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到法国南方的小城圣·佛罗朗，不仅在地理上十分遥远；从文化背景上看，一个有着1000多名喇嘛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院，与一个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才只有2000多人口、却因每年举办一次世界性的艺术节而闻名于世的宁静的法国小城，也似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是，1997年6月的一天，在圣·佛罗朗人引以为傲的古老的天主教堂里，刚刚卸职的前法国外交部长德沙莱特先生、夫人及专程从巴黎和法国各地赶来的数百名听众，却怀着极大的兴趣欣赏了来自拉卜楞寺的八位喇嘛们的音乐会。
　　佛教最常用的一个词便是“因缘”，提到拉卜楞寺佛教乐团到法国演出的“因缘”，先要提到圣·佛罗朗艺术节的艺术总监皮埃尔·让先生。这位因成功地主办了数次世界性艺术节而闻名法国艺术界并与世界许多国家的艺术家们保持着联系的艺术经纪人在1995年访华时，曾专程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下一届圣·佛罗朗艺术节能邀请一个“真正传统”、“有特色”的中国乐团赴法演出。我当时即大力推荐拉卜楞寺佛乐团。近几年，北京、天津、五台山等汉传佛教的乐团相继出国访问，造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中国佛教文化热。但是，藏传佛教的寺庙音乐，却鲜为人知，更未能走出国门。实际上，拉卜楞寺的寺庙音乐不仅独具特色，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也有着很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经过一年多的联系和努力，来自甘南藏区的“天籁”法音，终于在有近十个国家参加的“'1997圣·佛罗朗艺术节”上与法国听众见面了。
　　身披紫色袈裟、头戴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黄帽的喇嘛登台之后便把听众“震”住了，那一对通高3.5米的法号(藏语叫“筒钦”)在喇嘛们的吹奏下发出了巨大、低沉、浑厚、神秘的声音。这仿佛来自天国的声音，在海螺(大海的声音)、刚洞(俗称“叫鬼号”，地狱的声音)的伴奏下，将端坐在天主教堂内的数百名听众带到了一种深邃莫测的非现实境界里：有的人似乎回到了远古洪荒之时，有的人仿佛来到了西玛拉雅山顶或大海之滨；有的人听到了上界的呼唤，有的人听到了地狱里的哭号。天主教堂高高的穹顶似乎专为这神秘的声音而设计，那仿佛从天而降又仿佛潜行于地的声音在教堂中鼓荡低徊，摇撼着所有听者的身心。
　　演出之后，法国国家电台音乐台的记者专门采访了我，我扼要地向法国听众介绍了一些有关拉卜楞寺佛教音乐的背景知识。我认为，拉卜楞寺寺庙音乐的价值，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位于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其余五个寺院是拉萨的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则的扎什仑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宗哲创建于藏历第十二绕迥土牛年(公元1709年)。近三百年来，拉卜楞寺对我国西北地区藏、蒙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目前，拉卜楞寺有喇嘛千余人。寺内共设六个学院。 1由于拉卜楞寺注重学业，严格寺规，该寺的高僧、学者层出不穷，影响深远，所出各类著作在藏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佛教音乐在拉卜楞寺有着独特的传承和悠久的历史。在历代嘉木样大师的关怀下，一支被安多藏民称为“道得尔”的乐队一直发展、延续下来，成为拉卜楞寺独有的文化形态。除塔尔寺还有一支从拉卜楞寺传入的类似乐队外，其余所有藏传佛教寺庙(包括卫藏、康巴、安多等藏族地区，也包括“六大寺庙”中的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仑布寺等等)都没有类似乐队，因此，它是十分独特的。
　　第二，“道得尔”音乐是藏、汉文化的一种特殊混合体，充分体现了藏、汉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密切交流与融合。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乐队全部使用汉族乐器--管、笛、笙、云锣，其乐队编制和风格，完全与流行在广大汉族地区的佛教“笙管乐”类似。在其演奏的乐曲中，也有大量汉族乐曲，如《万年花(万年欢)》等。乐队所使用的乐谱，亦颇具特色，是用同音藏文记录的在中国汉族广大地区曾广泛流行的“工尺谱”。其音乐的来源和正式形成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来源于北京并在二世嘉木样时期(清雍正六年-乾隆五十四年，即1728-1789年)即已成型。《甘肃民族志》载：“清康熙乾隆间，夏河嘉木样所用细乐传自北京，有《五顶山》、《大悲观音》、《大成就十八》、《万年花》诸调，仍用工尺译音，有乐无歌，亦不用舞。”因二世嘉木样曾两次去过北京，因此此说不是没有一定的可能性。第二种意见认为来源于五台山并成型于四世嘉木样时期(清咸丰六年-民国五年，即1856-1916年)，拉卜楞寺已故的著名藏戏作家朗仓·开智格来合嘉错活佛(1890-1989)在我1983年初访该寺时曾亲口对我讲：“拉卜楞寺乐队创建于第四世嘉木样时期，乐曲来源于五台山。”
　　五台山系中国北方佛教音乐的中心，素有青庙(指汉传佛教寺庙)、黄庙(指藏传佛教寺庙)两种不同的音乐系统，而黄庙的音乐，又是在直接借鉴了青庙音乐之后发展起来的，很容易成为同属藏传佛教的拉卜楞寺接受吸收的中介。文化传播学特别强调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态形成的巨大影响，认为流水多促使文化流布，而高山则多造成文化的隔膜。大河千里，上下游可能唱着同一首号子；而高山两侧的两个村落，却可能操着两种不同的方言。造成拉卜楞寺音乐与在其东方的五台山黄庙音乐、在其西方的塔尔寺音乐同属一个文化带的地理原因，就是甘南藏区与卫藏、康巴藏区之间存在着昆仑山、唐古拉山的屏障。由于高山的阻隔，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不但与山南侧的西藏本土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反而在乐曲、乐器、乐谱、演奏风格等方面都与汉族传统音乐相同或相似，当然，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他们目前所演奏的汉族乐曲，也已带有某种藏族的风格了。
　　拉卜楞寺庙音乐的这种独特风格，充分说明了藏族文化的开放性，也为藏、汉两族人们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明的实例。那些出于其它目的而妄言藏族文化是一种“封闭性文化”，否认藏、汉两族人民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大量文化交流事实的人，应该听一听“道得尔”乐队的出色演奏。
　　第三，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实际上是一个宫廷仪礼乐队，其主要的作用是为嘉木样活佛的正式活动(如上殿、讲经、宴请、出行、迎送贵客等)伴奏。不同的活动，都有与之相应的专门乐曲，如嘉木样上殿时要奏《上殿曲》等。宫廷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四大类(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中本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汉族的宫廷音乐早已名存实亡。因此，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的存在，便为人们欣赏与研究活着的宫廷音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除“道得尔”音乐外，拉卜楞寺的喇嘛们还在艺术节上演出了感染力极强的经文唱诵和藏戏弹唱。如果说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受汉族音乐影响很深的话，那么，拉卜楞寺僧人们的唱诵，则完完全全与西藏本土一样，保留着藏传佛教“声明”的独特传统。佛教“声明” 2最突出的特点及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们唱诵时音区之低和音色之厚。当那如海潮般浑厚、低沉的诵经声从喇嘛们宽厚的胸腔深处滔滔而出的时候，听众们大都被这闻所未闻的声音惊呆了！一些法国听众甚至不相信人的声带会发出如此低沉的声音来并对这种发音方法颇感兴趣。我对记者们说：这种的声音的取得，一半靠独特的训练方法，一半靠长期的练习。我还开玩笑地表示，希望世界上所有学习 Bass Baritone(西洋歌剧中的男低音)的歌唱演员都能有机会到藏传佛教寺院，比如拉卜楞寺来学习，我相信他们将因此终生收益。
　　拉卜楞寺佛乐团此次在圣·佛罗朗艺术节的正式演出，被安排与一个法国著名的宗教音乐歌唱家热拉尔·莱斯那同台。这是艺术节的精心安排，目的是让原本遥远、陌生、自成系统的不同音乐在碰撞中找到一种谐和，表现了艺术节主办者的一种世界主义精神和文化多元论的态度。当然，这种安排对参演双方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和挑战。
　　热拉尔·莱斯那擅长演唱中世纪的天主教经文歌，曾在欧洲录制出版过许多唱片。那天，他在一个小型乐队的伴奏下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这个颇有中世纪风采的乐队包括一支鲁特琴(therobe)、一支古低音提琴(basse de violon)、和一架小型管风琴(orgue)。那天，他演唱了意大利作曲家亚力山大·斯塔德拉(Aiessandro Stradeiia 1642--1682)作曲的《礼拜三的哀歌》和法国作曲家佛朗索瓦·考普兰(Fransois Couperin 1668---1733)的“耶酥受难纪念三大日课”中第一大日课的《杰黑米的哀叹》。热拉尔·莱斯那在管风琴的和声背景和持续低音的烘托下，在鲁特琴和古低音提琴精致的音型与高雅的对位旋律的伴奏下，用一种类似“阉人歌手”的音色，在较高的音区里，用很丰富的装饰音，非常流畅、通达、委婉地表达了17世纪欧洲宗教音乐的风格和纯真、炽热的宗教情绪。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法国南部一个幽静的小城，在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里，法号与喇嘛们的诵经声和17世纪的天主教音乐交织在一起，或低如海涛，或高如行云，色彩迥异，起伏跌荡。时空交错所造成的巨大张力和碰撞，异质文化并置所带来的深刻对比与罕见的和谐，以及在听觉享受的同时感受到的视觉上的刺激(光是喇嘛们袒右的紫色袈裟、造型奇异的明黄色的帽子和巨大的法号就够让欧洲听众们大饱眼福的了)，向数百名听众展示了两种同样悠久的古老文明。这两种古老的文明，都曾在人类历史中留下深远、广泛的巨大影响并在今天依然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令人感动并感慨的是：在这里，在今天，两种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教义、不同的影响范围的宗教，和平、和谐地在一起“交响”。对立不见了，让位给了美的对比；偏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共同拥有的历史与共同面对的未来的一种理解、一种默契、一种坦诚和一种共同的责任感。《圣经·创世纪》中曾讲述过一个故事：当挪亚的子孙们在齐心建造一座通天塔时，上帝担心人们将无所不能，“乃混乱其语言，致使互不通意，乃四散”。通天塔没有造成，但人们却没有理由埋怨上帝，他在让人们各操一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有意给人类留下了一线相通、相知的途径，这就是音乐。音乐，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甚至超越了它赖以存在的自己的文化背景，它使遥远的变得贴近，使对立的形成和谐。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便是一座可以直达上苍的“通天塔”。人类假如不能从音乐的谐和中体味到宇宙的谐和，不能从音乐中找到彼此的共同点，达到“心心相印”的境界，那便是辜负了上帝的苦心。
　　拉卜楞寺寺庙音乐，在“'1997圣·佛罗朗艺术节”上大放异彩，法音宣流，广结善缘。我相信，拉卜楞寺喇嘛们紫色的袈裟和他们美妙的音乐，一定会长久地飘扬在在圣·佛罗朗市民和众多法国音乐爱好者的心中。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 文/《净土天音》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