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經中華民族增加一份堅強無比的活力。這在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皆表現得異常明顯，而對於印刷術，尤其彰著。

古代印度的佛經，開始只是師徒相承，口語相授，並無見諸文字。直到公元前一世紀第四次結集時，才把經文和注疏化錄在棕櫚葉上，成為卷帙浩繁的三藏經典。梵文稱樹葉或葉片為「pattia」，音譯為「貝多羅」，因此便把這種記錄在棕櫚葉上的佛經簡稱為「貝葉經」。它的裝幀，類似我國古代的竹簡，用細繩一片片串成。用棕櫚葉製成一部經書，要經過採葉、水煮、晾乾、磨光、裁割、打洞、畫線、刻寫、上色、裝訂等十幾道工序，十分麻煩費力。

佛教傳入中國時，我國尚無印刷術的發明，但已有紙張出現。到二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術，用樹皮、破布、廢網等造紙，紙質堅韌，造價便宜，於是「天下咸稱蔡侯紙」。所以，我國翻譯的佛經就可以抄寫在紙上，這比刻寫在棕櫚葉上方便多了。但抄寫佛經並非易事，特別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經的進一步發展，上至貴族，下至平民，信仰佛教的人很多，需要的佛經數量更大，僅靠抄寫不利於佛教的傳播。

我國商代刻甲骨，先秦雕印璽，秦襄公刻石鼓，秦始皇封禪勒石，漢蔡邕令學生摩拓經文，魏晉道家制符篆，晉代反寫陽文磚誌，南朝梁反刻念文神道石柱，以及陶瓷的印花，絲質的鏤板印花，都表明人們刻學技術的不斷提高。而創自東漢，發展於魏晉的松煙製墨，以其不會模糊漫漶而成為印刷技術產生的必要條件。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也繼承了我國古代的石刻技術，六世紀中葉北齊高氏王朝統治時期已有石刻佛經，其代表作有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北武安北晌堂山的《維摩詰經》等。到了隋代，石刻佛經大發展，沙門靜琬開始在幽州大房山石刻佛經，以後歷代繼續增刻，成為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刻佛經。另外，寺院和佛教徒還用捺印的方法製作小塊佛像，供人作為崇拜敬奉的對象。以後又刻印一些大張佛像和律疏。相傳唐代玄奘法師曾以回鋒印普賢菩薩像，佈施四方。正是在這諸多因素影響之下，我國在隋唐時代終於發明了雕板印刷術。

迄今我們能夠看到的最早的印刷品實物，大都同佛教有關。如韓國發現的《陀羅尼經》，它澤印於武周最末一年的長安。唐末司空圖為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寺院已有施捨用的律疏印本了。

敦煌發現的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出資雕刻的《金剛經》卷子，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第一部標年木刻印書。此經用紙七張復合成卷，全長四八七七米，高○‧三三米。第一張扉頁印釋迦牟尼佛說法圖。釋迦牟尼佛坐於祇樹給孤獨園的經筵上說法，長老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面佛而言。佛的左右前後，圍站著兩員護法天神以及許多貴人施主和僧眾。經筵的前面，臥著兩頭勇猛的獅子，說明佛法無邊足以降服野獸。

圖的上部，在微風飄動的幡幢上，兩位仙女駕著祥雲而來。畫面純用淺刻，刀法遒勁，流暢嚴謹。由於處理得巧妙，自有虛實關係。畫刻者為使畫面燦爛完整，還在地面上施以四方連接圖案的氈紋樣。整幅畫的佈局結構和人物線描的技巧風格，與唐代佛畫的手法大致相同。

圖片左面，是《金剛經》文，字體勁拔，體兼顏（真卿）柳（公權）。經文後面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題化。這件比較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反映了我國當時印刷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可惜這卷舉世聞名的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經，為斯坦因劫去，現存英國博物館中。

一九五四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又出土了一張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大約一尺見方，中央刻有佛像一尊座於蓮花座上，環繞佛像印有梵文經咒，咒文外四邊又刻印各種小佛像。這件珍貴的雕刻印刷品是目前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

五代時期，我國的雕版印刷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已能雕刻整部書籍，而且多是佛經和通俗書。我國最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一般都不留刻工姓名。敦煌石窟藏經洞發現的刻於後晉開運四年（九四七年）的《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像，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留有刻工姓名的雕板印刷品，在世界上也屬於最早。

這件雕板印刷品從三二‧一釐米，橫二三‧七釐米，白麻紙，有帘紋。正中刊印觀世音立像一軀，約佔全幅的三分之二。觀世音頭戴寶冠，腳踏蓮台，右手提花籃，左手二指相扣，三指上升作說法印。項間披帛飄舞，胸前垂有瓔珞，背光圓圈上綴以華蓋，墨線流暢生動。左側懸功德幡，文曰：「歸義軍節度使檢挍太傅曹元忠造」；右側方柱標題：「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施印者曹元忠為曹義全之子，官至檢挍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開寶七年（九七四年）招贈『敦煌郡王』。這是歸義軍統治者受到中原朝廷最高的殊勳。

曹氏三代統治瓜、沙二州一百四十多年，曹氏祖父子孫的升官進爵，在敦煌石窟的畫像上都有反映，其中以曹元忠執政時間最長，留下的遺物也最多。據《敦煌學概要》（蘇瑩輝著，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出版）所收插圖三之四，倫敦大英博物館藏『觀音立像』印本，下部有造像化十三行，化文曰：『弟子歸義軍節度使州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挍太傅僬郡開國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為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兇雜順此。厲疾消散，刁斗藏音。隨喜見聞，俱治福祐。於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三日化。匠人雷延美。』經核對，這二件印本係出自同一板本。由此可知，此件印本的年代亦應為後晉開運四年。刻工姓名能在印本中留存，是我國印刷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說明當時雕板印刷術的發展和雕工地位的提高，這對後世印刷術的影響是很大的。

另一件五代雕印的《聖觀自在菩薩》像，縱二六‧二釐米，橫十八‧二釐米，楮紙。此印本畫幡，上欄雕印觀自在菩薩像，作結跏跌坐於蓮台座上，左手執蓮花，右手做說法手印。菩薩身被環繞於墨線同心圓圈中，天空灑有鮮花，菩薩身下有海浪，本尊左右兩旁置有蓮花供養字牌，左邊字牌題『聖觀自在菩薩』大字一行；右旁字牌題『普施受持供養』大字一行。下欄雕印，『發願文』十四行。此幡墨印填彩，施以紅、黃、綠三色繪，天地頭裱有寶藍四瓣花錦文圖案，格個極為鮮明典雅。雕板印畫線條清晰，字跡渾古，反映了五代時雕印技術的精良。

隨著雕板印刷技術的發明和進步，北宋太祖開寶五年（九七二年），北宋政府派人到益州（今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餘卷，稱《開寶藏》。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雕板印刷工作，開雕板印刷大型叢書之先河。『蜀本』也由此而知名。開寶八年（九七五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雷峰塔內藏經），是現存最早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後來杭州刻的小學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塔下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板書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板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就無怪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自北宋木刻印刷《開寶藏》之後，遼興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一○三一年）始刻的《契丹藏》，北宋末葉刻的《崇寧藏》，兩宋之際刻的《毗盧藏》，南宋初刻的《圓覺藏》，南宋中葉刻的《資福藏》，金代刻的《趙城藏》，南宋末始刻而完成於元代的《磧砂藏》，元初刻的《普寧藏》等，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印刷，反映了宋元時期我國印刷事業的興旺。

元至元六年（一三四○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對後世影響很大。到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使我國的印刷術顯得更加炫麗奪目。

明清兩代的南北二京，是全國刻印佛經的中心。《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和《龍藏》，紙墨之精，雕刻之工，裝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另外，清代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創建的德格印經院，則是藏區規模最大的印刷中心。該院藏有各種藏文典籍的書板多達二十餘萬塊，所印書籍流傳很廣，清代刻本藏文大藏經，挍字精細，刻工優美，見稱於世，稱德格版藏文大藏經，與那唐版，北京版，拉薩版齊名。

刻版印刷雖是特殊的文化藝術之一，但畢竟太費時費力。自北宋慶歷年間（一○四一至一○四八年）畢昇發明活字印刷以後，便開始用活字排版印刷。近代漢文大藏經的流通就多採用排印版本了。

總之，佛教在我國歷史上長期流傳中，對我國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的影響是顯著的。至今各地寺院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刊印的佛經和圖書，不僅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研究我國印刷史的珍貴的實物，這是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