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缔造，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是一件极其艰钜的工作。在这上面，我们表现了至大的道德勇气，至高的创作智慧，与无比的牺牲精神。开国时期，仅在人才之盛这端而言，即足证明我言无谬了。当时的人物，个个皆具有天纵的睿智，个个皆具有深湛的修养；至于远大的抱负，绝卓的才干，则更不在言下。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个角落，自然也有来自佛教方面的。开国时期，佛教徒在卫国与护教的事业上所表现的，所成就的，确乎够得上可歌可泣，有声有色的程度，以之汇归于缔造民国的广大运动中，促成革命的成功，社会的进步，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今天，我们不妨重话前尘，再温故梦。一则是缅怀前人的大德，聊致敬仰感激之忱，一则是策励自己的志事，以期承续遗规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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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之前，佛教所遭遇的是空前未有的惨烈法难。怎么说是空前的呢？因为往昔所谓法难，无过于三武一宗祸，其实这种法难仅不过是几个帝王的一意孤行而已，大了不起再加一些官僚们趁火打劫，怎么也动摇不了佛教的根本。但在清朝末年，则大不然了。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而是整个社会，佛教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可能，诚可谓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危机的严重，不待高明之士的大声疾呼，人人皆可清晰明白的看到。故而我们不能不说是空前未有。
　　八国联军之役，打垮了满清皇室的自大心，更打垮了慈禧太后的自信心。她自认为无以对国人，颇有点改过赎罪的意思。于是下了一道诏书，刷新政治，把数年前康有为所建议的新法，一股脑付诸实施。其中有一项对佛教影响特别重大，把一些英雄佛子逼上革命的道路，即是兴办学校一事。光绪二十二年，下诏兴学，命各地士绅组织教育会以董其事。所谓士绅，不过是些退职的官僚，或现任官僚的亲属，乃至一些地痞流氓之类。寻常无事的时候，他尚且鱼肉乡里以图自肥，一旦奉了圣旨，那就不必说了。教育会首先借口筹措经费，觅取场地，向佛教寺院开刀，全国各地一时均闹出驱僧、毁像、占庙、提产的恶作剧。那时的佛教，在家信徒向无组织，没有几个以弘法卫教为职事的，可以说佛教并无社会基础，其根本自然的就在于僧寺了。这是病态，本来就含藏著一种危机，当教育会向僧寺伸出魔掌的时候，这种危机遂被触发，一种颠覆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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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降临。
　　太炎居士章炳麟第一个出头为佛教呼吁。他当时在日本担任同盟会的宣传工作，看到国内如火如荼的毁佛浪潮，大为不安，发表一篇“告佛弟子书”，明白的指出，时代不同了，中国佛教徒要拿出大方便，大智慧来弘化度生。他又概略的介绍日本维新后佛教徒的努力与成就，希望国人借镜参考。接著又发表一篇“告白衣书”，指出宗教信仰为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佛教在中国已千余年，广得国人的信重，举世诸国也因我们在大乘佛法上的成就而信重我们，目前佛法不止是佛弟子所应爱护，每一中国人为著国家前途也应爱护他。这两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中极重要的文献，它燃起很多青年佛子的求新护教的热忱，而开创出今日的局面。
　　与太炎同时，石埭杨仁山居士，也从时代的风暴中挺身而出，从事弘化护法的工作。杨居士幼习儒业，深明世务，因读大乘起信论而归佛。同光之间，游历欧美，深入的观察各国政教情况，并与日本佛教徒南条文雄相值，两人约同尽力为弘扬佛法而奋斗。未几又与印度著名居士达磨波罗相接纳，共勉为佛教开拓新局面。这可谓中国佛教向国外发展的先声，也是国外佛教影响我们的嚆失。杨居士回国后，创办了很多事业，金陵刻经处与祇洹精舍是最辉皇的，他以流通佛经为佛教创立新的社会基础，以办学为佛教作育新的人才，他的事业在近代中国来说，不下于马鸣菩萨在古代印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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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埭座下，很有几个杰出弟子，皆能继承师志，光大所学。首应一提的是浏阳谭嗣同。他从杨居士求学时，致力于华严、唯识的研究，以其杰出的智慧，很快的抓到了大乘佛法超迈世出世间的真精神，更进而以儒家学说为方便，构成他有名的“仁学”的思想，这一路线，或者说他的学说在佛教内外，都掀起了历时久远的波澜，惜乎谭君年事方盛，便惨死于清廷手中，未能继续完成他那伟大的菩萨入世事业。
　　僧众里，与杨居士最后接近的是金山月霞法师。月公是江苏人，与乌目山僧宗仰法师为法兄弟。性刚毅勇猛，执义敢言，对内外学俱有精到研究。光绪中叶已有盛名，无意间与杨居士相遇，交谈之下，对居士的主张大为倾倒，从此便精诚合作，不避艰苦。他每次见到杨居士就五体投地的膜拜，有人责难他不够以比丘顶
　　礼白衣。月公辞正言厉的答覆道：“他是大愿菩萨善权现示，我即为比丘怎敢不拜。”杨居士在事业上，常为经济困乏所窘，只要月公知道了，必即刻为之四出劝募，归来后，连数目都不点，双手交给杨居士支用。后来祇洹精舍关闭了，月公在上海另创一华严大学，以续其后，这是中国佛教第一所大学。
　　月公之外，尚有亚髡法师其人。亚公，俗家身世未详，可能受过新教育，通英日语，能书善绘，有抱负，与杨居士也曾接触过。光宣之际，云游江浙诸地，鼓吹革新佛教，常以同盟会的宣传品，介绍僧众阅读。他最注意的是僧教育，在江苏办过僧学堂。其次则是华山法师，他与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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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僧有关系，正式参加了同盟会，经常以革命宣传品介绍给青年僧侣。受他影响的人极多，如太虚、玉皇、仁山、智光等大善知识都与他有往来。还有栖云法师者，俗姓李，江苏人，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接触到佛教，遂返国出家。他是同盟会员，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并介绍日本佛教近况，给一般保守的僧侣，因为他时而僧服，时而便装，人皆目为怪僻。他与八指头陀、杨居士都有往还，当时起的作用甚广甚大。
　　这些人物都是开风气之先，创一代楷模的，他们掀开了近代佛教史，也直接的诱导出开国期间佛教徒轰轰烈烈的行为。于国于教，俱有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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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参加开国政治活动的僧众，为数很多。最为人注目的是乌目山僧宗仰法师，他常用俗名，叫黄中央。与　 国父中山先生最为莫逆，在宣传与经济上，给同盟会出了很大的力，尤其是对当时的智识份子，他起了很大的影响。只是他在日本时，对他们的佛教情形，极为不满。认为不满。认为中国佛教的问题，只是环境不好而已，历代祖师遗留下来的陈章旧规，并无不适当的地方。只要推翻腐败的满清，刷新政治，佛教的环境好转了，唐宋的盛况，不难再现。因此他在上海时，对月霞、杨仁山诸大德并不十分支持。他曾刻印频沙藏经，也曾有助于华严大学的开办，但总不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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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事业上表现的有声色。
　　与宗公最要好的是苏曼殊。他以能文享盛名于世。也是近代第一个通梵文的人。杨居士开创祇洹精舍时，在校中担任过一个短时间的梵文教席，他和栖云法师一样，时僧时俗不甚注重传统威仪。但其父执劝他结婚时，则严辞拒绝，不肯有损根本大戒。
　　此外另有一般青年僧众，所思所行，与此则大不相同。第一应首推太虚大师，他十九岁时读到章太炎的告佛弟子书与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即大有转变。二十岁时随栖云到杨仁山的学校读书，革命热忱更加旺盛。次年更由栖云介绍到广东某寺当方丈，在那里，他接触到革命党人，参与其机密工作，黄花冈之役失败，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幸而漏网脱走，回到浙江，而栖云则被捕入狱，直到广东光复，才被释放。
　　这时浙江有铁岩法师者，与党人来往极其密切，他认定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作，暗中以这种思想给与各寺的青年僧众，互相励勉，待机而动，适逢辛亥革命爆发，江浙各地纷起响应。铁公遂拍卖庙产，以其所得，召集各寺僧中同志及有志护法的在家信徒，组织成浙江僧军，推戴南京回来的僧师范学堂堂长谛闲法师任统领，准备进攻杭州。当时这支僧军拥有五百余人，二百余枪，在绍兴可谓首屈一指的革命武力。只是谛公老法师，未悉何故，不曾即时就职，统领事务暂由铁公代理，正当要誓师出发，北上作战时，江、浙各地均告光复，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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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政府浙江都督的命令，僧军暂驻绍兴，维持治安。数月后。又奉到解散的命令。僧军中人，也认为民国既建，佛教徒应该作的事很多，不可长久羁糜军中，遂遵命解散。谛公东走宁波，铁公则留绍兴，整顿当地佛寺。
　　上海光复时，玉皇法师适在，他联络了当地七个佛寺的比丘与沙弥，以及有志革命护教的居士，也组成一支上海僧军，接受都督陈其美烈士的指挥，担任实际作战工作，对上海光复，颇有贡献。这支僧军。有七百余人，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并于光复上海宝山等地后，参加光复南京之役。民国政府成立，他们始行解散。
　　而外，在湖南长沙，曾有僧人救护队出现，未几即解散归寺。陕西安光复时，也有不少僧众与革命军协同攻击八旗兵。这些青年佛教徒，无分僧俗，俱有高度宗教徒修养，尤其充盈著中国知识份子优美的淡泊恬退的精神，当仁时绝不退让，事成后长揖而退。清室宣告让位，民国建立成功，僧军一辞，永远在社会中消逝了。就连宗仰法师，也告别他十数年生死与共的革命伙伴，重新回到佛寺中，元勋既没他的份，先烈也没有他的份，但他却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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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佛教徒展开了建立教会的组织工作，并曾引起激烈的诤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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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欧互诋。
　　杨仁山居士逝世时，以刻经处交付湖南欧阳竟无居士。民国肇建，欧阳居士以为中国佛教必须有一组织坚强的教会，始能适应尔后的新局面，于是他以祇洹精舍的在家同学李政纲、邱晞等为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国佛教会”，并晋见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要求承认与支持，国父很郑重的接见他们，面允依法备案。两天以后，又给他们一封亲笔函，表示赞同他们的作为。于是他们便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又创办一个月刊，由濮一乘主持，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佛教组织。他们提出一种改革主张，竟谓当时僧众在争庙产，讲应赴的传统中，业已腐朽，不足应付共和国的新局面，今后佛教徒要不分僧俗，能者为上，为佛教开创新局面。接著他们用极激烈的口吻，指摘出家众无知短见，破见破戒，因而引起诸山长老大肆攻击。只是这几位居士非常刚强，尤其是李政纲多才善辩，他在四方围政之下，三日一会，五日一文，展开政击，可以说是字字动听，语语惊人，所指摘的，无不正中佛门积弊，所建议的也皆有高深的见地。可惜后来动了肝火，对人破口大骂，失却社会的尊重与同情，其会中的同志也多有退出他去者，不久“中国佛教会”也就卷旗揠鼓自告解散了。
　　李政纲居士引起的风波正在动荡不定中，杨仁山另一高弟太虚大师又开一新风潮。民国政府成立时，他正在普陀山佛教小学堂里教书，得讯后，立即渡海西来，赶到南京，一方面与其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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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李等展开笔战，另方面与铁口仁山，也是他的同学，筹组“中华佛教协进会”。他也到总统府晋见　 国父，获得其当面赞许。于是在镇江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展开佛教革命，要在教理上摆脱帝王们给佛教涂抹上的神奇鬼怪的外衣，注重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在教制上摆脱依附行政系统，打倒子孙庙，成立统一的教会；在教产上要消灭私占私有的现象，集中起兴办教育与社会慈善事业。这些主张今日看来，都是顺理成章，平淡无奇的，但在当日却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新异之论，因而成立大会开到中途，就引起一场斗殴，大打出手，不了了之。事后，金山寺里反对者，把虚大师的师父八指头陀搬了出来，到金山寺把虚公申斥一顿，带往南京去了。“中华佛教协进会”遂于焉告终。
　　另外，还有谢无量在扬州成立的“佛教大同会”。无量居士是四川青城人，天资卓嶷，幼有才名，后来游学日本，参与同盟会，与太炎、宗仰、孑民等俱有深厚的友谊，也有甚大的蹩扭。他非但对佛法有高深的研究，对道教也有广泛的涉猎，口能讲，笔能写。开国时，供职临时政府，不知何故，跑到扬州创办了一个大同会，以折衷、并容为号召，似乎是想以当时那种佛神不分的信仰为基础，加以组织，成为中国的统一宗教，和后来的同善社一样。他很有限度的参加了当时祇洹精舍出身的青年们的争辩。又很技巧的保持著超然中立的态度。一时有些名士巨绅之流颇器重他，他的大同会也颇有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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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局势虽然紊乱，却有一个显著的中心倾向，就是佛教要变，要新，要开创一个空前未有的时代。但是紊乱却葬送了求变的努力。正当此时，苏南浙北的诸山长老把诗名满宇内的八指头陀寄禅法师给搬了出来，号召各地僧教育会联合起来，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全国各寺闻讯之下，纷派代表前来参加，并出动有力人士劝说欧阳竟无、谢无量等取消独立，解散组织，尊重总会的筹组工作。于是当寄公在留云寺开会的时候，欧谢等人均致函拥护，宣布原有的组织解散。不管“中华佛教总会”的基础如何，在开国时期，佛教徒总算建立了一个超然独立的教会。这是流血、流汗、流唾沫得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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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时期，佛教徒在护国卫道的目标下，自动的发扬大乘精神。从事救度工作，创下光辉的纪录与丰美的成就，当时参予其事的人物均已凋谢或寂灭，但他们开创出来的道路，依然陈亘在我们前面，他们表现的精神，一直活跃在我们心中。现在我们面临著一种比当时更为严重的厄难，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基业，已竟荡然无存，尔后我们如何延续法运慧命，确乎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当年开国时的那些大德的眼光、胸襟、学力、抱负，我们能不能像他们那样轰轰烈烈奋斗一场，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自省一番的必要。护国卫教双重责任，永远在我们这一代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