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体系分别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文化特异的地区发展，而且在时间上也有二千五百年的差距。然而，尽管期间有许多差异，这两个体系在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上却联系起来；而且经已不约而同地发现，只能在每个人的精神深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佛教最关心的是消灭痛苦，容格的主要任务是医治人类精神的创伤。然而，佛教徒认为：完全摆脱痛苦是可能的；容格则认为：痛苦是生活的本来状态，甚至是一种永远不会消灭的必要元素。

　　对我们来说，这两种体系的终极目的都是要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对于大乘佛教徒来说，这意味着获得佛性。一切众生皆有这种潜能。对于容格来说，这意味着获得完整性，认识人的自性。这是人类精神心理中固有的一种冲动。成佛的道路异常漫长，但人们相信，运用密宗的方法，在今生今世即可成佛。然而，容格认为，自我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通过内省来逐步地发展意识，这是佛教和容格心理学的初步目标。但是佛教徒还主张：意识可以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任何无意识内容都不会扰乱心灵，心灵必然会达到完美的调控――纯意识的状态。佛教徒认为:意识与极乐紧密相联――智慧是欢乐，无明是痛苦。容格不相信能够获得不受无意识扰乱的纯粹意识。而且，无意识与意识的整合，对立面的调和，并不需要消灭或抑制无意识，而且容许这两方面的精神心理交融共存。

　　对立面的原则和作用在容格的模式中非常重要，正如在佛教、尤其是密宗修行中所一再强调般。

　　这两种体系都要求：个体的每一方面都要在过程中，任何东西都不会受到排斥。知识和智性的理解力是重要的，尤其在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但是，它们必须由知觉和直观来补充。在冥想或禅定中获得的顿悟必须转化为行动和变成一种道德责任。

　　这条道路自精神或心灵开始，又在精神或心灵中结束。荣格声称他不作任何哲学或行而上学的陈述，他的工作只以经验的证据为基础。与此相对照，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必然要探讨哲学和行而上学范畴。然而，佛陀本人拒绝回答关于绝对性质的问题。因为他深知哲学的争论只会引起不和与混乱，无助于消除痛苦这一主要问题。他宣扬的是中道，后来为中观派加以系统化，其基本态度是摆脱教条主义和采用辩证法观点，试图通过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来解决理论的冲突。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荣格对待他自己的工作和实践的途径。不存在任何确定的理论，也没有不加以区别地适用于任何人的治疗方法，因为每个个体在他或她的特定环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在帮助个人越过冲突以及走向个性化旅途中，荣格可能采取的首要方法是使意识复苏，客观地观察他的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的事实，然后通过运用想象，扩大它们，把冲突和困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从个人的意识走向超个人的――即超自然的神秘入口。

　　在密宗和荣格的体系中，都大量地使用象征，作为把我们的意识和日常的现实转变为有效实在的工具和手段。在密宗佛教中，象征性意象和心观实践特别受到传统的限定，虽然也容让禅定者一定的自由，亦鼓励和支持富创造力的想象。荣格的模式，由于很少受传统的影响，因而在发展自我认识的训练中，容许纯粹个体自由地运用个人想象的方法。以上两条道路都是通向自性――即中心，曼荼罗的核心。

　　佛教教义和荣格的治疗方法同样强调要适应个人特定的需要、条件和能力；上师和治疗师只是向导，他们从来不被视为最终的权威；个人的精神或心灵――作为个体体验实在的唯一工具――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佛教一直鼓励人们以个人的经验去检验教义的正确性，根据个人自己的结论来决定是接受还是否定它。同样，荣格也非常重视精神的完整性，相信当它不受干扰时，具有客观地发挥作用的能力，因而把个体引向他的真正目标――他的自性。

　　这两种体系都告诫人们要提防某些危险，提醒初学者在与内心强大的、对人格的心理结构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力量接触时，需采取必要的保护和预防措施。由于这个原因，藏传佛教，尤其在它的密宗方式，一直奉行秘传之法。

　　在这两种体系中，情欲、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会被压抑，而是通过利用它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在心灵内进行转化。

　　总之，荣格的著作和佛教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悖论和语言想象，尤其是在密宗佛教中更甚。但是荣格和佛教徒对此并不在意。它们只被视为描述生命的完整和丰富的工具及对此作各种不同感知的方法，因为常规语言有其局限，无法表述它。

　　密宗最关心的是精神的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密宗方法不重苦行，而是去充分体验生活的欢乐、自发性和创造力。然而，它最本质的部分是其心理态度，即所有佛教实践方式都强调者：无私的动机。在密宗和荣格的模式中，生活的世俗范围和精神范围紧密相连。实际上，它们是同一实在中需要相互调和的两方。

　　荣格的著作并不象藏传佛教那样强调怜悯的因素和情欲本能，虽然他也强烈地关注人类命运，尤其是它的精神方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医生，他深知；只有放弃利己主义的追求，使我们接触更广泛的生活范围，我们才能治愈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原型的层次上，割裂并不存在，我们实与他人相连，同情亦会自然产生。然而，荣格心理学所涵盖的范围必然没有佛教那样广泛，只因佛教是一种具有宗教基础的心理学和伦理体系。

　　可是，我认为，西藏佛教徒和卡尔。荣格――以及炼金术――各自从他们独特的方向，用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象征向我们一致表明：智慧是普遍的。据云西方有它自己的丰富象征，无须去东方寻找。实际上，排斥丰富的西方象征，将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和损失。然而，东方的象征对西方人的心灵来说甚为新奇，因而具有激发和刺激想象的更大能力。然而，不幸的是，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我们自己的象征已经变得僵化，因而失去了它们的真正含义。灵魂的骚动可能源于各种不同的源泉，但源自何方是否重要呢?如果千真万确，在我们的佛性、自性或点金石中发现的终极智慧是同一的，那么，我们应该亦能从表面上遥远及深奥的传统中发现某些价值，它们正以某些与西方世界相关联的语言向我们传达信息。也许对某些西方人来说，荣格的模式更为合适，因为它的形式和各个方面更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西藏的模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然而，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他们将从这两种体系慷慨奉献的财富中各取所需，汲取无穷的营养来充实自己。藏人在西方出现，必定不单是以悲剧开始的历史事件变化的结果。我从中领悟到对立规律的另一种据体的表现：当道德和精神价值在我们充满物质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文明中极度堕落时，必然会产生它的抗衡力，即出现来自西藏的圣人。他们从世界屋脊上降落到西半球的河谷。正如荣格早已感受到并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可以从东方学到很多东西。西藏喇嘛们具有深奥的智慧和博大的同情心，他们沉着从容的举止和文雅的谈吐，使我们深为折服。尤其是在沉默冥想中，他们以一种直接的、具说服力的方式向我们每个人作出证明。而更重要者，他们是觉悟之佛的活生生象征――是人的最高愿望和能够获得的最高成就的活生生象征。他们现身在我们之中，正是西藏传统对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最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