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物精粹举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史金波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辖西北广袤地区，前期与宋、辽鼎立，后期与南宋、金对峙，立国近两个世纪，经济发展，军力强大，文化繁荣。但元朝修史时，仅修《宋史》、《辽史》、《金史》，而未修西夏史，致使西夏史料匮乏。近百年来，发现和出土了丰富多彩的西夏文物。这些文物弥补了西夏研究资料的不足，对研究和认识西夏社会历史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遗址、寺庙
　　其中有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的政权中心夏州遗址（今属陕西靖边县）、省嵬城遗址（今属宁夏石嘴山市）、皇帝离宫遗址（宁夏贺兰山大水沟口）、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好水川战场遗址（今属宁夏隆德县）、昊王渠遗址（渠首在宁夏青铜峡）、拜寺口寺庙塔群遗址（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武威下西沟岘山洞（在今甘肃武威市张义乡）和亥母洞遗址（在今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西夏陵园遗址（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等。一些寺院遗址还存留佛塔。
　　西夏陵园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葬地，占地面积约50平方公里，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陵邑1处。其中每一座帝陵规模都十分可观，面积均在10万平米以上，各自又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建筑群。各帝陵都朝南稍偏东向，其布局大致相同。以6号陵为例，它坐北朝南，有外城和内城。外城呈长方形，有四座角台。外城内，从南向北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组成。内城有献殿、墓道和陵台。陵台高16.5米。可见其规模之宏巨。西夏陵园出土的大批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建筑的工艺水平，琉璃制作的鸱吻、屋脊兽硕大奇特，筒瓦和滴水等建筑构件的精美，足可与中原建筑构件相媲美。最近又在3号陵出土了琉璃和陶质的妙音鸟（迦陵频伽）等极少见的建筑构件。
　　西夏佛教重要中心地贺兰山一带遗存下的佛塔中，宏佛塔很有特色。它俗称“王澄塔”，位于宁夏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塔高28.3米，塔身由下部八角楼阁式空心砌体和下部三层须弥座覆钵式砌筑体组成，将汉、藏两种佛塔建筑风格融为一体，造型特殊。1991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砌方案进行修缮，发现了很多珍贵文物。其中天宫内出土有彩绘绢质佛画14幅，还有很多彩绘泥塑佛教造像。另有西夏文木雕版残块两千余块，此处应是西夏一印刷场所。原寺有前后大殿、左右厢房和山门等，现已不存。此塔寺从宗教、绘画、雕塑、印刷、建筑多方面反映了西夏文化。
　　贺兰山山峦叠嶂，树木葱郁，环境幽雅，是建立佛教寺庙的理想所在，至今贺兰山中仍留有不少西夏寺院遗址。拜寺口双塔寺院遗址位于兴庆府西北约4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的拜寺沟口，今存两座高峻挺拔的古塔，始建于西夏，俗称双塔。两塔东西相对，隔约百米，外形和高度近似，均为八角形13层密檐式砖塔，高约45米。塔顶为上仰莲花刹座，承托13璇相轮。两塔塔身装饰有所不同。东塔每层檐下均为两个怒目圆睁的砖雕兽头，威严凶猛；西塔每层檐下正中均设一方形浅龛，龛内塑立佛一尊。两塔装饰繁缛华丽，充满了神秘的密宗色彩。
　　西夏一百零八塔是十分罕见的塔群，在宁夏青铜峡峡口山黄河西岸，共有108座喇嘛式实心砖塔，除最高一座高5米外，其余均在2.5米左右。依山势从上至下按奇数有序排列成12行，分别为1、3、3、5、5、7、9、11、13、15、17、19座，布局奇特，气势雄伟。塔中发现有砖雕佛像、彩绘泥塑佛像、泥塔模等。在塔区还发现有帛画两幅，画面为千佛图，并有西夏文墨书题记。通过维修得知，西夏始建时为土坯塔，后世维修时才用砖砌外壳，将土坯塔包在里面。塔群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和藏传佛教在西夏腹心地区的影响。
　　二、绘画
　　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共80多个西夏洞窟内有大量西夏壁画，1909年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物中有200多幅绢、帛、纸画和木版画，近年在宁夏和甘肃也发现了多幅木版画和唐卡，书籍中还有很多扉页图画，使西夏的绘画遗存越加丰富。
　　西夏壁画中的人物画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莫高窟第409窟为西夏重修。东壁门南侧绘有西夏皇帝供养像，是重修此窟的施主。皇帝面形浑圆、柳叶形眼，头戴高冠，可见额头秃发，冠后垂带，身着圆领窄袖团龙袍，袍上可见11团龙图案，腰束带，带上垂解结锥、短刀、火镰、荷包等物件，足穿白色毡靴。因榜题字迹消褪，施主名字不能确知。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包括国王（节亲主）在内的诸大小官员一律敕禁男女穿戴上有一团身龙。因此此图应是西夏某一皇帝供养像。皇帝供养像身前立一少年，其穿着打扮与窟主相似，袍无团龙，应是其子。施主身后侍从8人，身材与皇帝相比皆比例缩小，分别为皇帝张伞盖、执扇、捧弓箭、举宝剑、执金瓜、背盾牌，均戴毡冠，着圆领窄袖袍，腰束带，服色均为青、绿色，与史书记载西夏“民庶青绿，以别贵贱”相符。这是西夏石窟中唯一一幅西夏皇帝像。
　　在榆林窟第2窟西夏壁画法华经变中有一幅遇盗图，是一幅少见的艺术珍品。此图高45厘米，宽33.5厘米。图中反映商人遇强盗的生动情节。前面一盗人手持刀剑，颐指气使，横眉立目，一商人蹲踞地上，手抚满装财物的包袱，仰视盗贼，神情恐怖，另一商人目直口张，双腿微屈，呈战栗状。布局清晰，画面生动，线条流畅，神态逼真。
　　莫高窟第237窟前室西壁门上南侧有水月观音图，是西夏壁画中有代表性的题材之一。观音头披素纱，背靠山崖，右手扶膝傍石而坐，旁置净瓶，婀娜的身姿在圆光环围中，显得恬静安祥。榆林窟第2窟西壁北端也有一幅水月观音图，高148、宽146厘米，画面上观音悠然自若地坐在金刚宝石座上，在透明的圆光中，观音身着米红色罗裙。周围祥云缭绕，云彩托着插有柳枝的净瓶，青色的山石后伸展着嫩绿的修竹。观音座下，碧水涟漪，红莲飘浮。隔水的岸上，有唐僧取经图，是反映唐玄奘取经最早的图画作品。
　　榆林窟第3窟东壁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有八幅两两对称的西夏生产图，有犁耕图、酿酒图、舂米图、锻铁图，是当时少有的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图画。绘画者深谙社会生活，了解劳动习俗。锻铁图图中有三男子，其中两锻铁者站立，皆着短褐襦，腰系带，一人上衣深色，袒左臂膀，一人着浅色上衣，两人下身穿裤，束行滕（绑腿），足穿草鞋；另一人坐操风箱，足穿草鞋。特别是图中鼓风用的竖式双木扇风箱是当时先进的鼓风设备。
　　西夏时期的绘画作品中，有多种炽盛光佛图。出土于宁夏贺兰县宏佛塔的炽盛光佛图有两幅。其中一幅高121.5、宽61.5厘米，炽盛光佛结跏趺端坐于仰莲须糜座上，着袈裟，袒右臂。顶部有十二行宫图，每一图绘于圆圈内。宫图间有祥云四朵，每朵内有七尊人物像，为二十八宿。主尊下部及两侧有十一曜星官，土星为一老者，似为婆罗门，水、金星皆为女像，日、月星为帝、后装束，木星、紫炁为文臣像，火星、月孛、罗喉、计都，皆为武士像，各持武器。图画构图繁复，人物形态各异，表现了西夏时期高超的绘画艺术风格。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有板画《西夏译经图》，高、宽各27厘米，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计63字，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应是回鹘僧人。他斜披袈裟，讲解经文，并以手势相辅助。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其中8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名题款。图下部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为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中国唯一的一幅反映译经场景的图画，在佛教史上有突出地位。
　　黑水城出土的绘画品中有不少是藏传佛教风格的“唐卡”，多为浓彩重墨，色调深沉。其中《十一面八臂观音像》高132.5厘米、宽94厘米，观音端坐在正中莲花座上，十一种面孔叠成五层分别表示出慈悲相、愤怒相，最顶上一面则为佛面。图上部有五身坐佛像，观音像后有二比丘，左右为四大天王，下有四天神，作为中心观音像的陪衬。构图匀称，色彩强烈，是难得的早期藏传佛教绘画。
　　西夏还有绘于木板上的密宗图画。有两幅木质西夏密宗曼荼罗板画，一幅高130厘米、宽108厘米，一幅高111厘米、宽131厘米。分别由六七块木板拼成，木板外有细木框。坛城正中为佛教菩萨十一面观音像，由里向外面有圆、方、圆三层坛城，坛城外书写西夏文陀罗尼。两画面右角下分别绘有男、女供养人各一人，各有榜题，书写发愿者人名。这两幅木板画是稀见的佛教艺术品，今藏俄国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三、 石刻、石雕
　　碑刻有甘肃武威的西夏文、汉文合璧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甘肃张掖的甘州黑水建桥敕碑，以及西夏陵园出土的很多残碑碎块。西夏灭亡后，一些碑刻记载了西夏后裔的活动，如甘肃酒泉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元代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六体文字刻石中的西夏文石刻、莫高窟六体文字真言碑、明代保定西夏文经幢等。西夏陵园出土7座人像石碑座，还有雕龙石柱、莲花柱础、石雕人像，以及大小石马等。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保存完整，建于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碑高250厘米、宽90厘米，两面碑额各有一对线刻的伎乐菩萨，上端为云头宝盖。碑面四周有线刻卷草文，阳面刻西夏文，碑额篆书“敕感通塔之碑文”，正文28行，行65字；阴面刻汉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正文28行，行70字。两面内容相近，主要记建塔后的感应故事和西夏重修塔寺的经过，其庆典活动为西夏中书相梁乙埋主持。该碑原被砌封在寺内一座碑亭中，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武威学者张澍游览寺庙，欲开启碑亭。因传说开启此碑有风雹之灾，寺庙僧人劝阻。张澍力排众议，启封此碑，才发现了这通重要西夏碑刻，并由此首次识别出久已消失的文字－—西夏文。该碑今存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夏陵园出土的人像石碑座近似正方体，每边长60厘米左右，为圆雕人像。一石座男性，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突出，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胸有肚兜，肩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抚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上部一角阴刻西夏文三行，其中有“志文支座”四字。碑座背面有阴刻汉文一行六字“砌垒匠高世昌”，留下了西夏工匠的名字。此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雕像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人像石座中还有女性人像，其形象除胸前无兜肚，双乳下垂，半握双拳支撑于膝，手腕足胫套有双环外，其余都与男性像座相同。这种浑厚朴实的石雕，典型地反映了西夏雕塑的民族特点。
　　四、彩塑
　　黑水城出土了不少西夏泥塑，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夏洞窟的泥塑、科兹洛夫自黑水城发现的泥塑、内蒙古考古队在老高苏木发现的泥塑、宁夏宏佛塔天宫发现的泥塑等。从出土的泥塑作品看，其中不乏精品。
　　莫高窟第263窟原建于北魏，经西夏重修。中心塔柱东向开盝顶帐形龛，在马蹄形佛床上有西夏彩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一菩萨梳云头高髻，细眼修鼻，面形圆浑，表情文静，腰身左倾，右手微曲下垂，左手向外上弯曲，身段自如，项戴璎珞，左肩斜披络腋，身披披肩，半袒露胸腹和双臂，下著团花裙和围裙，腰束拖地长带，赤足，双臂、手腕戴环、钏，表现出菩萨婀娜的形态。一弟子光头，圆面，细眼，面相稚嫩，身体直立，右手下垂，左手向胸前弯曲，赤足，内著交领花袍，外披百衲袈裟。塑造手法模仿唐朝塑像，比例匀称，形态自然，表现出佛弟子阿难年轻憨厚的形象。
　　莫高窟第491窟为西夏洞窟。窟内正壁跏趺坐佛南侧有一铺女供养人，高67厘米，头梳垂环髻，额宽腮小，鼻梁高与额平齐，面露微笑，身穿宽袖交领袿衣，右手向上弯曲于胸前，左手向上弯曲于腰间，下著裙，脚著尖头鞋，体态自然，宛然如生，显示出少女的温柔、典雅和美丽。塑像既继承了唐宋彩塑的传统手法，又具有西夏的造型特征。
　　宁夏贺兰县的宏佛塔天宫发现的西夏彩绘泥塑像。一佛头像残高29.5厘米，宽24厘米，螺纹肉髻，肉髻低矮平缓，皆精旋成螺丝状，额丰颌圆，眉间有白毫，黑色釉料制成的眼珠乌亮有光，面部表情庄重慈祥，宁静洒脱，塑造十分成功。罗汉身像皆结跏趺坐，其一身穿黑色右袒袈裟，领边白色，腰束细绳带，外著通领大衣，衣褶自然洒脱，线条流畅，造型自然生动。宏佛塔的泥塑虽多为残品，但表现了西夏泥塑的精湛工艺，展示了西夏艺术家的才华。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出土于黑水城的双身佛像，高62厘米，佛身披袈裟，肩上有两佛头，头向左右下方稍垂，头顶有螺髻，佛面丰满慈祥，肩下有四臂，两臂在胸前合十，另两臂向左右下方伸展，造型十分奇特，为世上少见，今存俄国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五、铸造
　　其中有传达皇帝紧急命令的“敕燃马牌”，有100多枚西夏官印，多为“首领”印，又有防守待命、内宿待命铜牌，还有金碗、银钵。西夏钱币有西夏文、汉文两类，每类又有数种。特别是鎏金铜牛更引人注目。
　　敕燃马牌存两合，皆铜质，圆形。一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径15厘米；另一合藏于西安市文物局的，14.7厘米，皆由上下两块套合组成。上块正面刻双线卷草纹，上端有一镀金西夏文敕字；下块正面刻双线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四字，表明是传达皇帝紧急命令的符牌，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西夏“首领”印皆铜质，方形，每边约5-6厘米左右，印文阴刻九叠篆字西夏文“首领”二字，印背纽上方刻画一西夏文“上”字，印背左、右两边分别划刻颁印时间，如“贞观壬午二年”、“天庆八年”等，另一边划刻用印首领人名。
　　西夏设通济监负责铸钱。西夏钱币有西夏文钱，所见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元宝、乾祐宝钱、天庆宝钱；有汉文钱，所见有天授通宝、大安通宝、元德元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其中光定元宝有真书、隶书对钱，品相极好，十分珍贵。西夏境内同时流行宋钱。
　　内蒙古博物馆藏有内蒙古临河县西夏城址出土的一批金器。其中有莲花盏托，高5厘米，最大直径12.8厘米，喇叭口圈足，中间为宽唇狭边平底浅盘，盘中部为十瓣式空心莲花托，边沿、盘底及花托外沿均刻有西番莲花纹，制作精巧，造型优美。另有金佛像，头部残，残高7.6厘米，为释迦牟尼跏趺坐像，宽袍袈裟，外被通肩大笔，腰系罗带垂至座下，全身显出秀美自然的神态。另有金碗两件，一件敞口花式碗，碗沿的内外侧、碗心和圈足上都刻有精细的花纹；另一件为敞口浅腹式，碗心刻凤凰团喜，碗腹枝生出三枝花：芍药、牡丹和西番莲，碗口为一周连枝牡丹，十分精细。此外还有双鱼柱形作柄的指剔，雕刻人物、花朵的耳饰等，工艺高超。西夏设有“文思院”，掌管制造供统治者享用的工巧之物。文献还记载西夏曾向宋朝献金带、金酒器等，这些记述和出土文物相印证，更可知西夏金器制造工艺水平不凡。
　　西夏陵区出土的卧式鎏金大铜牛是一精湛的铸造艺术品，长120厘米，体型硕大，重188公斤，模制浇铸成型，腹内空心，外表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形象逼真，也是国宝级文物。这件炉火纯青的铸造艺术品集美术、模型、浇铸、鎏金等技艺于一身，显示出西夏工艺水准的高超。陵区还出土银盒，底和盖用活轴相连，可任意启合，小巧玲拢，十分喜人。
　　六、木竹器、丝织品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中出土了一批陪葬木器，计有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和木缘塔。木缘塔共四个，其中一件通高76厘米，由座、身、顶、刹四部分组成，呈八角形，各部分都由小木板雕凿卯榫相接合。塔座和塔刹涂红色，塔身蓝色，写有黄色梵文经咒，制作精巧，组合细密，造型稳重。
　　黑水城出土的小木塔也很精细，高44厘米，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部分残缺，中空，外绘彩画，是西夏木雕中的优秀作品。
　　西夏陵区6号陵墓室出土一件竹雕十分精细，长方形，左上端有一个圆孔，右端残损，残长7厘米、宽2.7厘米、厚0.3厘米，表面雕有形象生动的人物，庭院、假山、花树，细致入微。今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夏陵园出土有罗、绫、锦等丝织品，其中的素罗和纹罗轻柔纤细，异向绫花纹若隐若现，是中国当时织物中少见的品种。特别是茂花闪色锦，丰满厚实，波形婉蜒，经丝浮线蓬松美观，富有立体感，织物正反两面均以经线显花，增加了织物丰实、粗扩的效果，色彩鲜艳，层次显明，工艺十分精致，在我国为首次发现。此外还有工字绫，以空心线条组成工字形图案，字形套叠合样，粗细均匀，富有民族风格。残片表面有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说明在花纹上曾印制金粉，原来斑烂绚丽的色彩可以想见。
　　七、陶瓷器
　　西夏的陶瓷业发达，能烧制精美的陶瓷器，包括建筑构件、生活用陶瓷制品等。如西夏陵园6号陵地表发现的琉璃鸱吻，体形高大、通高152厘米、底阔58厘米、面宽32厘米，造型奇特，龙头鱼尾，头部有鳍，身有鳞纹，头尾分别烧制，色彩光亮，装饰在金碧辉煌的大殿或门楼的正脊两端，会给整个建筑物增添威严肃穆、富丽堂皇的色彩。近年西夏陵园出土的五角花冠琉璃妙音鸟（迦陵频伽），人首鸟身，陶胎绿釉，高47厘米、宽40厘米，花冠边饰连珠纹。其面形长圆，眼睑低垂，面带微笑，表现出慈祥、和善的形态；双手合十，双腿跪姿，背生双翅，身后有蕉叶式长尾，似欲振羽翱翔，制作十分精细，是稀有的建筑构件。
　　宁夏灵武县发现的西夏窖藏瓷器仅完整无损的就有114件。器物多为白瓷，如白瓷碗、白瓷盘、白瓷碟，多是通体白釉，内壁光滑，外壁较粗糙，胎细壁薄，有的还在内壁四面和底心绘黑色圆点纹饰，造型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瓷器相类似。但是其中的高足器，如高足碗、高足盘等，器形很有特色，在西夏瓷器中具有代表性。它们大都内外壁施白釉，釉面光润，胎薄高足，圈足露胎，有的外壁绘鸟纹图案。
　　西夏有各色剔刻花瓶、壶、钵等，主要有黑色、褐色和白色，在器物主体部分开光，于开光内剔刻大型的花卉图案和其它装饰图案，造型大方、端庄，剔刻疏密得当、宾主分明，色泽有较强的对比感。这种剔刻瓷器明显不同于同时的宋瓷和辽、金瓷器。特别是瓷扁壶，壶体一面或两面有圈足，为放置起平稳作用。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系，便于穿绳携带。这种器物适宜游牧民族外出放牧时携带水浆，反映了西夏的生产、生活特点。
　　灵武还出土有精制的小瓷人头像，脸长鼻高，无发，有西夏人物的特征。
　　八、世俗文献
　　主要是黑水城出土藏于俄罗斯的文献。包括西夏文音韵书籍、法律典籍，官私文书、文学作品、蒙书、医书、历书及译自汉文的典籍等。多是西夏文著作，也有少数汉文著作。
　　西夏文《文海宝韵》具有汉文字书《说文解字》和韵书《广韵》的双重特点。约成书于西夏中期。书中包括平声、上声和入声、杂类3部分。平声97韵，上声86韵，入声字很少，其余入杂类。杂类又分平、上二部，每部中以声分类。每字下以双行小字注释，内容包括分析字形构造、注释字义和以反切法注音。表明随着西夏文化的发展、西夏文字的使用，对西夏文形、义、音的研究和注释越来越全面、细致。有木刻本和手写简本，刻本212面，简本存92面，皆为蝴蝶装。此书对研究西夏语言和释读西夏文字十分重要。
　　《番汉合时掌中珠》就是番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一部工具书。该书为党项人骨勒茂才于仁宗乾祐二十年（公元1190年）编撰，蝴蝶装，刻本，共37页。每一词语都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的相应译音字。该书是中国最早的双语双解词语集，对后世解读无人可识的西夏文起了重要作用。
　　《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时期修订的王朝法典，共20卷，150门，1461条，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最重要的资料。现存西夏文本为19卷。它是中国历史上继《宋刑统》以后又一部公开印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法典。《天盛律令》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中原王朝成文法的很大影响，但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它不同于唐、宋王朝法典，既没有条后附赘的注疏，也没有条外另加的令、格、式、敕，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它还创立了分层次的条款格式，其形式上的系统性、层次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西夏文谚语《新集锦合辞》保存比较完整，西夏学士梁德养编于乾祐七年（公元1176年），刊于乾祐十八年（公元1187年），共收谚语364条，每条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内容互相照应关联，反映了西夏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富有人民性和哲理性。
　　《类林》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一部重要类书，记古人事迹，分十卷五十目。该书在西夏时被译成西夏文，在金代又作过增订，此后汉文原书亡佚。现存西夏文译本系刻本，蝴蝶装，西夏乾祐十二年（公元1181年）刻字司刻印。卷一已佚，卷二仅存一面，卷三至卷十基本完整。每卷分为若干门，每门内有数篇故事。除引用常见书外，还有很多现已罕见或已佚失的古书，十分珍贵。中国学者所著《类林研究》一书已将其翻译、整理恢复了古《类林》本。
　　近几年中国专家在整理俄藏西夏文献时，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军抄状、契约、告牒、书信等。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武威也有西夏社会文书被发现。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皆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九、佛教文献
　　包括西夏时期译自汉、藏文字的佛教经典和西夏人自撰的佛教著述，共有数千卷册，此外还有元、明两代刊刻的西夏文佛经。
　　出图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刻本，共54面，面5行，行10字，上图下文，上部三分之一处分段绘图，每幅图为下面为经文的图解，共55幅。这是现存最早的佛教连环画。1959年出土于敦煌，有完本和残本两种。今藏敦煌研究院。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也藏有黑水城出土的同一类型的佛经。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汉文本长达600卷，其中有481卷是唐朝玄奘新译，其他为重译。此经也已被译成西夏文，现所见皆为前450卷之内。各卷往往有多种写本，皆为经折装，各卷字体不一，系多人抄写，经首记有仁宗尊号校经题款，但有的尊号不全，卷末一般有“同校一遍”字样。系黑水城所出，今多为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部分收藏，西安市博物馆等处也藏有此经残本。
　　西夏文《佛说宝雨经》卷首经名下有一长方形押捺题记，内有西夏文五行，汉译文为“大白高国清信弟子皇太后罗氏新写全增番大藏经契一藏，天下庆赞，已入寺内经藏中，当作为永远读诵、供养”。此经系楷书写经，字体精绝，系书法上品，每面六行，行十七字，经名后前两行为西夏梁氏皇太后和崇宗乾顺译经的题名，第三行为仁宗仁孝校经题名。该经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存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有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经折装，共54面，面7行，行17字，每面高28厘米、宽12厘米。此经约为12世纪印本，为泥活字版印制，是目前所见存世的最早的活字版印本，今藏甘肃武威市博物馆。西夏文活字板《吉祥皆至口和本续》于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遗址中发现，共9卷，449面，皆为活字板本。也是现存最早的活字板印刷品之一，今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活字本文献是研究活字印刷史、特别是早期活字印刷史的珍贵资料。
　　泥金字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以昂贵的泥金精工缮写。存卷第一、第五和第十的部分片断，经末有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顼的御制发愿文，共12行，行24－25字，文末有“光定四年”（公元1214年）年款，文中叙述译此经后校正经过颇详，今藏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
　　黑水城遗址发现多种藏文注音西夏文佛经，每个西夏字旁皆以吐蕃文字注音。这种形式的佛经似为懂藏文但不懂西夏文的人诵读西夏文佛经用。一种28×26厘米，一种高15厘米、宽26厘米，一种15.2厘米、宽26厘米。这类特殊的佛经，反映了西夏文化的多民族特点，可用以构拟西夏文的字音。
　　总之，西夏文物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精品纷呈，显示出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反映出党项、汉族、藏族、回鹘等多民族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会、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特点。
　　参考文献：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
　　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8月。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8月。
　　（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湾历史博物馆中文版版），1996年。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年。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
　　汤晓芳主编：《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