但是，除此之外，由于文学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和制约，由于时代风尚和文学功能的变化，由于市场、消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的理解，和过去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这时，我们选择哪些作品作为对象来批评，就不仅仅是批评家面临的困惑，同时它也是所有研究、讲授、评论文学的人共同的困惑。

　　这个困惑，表面上似乎是由市场经济、商业化、大众文化等问题带来的。或者说由于社会转型或“历史断裂”使一些人感到了深刻的不适。但是，问题可能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业化，没有大众文化等，我们所期待的“多元文化”如何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创作、批评的自由，其空间将设定在哪里或怎样条件的基础上？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对当下的文化生产和文学实践条件还缺乏阐释的能力。我们可能只看到了社会的红尘滚滚，欲望横流，以及精神生活的迷乱或一团糟，并且以简单的批判和不断重复的方式夸张地放大了它。而忽略了变革时期文化生产、传播方式变化的历史和目的性的一面。这样表达，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文学的实践条件是完全认同的，我想说的是，把文学批评的全部困惑仅仅归咎于商业化或大众文化，是相当表面的。一方面，义愤填膺的批判特别容易获得喝彩和掌声，它是“批评家”获得报偿最简易的方式；另一方面，这里以过去作为参照所隐含的怀旧情绪也遮蔽了当下生活的全部复杂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而对当下生活失去解释能力的时候，最简单的莫过于以想像的方式回到过去。事实上，历史是只可想像而不可重临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悖论的现象：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很难找到对应性表达的作品，很难看到引起震撼和感动的作品，文学的力量正在丧失。于是，对文学整体性的不满甚至不屑的议论几乎充斥于耳。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普遍赞扬和捧场，却又让人误以为欣逢文学盛世；在和一些朋友谈话时我曾说过，80年代批评界谈论的是启蒙、人道主义、文学的独立以及艺术问题。现在见面谈论的是买车、买房、争取博士点、学科基地以及各种基金。在现实生活里，大家对时尚生活兴致盎然并多有夸耀，但在文学趣味上，却又表现出极端的贵族化和理想化。我们曾迫切地要求和争取过文学的多样化，希望文学能够多少轻松一些而少肩负更多的社会政治使命，但当文学真的实现或接近了这一想像时，有人又要求“纯文学性”。这个提法的背后隐含的是当下的文学还不够“文学性”。这一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求，是不作宣告地强调文学还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这种一会儿一个主意的想法，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一种知识分子哗众取宠式的“时尚”？他们对自己的这些言说认真考虑过吗？对这种居高临下式的要求的合理性有过认真的追问和检讨吗？类似的悖论还有许多。

　　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我觉得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市场化的运营，必然要出现大量的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像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武侠小说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80年代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不正常的热衷等。而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是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在市场化的时代，由于市场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长篇小说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宠爱，这个文体的优先地位日见其隆。而中篇小说则是一个惨淡经营、相对边缘的文体。这个文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艺术上掺不了太多的假，它的容量或篇幅也决定作家必须认真对待它的结构和叙事。否则小说尚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因此，艺术性在中篇小说中相对来说是较为持久的。这一点在2003年中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但要准确地概括出2003年中篇小说的特征仍然是困难的，这里只能拨草寻蛇或勉强地谈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边缘生活的顽强表达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生活被展示得最为充分。这一现象不仅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有关，与传统的农业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地位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境遇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农村或农民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于是对农村或农民的诗意、神圣想像就成为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思想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像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但是，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在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像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17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入的时候，这一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

　　二、历史故事的重新书写

　　历史永远是小说家感兴趣的领域。历史不能重现，但小说家对历史叙述的好奇心理以及想像历史的冒险愿望，决定了他们一次次地重返过去。这些重写也好、戏仿也好，都是一个解构或重构历史的过程。在中国，历史叙事是相当重要的。小说的“史传传统”即便在今天也深入人心。就像人们宁愿相信《三国演义》是历史而《三国志》不是历史一样。在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特别是大众文化中的历史叙事，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策略。正是在大众文化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才得以呈现并确立。但历史本来就是叙事的一种，叙事就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对历史的再叙事才成为可能。叶广芩的《广岛故事》、凡一平的《投降》、陈昌平的《汉奸》、董立勃的《风吹草低》、朱秀海的《出征夜》、刘连枢的《半个月亮掉下来》、严歌苓的《拖鞋大队》、麦家的《刀尖行走道》等，从慈禧太后到抗日战争，从军垦兵团到文化大革命，从异国他乡到军机解密，作家对历史的艺术想像力在这里得到有力的确证。当然这是虚构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作家的个人记忆，有的仅仅是一道历史的风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将尘封的过去作为奇观来重新展示，也不是怀有倒置历史的勃勃野心和价值判断，而在虚构的历史中着意挖掘和表现历史的劫难、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无力无助、身不由己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在这里只是一个背景，在特殊的历史场景中，人性出其不意或偶然的举措和选择，体现出的恰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这种叙述，和过去我们一再放大的历史叙述已经完全不同了。

　　三、现实状态的从容呈现

　　尽管在知识界一再讨论社会形态的转变或断裂，讨论精神处境的恶化或危机，但这些不免夸大其辞的描述表面上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兑现，人们对生活仍然兴致盎然乐此不疲。但这种已经没有诗意和浪漫的生活，已经没有成群结队既定目标的精神处境，恰如千座高原上离散的羊群，虽然前景广阔但却方位迷茫。每个人内心的波动和不安，是可以意会的。因此，探寻个人在社会变动中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仍然是一个持久的当代性主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聚散离合、情男痴女等，日常生活作为我们面对的生活常态已经不能超越。如何处理看似波澜不惊的情感和事件，构成了对作家艺术想像力的真正挑战。轰轰烈烈的事件容易得心应手，平淡生活中的心理演变却难以艺术化。但在这方面作家却表现出了顽强的努力。方方的《水随天去》、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徐坤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吴玄的《同居》、杨少衡的《秘书长》、叶舟的《浑身都是DNA》、张殿全的《青春散场》、吕不的《如厕记》、周卉的《好好活着》、陈家桥的《人妖记》、程青的《十周岁》、李铁的《花朵一样的女人》、易中天的《高高的树上》等大量作品，表达了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敏锐发现。这些作品更多处理的是人在变动时代心灵的动荡和不安，每一个人似乎都是生活中出演的“他者”，都是行为艺术的参与者，自己既是看客又身置其间，既想转身离去又欲罢不能。这矛盾重重的心理处境在整体上传达了价值失范和狂欢之后的迷茫。这是艺术大显身手的广阔领域。而这些作品表达的从容，显示了当今小说处乱不惊的成熟。

　　当然，这样简单的概括难免捉襟见肘。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性面貌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概括中得到全面的揭示。一方面这与文学生产的规模空前有关，一个人不可能阅读所有的作品；一方面也与个人阅读作品的眼光、角度有关，这一局限性是宿命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提到上述作品的时候，心态是不安和“犹疑不决”的。我得承认，这些作家作品是我喜欢的作家作品，平时对他们的关注也就相对多些。比如刘庆邦、叶兆言、方方、陈应松、熊正良，他们长期从事中篇小说的写作，他们对这种文体的把握是我素来敬佩的，他们关注的对象和在作品中倾注的那份情感，也是令人感动的。残雪曾是80年代最为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80年代“荒诞派”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在《男孩小正》中，她的视角、叙事语调和情感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柔和、平静和温暖，充斥着另一种感人的力量。北北、麦家、须一瓜、荆永鸣、吴玄等，是近年来风头正健的作家，他们的起点很高，熟悉的领域各有所长。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他们吸纳了不同的艺术营养，整合起自己不露痕迹又独具一格的表现方法，显示了他们的冲击力和不可限量的文学未来。编选或阅读他们的作品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是，在肯定了这些作家作品的同时，我又不免踌躇。选择他们自有道理。但是，更多没有提到的作品，不仅仅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它还隐含着我们对文学的判断、评价标准上的迷惑，还隐含着我们因受各种因素制约而缺乏应有的坦诚等诸多问题。批评难以穷尽好作品已经不能掩盖批评家内心的不自信。我对那些现在仍然自信的批评家非常钦佩，但我个人却只有犹疑不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