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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佛教造像考察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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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近年来青州佛像的研究状况，着重研究了青州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宁福寺、七级寺、广固南寺、兴国寺、白苟寺、张河间寺、成买寺、孙泰寺、大业寺；实地考察了龙兴寺造像、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稷山造像、尧王山造像、广福寺地宫造像及胶南市大珠山三处小石窟，从而扩大了青州佛像研究的视野，并究其底蕴。 一、考察之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前，青州乃至整个山东省的佛教造像，学术界关注者较少。除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石金石补正》以及山东省地方志中收录了部分造像铭文外，在佛教的形象研究方面，则首推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公元1912——1994年）在专著《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1]，对山东省几处石窟所作的研究、论述。50年代中，郑州大学荆三林教授（公元1916——1991年）对济南附近几处北魏、隋唐窟龛（黄石崖、玉函山、千佛山、东佛峪、佛慧山）也作了调查研究。 80年代以来，山东省各地陆续报告发现的佛教造像约30起，尤其是青州附近四批窖藏佛教石造像约1000件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们是： 1.据传1979年冬在青州市东南12.5公里迟家庄以北兴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刻佛教造像，总数不详，大多流散到大陆以外的地区[2]。 2.1984年临朐县出土150多件石刻佛教造像[3]。 3.1988年春，诸城市体育中心工地出土的一批佛教造像；1990年又续有发现，共有造像残体300多件[4]。 4.1996年10月，在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头像即达250件以上；加上残躯体，总数达400多件[5]。 此外，在北魏青州所辖的今博兴县[6]、高青县[7]、广饶县[8]等地，也出土了一批北朝石佛像。 因此，9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批关于青州佛教造像的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有刘凤君的《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9]、杜在忠及韩岗的《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10]、陈慧霞的《山东北朝佛教造像初探》[11]、张总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菩萨造像》、《罗汉·天王·力士·飞天·龙造像》[12]。尤其是宿白先生的《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13]、《5——6世纪中国北部人物造形变化及诸问题》等论文[14]，颇有指导意义。 综观上述所论，学者们提出了下述主要学术观点： 1.公元469年青齐入魏之前，其地造像同于江表，仅闻铜木，不见石雕。入魏以后，青齐石刻造像则晚于青齐以西的北魏地区石刻造像，约八九十年之久[15]。 2.自青齐入魏至北魏末年的65年间，青齐间造像，基本上是沿袭中原北方的形制。但其装饰图案，则较简洁朴素。3.东魏以降，渐有“山东样式”之成立。在人物造形上，粗颈高挺，身躯雄浑；在装饰纹样上，则在主尊足部两侧刻出“倒悬的龙”，或称之为“盘龙”。概作俯首衔莲，四爪（每爪三趾），身尾向上作S形弯转之状[16]。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很少有二弟子出现。 4.北齐时代，“山东样式”有了多样性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薄衣透体及衣纹简练，佛着U形领袈裟，菩萨则有布满周身的网状璎珞。此等变化的原因，一则是南朝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二则是葱岭东西诸胡和天竺僧众的影响；三则是高齐反对北魏“汉化政策”的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东魏、北齐时代广造石佛像，应与当时流行的“末法”思想大有关系。所以人心慌慌，准备来世。诸城出土一件东魏至北齐三尊式立像（SZF:112）的《造像记》很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愿望：“……故须发愿：愿我未来值佛闻法。……愿我未来乃至菩提……常值遇亲闻……获大利益。愿我未来……正信不改……。愿我未来……常在人天，大富长者……。既出家，以坚持菩萨禁戒，依仪无缺，亲闻佛（法）……。（愿我）未来乃至菩提，常受男躯……不生外道，不生邪□，不生下姓，不受恶身，不生畜生，不生恶鬼，不生修罗中。愿我未来乃至菩提……是行者受道之器……。愿我舍此现在……愿引我精神宜得汪（往）生兜率陀天弥勒（菩萨所）……亲侍弥勒，如影随形，讫至下生……弥勒下生成佛，我即识知，生大信心，最初供养……听受大乘十二部经……愿我始从今生……愿我未来乃至菩提……功成本愿。”[17]（附见拓本一） 总观上述各家之言，皆就出土的佛像、菩萨像的形象加以论述，而涉及青州佛教史、青州石窟及寺院现存文物者不多。为扩大视野，究其底蕴，笔者乃于2000年12月对青州佛教遗迹作了一次实地考察，“等闲摘个赵州梨，放手原是青州枣”，今报告如下。 二、青州两晋南北朝佛教状况初探 据传，青齐之地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世纪)就有佛寺。虽然难以征信，但《高僧传·佛图澄传》却有此说词：“石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图画予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有类似的记述。值得重视的是，在鲁南的滕州、胶南、邹城等地出土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代的画像砖或石刻中，都有佛教图像。 青州自西晋怀帝时王弥扰青徐二州，至东晋南北朝时代的273年间（公元307——580年），先后归属于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及北周，计12个政权。其中较太平的时期是东晋、刘宋时期（公元410——466年）及北魏至北齐时期（公元469——577年）。 北魏时代的青州，乃海东重镇，其辖区包括今高青、广饶、寿光、临朐、安丘、昌邑、博兴、高密、诸城、胶县、胶南各县市。两汉青州治所在“广县”。西晋末曹嶷（？——323年）在广县城西北四里筑“广固城”。广固城北依尧山，东有广渊，形势险要。南燕主慕容德于公元399年占领广固城，次年遂建都于此（公元400——410年）。东晋义熙六年二月（公元410年），大将刘裕攻陷广固后，毁城池，另筑东阳城（今青州市区北部），派羊穆之为青州刺史。 今据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水经注》卷26《淄水条》所记青州城及附近山川，特复原一幅《北朝青州佛寺分布示意图》（附图一），以资参考。自北魏以来，青州水系变化较大。发源于妫山的“濁水”，水量变小，原流经尧山与广固城西之间的一段，早已干涸；广渊的残迹，即今之“琵琶水库”。濁水北流的一段，今称北阳河。著名的“五龙口”，应在今五里镇张家庄附近。 北魏的“石井水”，即是今“七一水库”上游的小溪。水量大时，它的源头应在五里镇石皋至刘井之间。 阳水（长沙水）的原来流向，应大体上沿着今“黑虎山水库干渠”，流经楼楼山东北，与石井水交汇。著名的“石井”，应在今首钢青州园艺场北阜。二水合流后，东流，今称南阳河，再东北流，与浊水合流北上，入巨淀（今已干涸）。 北魏的“劈头山”，即今日之“劈山”，海拔546公尺。北魏的“尧山”，即今之“尧王山”，海拔334公尺。而今之“云门山”（海拔421公尺）、驼山（海拔408公尺）、“玲珑山”（海拔576公尺）、“仰天山”（海拔834公尺）等，《水经注》皆无载。 青州的第一座寺院，据清代人考证，是今青州市东南郑母镇平安寨与倪家庄之间的“宁福寺”，今已荡然无存。由益都知县张承燮、李祖年先后主纂、由法小山校补的《益都县图志》（光绪17年始纂，光绪33年成书）卷13营建志上云：“宁福寺，在城东南四十二里郑墓店。明洪武间建，弘治十八年重修。”又考证云：“有碑，见《金石碑略》云，郑母店有宁福寺，旧矣。考诸府乘，实造于晋太安元年。旧址在店东，地名塔儿坡者。与状元王公曾之墓相迩，恐亦当时孝先子孙假之以奉香火也。……”学者们依此推断宁福寺创立于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18]。文中所说的王曾，字孝先（公元978——1038年），见《宋史》卷310，死后宋仁宗曾为之撰写碑文。西晋武帝时（公元265——290年在位），虽寺庙图像多出现在京城洛阳[19]，或云晋朝洛阳有佛寺32座，保存至北朝的只有“宝光寺”（石塔寺）（《洛阳伽兰记》卷4）。但宁福寺之设，尚需进一步研究证明之。 南燕主慕容德（公元336——405年），听信了尚书潘聪及泰山高僧僧朗的建议，定都于广固城[20]。大约就在这一年（公元400年），慕容氏“钦朗名行，假号齐东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而取租税，为兴福业”[21]。 这就是说，在南燕国时代（公元400——410年），僧朗曾以二县租税之财，广兴佛事。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找到相关的史料。众所周知，僧朗是迦湿弥罗国高僧佛图澄（公元231——348年）的弟子。在后赵的短短34年间（公元329——352年），佛图澄及弟子们共建寺院达893所。僧朗与僧谌、僧意于苻健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移居泰山金舆谷后，闻风而造者百余人。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兴、后燕主慕容垂、南燕主慕容德、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北魏主拓跋珪等人，皆钦重僧朗，送书致物，不一而足。据《续高僧传》卷25《僧意传》可知，在朗公住过的精舍中，有七国赠送的金铜佛像，即高丽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22]。魏隋间高僧灵裕（公元518——605年），还为之写过《像讚》。唐代道宣说，这批造像，至唐初犹存。灵裕主要生活在东魏、北齐时代，可知在东魏、北齐时代，“七国佛像”仍广受重视。七国中的“崑侖国”，在今缅甸克伦邦一带，其佛像之制，似属印度秣菟罗系统。则青州工匠欲取秣菟罗式风格，可就近参考之。另外，往西天求法的高僧法显（约公元333——418年），于公元412年（一说414年）泛海回归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长广郡（今青岛市以北）“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迎接经像，归至郡治”[23]，亦证明五世纪初，青州信仰佛教之广泛。 山东佛像在北魏全国产生影响的故事，见《魏书·释老志》。文云：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诏曰：济州东平郡（在今山东省湮城东北）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山西省大同市），使道俗咸覩实像之容，普告天下，咸使闻知”。这件“东平造像”，或许原是铁铸，“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孝文帝以为祥瑞，所以“普告天下，咸使闻知”。此时应是云冈“昙曜五窟”部分完工之际，故“东平造像”对云冈二期造像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关于青州“七级寺” 《水经注》卷26淄水条，记载了北魏时青州的水系、汉广县城、曹嶷筑广固城及东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东阳城。文云：“阳水东，迳故七级寺禅房南。水北则长庑遍驾，逈阁承阿林之际，则绳坐疏班，锡缽閒设。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棲者也。阳水又东，迳东阳城东南。义熙中，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此，以在阳水之阳，即谓城之东阳城。” 又据《魏书》卷67《崔光传》可知，崔光的父亲崔灵运，曾任刘宋青州长广郡太守，率军抵抗过北魏慕容白曜，失败后率子徙代京，时崔光才17岁（即公元467年）。崔光（公元451——523年）曾在公元519年谏阻灵太后胡充华登洛阳永宁寺九级浮图，追忆青州七级寺遭遇火灾一事云：“去皇兴中（公元467——471年），青州七级，亦号崇壮，夜为上火所焚……变起仓卒，预备不虞。” 由上述两项史料可知，七级寺包括七级大塔及禅房等建筑。七级大塔在皇兴年间被天火所焚，而禅房等建筑仍存。那么，七级寺创建于何时呢？我们知道，在东晋十六国时代，五胡中信佛的国王往往在京城筑七级大塔，以示崇佛。例如，后秦主姚兴（公元394——416年在位）都长安，“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24]。而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迁都平城，拓跋珪下诏崇佛，“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别构讲堂、禅堂[25]。 因此，我们推测青州“七级寺”规制宏伟，应是南燕主慕容德所造，时间在公元400——409年之际。七级寺的遗址，据称在青州酒厂一带。1994年12月，在青州酒厂工地出土北魏彩绘佛三尊石造像一件，其地“原似为一建筑规模较大的寺院遗址”[26]。从而可知，七级寺位于广固城内东部，在东阳城西侧。 2.碑刻资料中所见的青州南阳寺（龙兴寺）、广固南寺、张河间尼寺、成买寺。 关于南阳寺（龙兴寺）之沿革，主要是元代益都人于钦《齐乘》卷4古迹条依据《宋碑》碑阴金代人铭刻：“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为‘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名‘大云’。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龙兴寺，府城西北隅修身坊”，“寺东淘米涧”。元末，毁于兵。明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堙。各家论述，大体详备[27]。今存于青州市偶园的《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武平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娄定远）亦证实了佛堂改名为南阳寺的历史（插图一）。 可资补充者是“南阳寺”改称“道藏寺”在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之前。《续高僧传》卷26《僧世传》云：僧世，“青州人，负帙问道，无择险夷。观其游旅，略周方岳……时《地论》是长，偏爱喉舌，丰词叠难，名闻齐鲁。开皇入京，住兴善寺。长游讲会，必存论决。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莱州之弘藏寺。四年，又敕送密州茂胜寺。行达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从房而出，直指东南……既至治所，两夜放光……因具图表，帝大悦也。后还京不久，寻卒”。 北齐时，青州有“广固南寺”，见于《宋敬业等造塔颂》。文云：“是乃佛弟子宋敬业、崔海宝、郭小德、张燕子等，洞识苦空……因兹胜地，建无上之功。大齐天保九年岁次戊寅三月甲午朔六日癸亥，仰为广固南寺大众等，敬造宝塔一躯。万仞名山峭崿歭其北，清冽绿池遄流逗其前。神仙之宫，讵得方其丽；涌出钻天，可以比其晖。乘斯福□，仰资七世，拟入闲门，龙登初会。祓润现存，超□□位。帝祚长延，法界蒙泽……”[28]。 依此文所述，推测广固南寺应在广固城内南厢。“万仞名山峭崿歭其北”，即指固广城北之尧山；“清冽绿池遄流逗其前”，指广固城东南面之广渊。“南寺”者，恐系俗称而非正名。惜此“宝塔”，已不知其存毁矣。 张河间寺，见青州龙兴寺出土东魏天平三年佛三尊石造像铭。文云：“大魏天平三年六月三日，张河间寺尼智明为亡父母、亡兄弟、亡姊敬造尊像一躯。愿令亡者托生净土，见在蒙福，又为一切咸同斯庆”。此张河间寺，显然为一尼僧，亦不详其所在。青州高阳郡有张白奴尼寺[29]，广饶出土造像记称有“青州永宁寺”、“皆公寺”，亦不详其所在[30]。 青州高阳郡新城县有“成买寺”，见《新城成买寺造像记》，文云：“大魏正光五年岁次甲晨八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青州高阳郡新城县成买寺主道充，率化刹邑道侣、法义兄弟姊妹一百人，敬造弥勒尊像一躯。一切群人，咸同福庆”[31]。“寺主”是彼时寺院“三纲”（寺主、首座、维那）之一。该造像记下题名之首，是“□福寺比丘慧兴”。此或即“胜福寺”，今称广福寺，在青州市南劈头山东麓。 又据诸城出土的大齐天保三年四月八日（公元552年）造像记称，有僧官济本，系“青胶二州沙门都”，即“沙门都维那”的省称。他曾“伥德二京，光莅两蕃”，应是一代高僧，惜僧史失载。北齐的“二京”指国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及下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而济本曾传法的“两蕃”，则不详其所指。似是周边的两个小国，其游方年代应在东魏时代[32]。 3.僧传中所见的青州孙泰寺、白苟寺、大业寺 《高僧传》卷4所记的竺潜、道宝，虽称其为“瑯琊人”，然此二僧皆祖籍瑯琊而生于洛阳者也。据《晋书》卷98《王敦传》及卷65《王导传》可知其世系如下：
《高僧传》卷12所记的僧人普明，“姓张，临淄人。少出家，禀性清纯……以忏诵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又善神咒……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则其生卒至晚是公元372——456年之间。 《高僧传》卷8所记僧人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晋败，避地于东莱玄县。亮年十二出家（公元455年），师青州道明法师。明亦义学之僧，名高当世。亮就业专精，一闻无失。及具戒之后，便欲观方弘化……年二十一（464年）至京师，居中兴寺。袁粲一见而异之……以天监八年十月四日卒于灵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钟山之南”（公元444——509年）。 《高僧传》卷6记僧远（公元414年——484年）云：僧远“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难海隅……远幼而乐道……年十八，方获入道。时有沙门道凭，高才秀德，声盖海岱。远从受学，通明数论，贯大小乘。宋大明中，渡江住彭城寺，升明中，于小丹阳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龙渊’。远年三十一（公元444年），始于青州孙泰寺南面讲说，言论清畅，风容秀整。坐者四百余人，莫不悦服。瑯琊王僧达，才贵当世，籍远风素，延止众造寺……以齐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据此可知，青州城有“孙泰寺”，而瑯琊郡（今山东临沂西）有“众造寺”。 刘宋时，青州有白苟寺。事见齐人陆杲编辑之《系观世音灵验记》中。文云：“宋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青州白苟寺道人释惠缘，忽病聋盲……誓心归观世音，诵此（经）一千遍。诵数载满，耳目不觉豁然自差”。 东魏至隋代，青州名僧有真玉、道猷等人。《续高僧传》卷6《真玉传》云：“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目，其母哀之。及年至七岁，教弹琵琶，以为穷乏之计……后乡邑大集，盛行斋讲。母携玉赴会，一闻欣领曰：‘若恒予听，终作法师，不忧匮馁矣！’母闻之，欲成斯大业也，乃弃其家务，专将赴讲，无问风雨艰关，必期相续。玉包略词旨，气摄当锋。年将壮室，振名海岱……其天保年中（公元550——559年），文宣皇帝盛弘讲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于时，义学星罗，跨轹相架。玉独标称首，登座谈叙，罔不归宗。尽谛穷神，焕然开发。耆年前达，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随，酌衢尊而不竭矣。一曾往复者，别经十年……当徒学士，几百千人。……常令侍者读经，玉必跪坐合掌而听。忽闻东方有莲花佛国，庄严世界，与彼不殊。乃深惟曰：‘诸佛净土，岂限方隅。人并西奔，一无东慕。用此执心，难成回向’。便愿生莲花佛国……卧疾于邺城北王家……少时而终”。这篇传记反映了东魏时佛教在青州民间普及的情形，“乡邑大集，盛行斋讲”。而此种“斋讲”通俗易懂，又伴以乐器演奏，很受民众欢迎。“斋讲”是连续举行的，常以一部经典为中心而举行。斋讲的举办者，当是邑社头面人物，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北齐文宣帝的提倡，更将此种斋讲推向高潮。民众佛教文化水平的提高，正是青州佛教造像水平提高的基础。 北齐时，青州有“大业寺”。事见《续高僧传》卷12《慧海传》。文云：慧海，“姓张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师事邺都广国寺冏法师，听《涅槃》、《楞伽》，始通再遍，便能复述，上首加赏。又经五稔，学徒推服。更从青州大业寺道猷法师，受《摩诃衍》、《毗昙》等。然猷慧解无碍，开智难思。海以脱颖之才，当斯荣寄。以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来仪涛浦，创居安乐（江都安乐寺），修葺伽兰，庄严佛事，建造重阁……常以净土为期，专精致感。忽有齐州僧道铨，賫画无量寿像来云：‘是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乘空往彼安乐世界，图写尊仪。’既冥会素情，深怀礼忏。乃睹神光炤烁，庆所希幸。于是模写恳苦，愿生彼土，没齿为念。以大业五年五月五日……至五日夜，歘然而起，依常面西，礼竟跏坐，至晓方逝，春秋六十有九”（公元541——609年）。依此传可知，无量寿佛并五十菩萨像，似亦首先兴起于青齐之地，而传于南方者也。又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云：“隋文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说其本起，与传符焉”。两说相同之处，无量寿佛并五十菩萨像皆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