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论窟 以窟证史——谈敦煌石窟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

　　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敦煌，为我们保存了其间公元4至14世纪一千年间的敦煌石窟、公元3至11世纪八百年间的敦煌文献。石窟一直在地面上，文献曾被封存在石窟中达千年之久，终于又在一百年前重新面世。敦煌文献出自敦煌石窟，文献因石窟而得以保存，石窟因文献而明晰，所以，敦煌石窟与敦煌文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敦煌研究随着敦煌文献的面世也已走过了百年里程，取得辉煌成就，但也面临新的挑战。
　　敦煌文献是用文字记录的历史，也是敦煌石窟的档案记录，是用来说明敦煌石窟的；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敦煌石窟，这就是“以史论窟”。反过来说，敦煌石窟又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历史文献，是用图象记载的历史，是形像化了的文献；敦煌石窟为我们保存到今天的内容，就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形像记录，用它再现过去的历史，证实文献的记载，这就是“以窟证史”。敦煌石窟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是敦煌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
　　在敦煌藏经洞开启和敦煌学百年之际，笔者根据几代先辈学者留给我们的研究经验，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研究工作的体会，谈几点想法，以求教于学界贤哲同仁。
　　（一）
　　研究敦煌石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她的内容、她产生当时的条件和历史背景。而这些答案，就保存在敦煌文献之中。
　　首先，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一部分石窟营造文书，以及窟上各类活动文书，为我们展示了敦煌石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
　　敦煌文献记载敦煌石窟（以莫高窟为例）的创建和发展时指出：
　　“乐僔、法良发其踪，建平、东阳弘其迹”；（《圣历碑》）（1）
　　“尔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P3720V《莫高窟记》）
　　“君臣缔构而兴隆，道俗镌妆而信仰”。（S3929《董保德功德赞》）
　　乐僔、法良为修行的僧人，造窟原为修行用；东阳王元荣、建平公于义分别于公元525—576年间先后坐阵敦煌时在莫高窟各建造一大窟；石窟营造随之成为全社会活动，使莫高窟初成规模成。隋文帝杨坚送舍利至莫高窟崇教寺建塔，是一位插手敦煌石窟并对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君”；为君王者在敦煌造窟还有“西汉金山国白衣皇帝”张承奉，为臣者除元荣、于义外，还有隋朝大都督王文通，唐沙州刺史兼豆庐军使的李庭光，以及瓜沙张曹归义军的历任节度使们。一千年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投身于敦煌石窟群的营造，佛窟营造成为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敦煌石窟的内容都是依据佛经而为之；敦煌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佛经，敦煌文献中的大量佛教经典，是石窟内容的依据；每一个时期流传最广的写经，也是这一时期石窟中出现最多的内容。而记载洞窟内容的文献，就是我们认识敦煌石窟内容的依据。兹举二例：
　　素涅槃经变一铺，如意轮菩萨、不空绢索菩萨各一铺；画西方净土、东方药师、弥
　　勒上生下生、天请问、涅槃、报恩、如意轮、不空绢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等变各一
　　铺，贤劫千佛一千躯，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各一躯。初坏土涂，旋布错彩，豁开石壁，俨现金容。本自不生，示生於千界；今则无灭，示灭於双林。考经寻源，备物象设，梵王奔世，佛母下天。如意圣轮，圆转三有；不空绢索，维持四生；人其报恩，天则请问；六牙象宝，摇紫 以栖身；五色兽王，载青莲而捧圣；十二上愿，列於净刹；十六观门，开於乐土；大悲来仪於鹫岭，慈氏降迹於龙华。（P.3608《大历碑》）
　　遂舍房资，于北大像南边 造新龛一所，内素释迦如来并侍从，四壁绘诸经变相，门两颊画神两躯，窟檐顶画千佛，北壁绘千手千眼菩萨。内外庄严，并以功毕。夫大觉圆光满室，照耀恒沙，眉相白毫，腾飞有顶。三十二相，以朱紫而以辉；八十希容，简丹青而仿佛。大乘缘义，表苦行之徽由；护法二神，挥宝杵而摧魔。慈悲菩萨，广大圆明；心恳所求，无有不克。（P.2113v《马德胜功德记》）
　　再次，敦煌文献对敦煌石窟石性质与作用等方面的记载，这对敦煌石窟艺术、历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即使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方法还可以认识石窟内容的话，那么对于石窟营造的动机和目的的认识，却只能依赖文献的记载，这就是文献中的那些造窟、绘画的《发愿文》：
　　是以宏开虚洞，横敞危楼，将以翼大化，将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照六亲；况祖孙五代，图素四刹，堂构锡坠，诒厥无惭。”（P.3608《大历碑》）
　　就莫高山为当今 圣主及七代凿龛一所，远垂不朽，用记将来。（P.4638《阴处士碑》）
　　抽一纳之长，繜五缀之余，竖四弘之心，凿七佛之窟，钻金画彩，不可记之。……时丰将大庆之年，人庶沐清平之岁。九族韶睦，将承七佛之慈；骨肉连枝，永奉三尊之化。（P.4640《吴僧统碑》）
　　镌龛造窟，福佑皇王。（S.530等《索法律窟铭》）
　　同凿乐石，共记太平。（P.4640《乾宁碑》）从中看出，所有佛窟营造活动，都是为了各自现世的利益：为了帝王万岁，为了国泰民安；为了笼络群僚，为了和睦周边；为了先代亡灵，为了健在亲族，也为了他们自己……。
　　以建成佛窟的庆祝活动对现世进行祈愿，表现其目的最明确、描写最详细的，还是公元10世纪时曹氏归义军前几任节度使在他们各自主持造世大窟之际的庆赞文书：
　　无限胜因，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威光围盛，福力弥增，兴运慈悲，救人护国。使河清海晏，千年无九横之殃；夏顺秋调，万载罢三灾之难。大梁帝主，永坐蓬莱，十道争驰，誓心献钦。又持胜福，伏用庄严：我河西节度使尚书贵位，伏愿荣高一品，用王母之延龄；位兼五侯，比麻姑之远寿；东开凤阁，囗圣主之腹心；西定戎烟，镇龙沙而永固。天公主宝朗，常荣松柏之贞；夫人闺颜，永贵琴瑟之美。郎君纳右，负忠孝以临人；小娘子延祥，共天仙而皎洁。合宅长幼，常承雨露之荣；但是宗枝，保宜洪湘不竭。亡过郡君等妣，逍遥十地之街；娘子及至闍梨，便登九仙之位。四方开泰，使人不阴于前程；南北休征，驲骑往来而无滞；蝗飞永散，万劫不起于边甿；水治洪津，竟唱南风之雅韵。多生孽障，承錾凿而消除；见世新熏，藉绘画而荡尽。府僚大将，各尽节于辕门；亲从之官，务均平奉主。所有伤魂幽识，舍怨速什莲宫；六逶四生，因兹总归净土。然后三边告静，隘无獾火之忧；四塞来宾，路有输珍之庆。”（P.3781《尚书造大窟妆画上层功德赞》）
　　我河西节度使 司空，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塞表而恒昌；社稷无危，应法轮而常转；刀兵罢散，四海通还；疠疫不侵，挽枪永灭；三农秀实，民歌来暮之秋；霜疽无期，誓绝生蝗之患。亦愿当今 帝主，等北辰而永昌；将相百僚，应五星而顺化。故父大王，神识往生菡萏之宫； 司空宝位遐长，等乾坤而合运；天公主、小娘子，誓播美于宫闺；两国皇后义安，比贞松而莫变；诸幼郎君昆季，福延万春；都衙等两班官僚，输忠尽节。（S.4245《天公主造大龛功德赞》）
　　我河西节度使司空，先奉为龙天八部，护莲府却殄灾殃；梵释四王，静挽枪而安社稷；当今帝主，永戴天冠，十道澄清，八方顺化；次为司空己寿，以彭祖而齐年；国母天公主，保坤仪而助治；郎君娘子，受训珪璋；先过后亡，神生净土；枝罗亲族，吉庆长年；合群（郡）人民，同沾少福。（P.3457《司空造大窟功德赞》）
　　因为石窟营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社会，因此，壁画中一些反映社会活动的内容也需要依赖文献记载去认识。如敦煌文献P。3773《凡节度使新授旌节仪》，对认识著名的历史人物画《张议潮出行图》有点播开示之功用，进而对敦煌石窟现存的《张淮深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慕容氏出行图》等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其它有关社会生产、生活的文献，也对认识石窟中的这类壁画有指导作用。这就是按照文献的记载去读画。
　　敦煌文献中，有一批9、10世纪时敦煌官府和寺院的“入破历”类文书，记载了在石窟上的各项活动的支出。这些文献将敦煌石窟群的诸石窟记作“三窟”：“窟上”、“东窟”和“西窟”，即今天的敦煌莫高窟（窟上）、安西榆林窟（东窟）和敦煌西千佛洞（西窟）；9、10世纪的吐蕃和归义军时代，“三窟 ”又称“三所禅窟”，是敦煌佛教僧团的修禅基地。三处石窟的直线距离是东西约100公里，而以敦煌莫高窟居中，西千佛洞在莫高窟西40公里，榆林窟在莫高窟东60多公里。石窟上活动各项目所支出的，主要是食品和饮品：食品有面、粟及由其所加工之熟食品以及油、麻等副食品；饮品则主要是酒。同时也有少量的纺绢品和纸、麻等。这些物品（文书中称诸色）在石窟的用途主要分三大类：一是用于石窟营造、修缮、管理以及相关的劳作饮食和少量非饮食用品，二是用于在石窟上进行各种佛教行事的食品与用品，三是用于石窟上的迎来送往之宴席（2）。
　　关于石窟日常管理与修缮，主要有下彭（下棚，搭脚手架）、画窟（在洞窟止制作壁画）、易沙（清除窟前积沙），以及学郎住窟（窟上寺院办学）等。“窟上脱墼”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石窟上土木建筑材料制作的珍贵记录；还的诸如窟上上仰泥、窟上上灰麻、安装和彩绘窟门等石窟建筑施工过程及其用料；石窟建成后，还要在窟上进行庆窟活动。而文献中关于窟上伐木及栽树的记载，这我们提供了古代石窟环境建设的资料。
　　在安西榆林窟，洞窟日常则由敦煌僧团维修和管理，由窟主付给僧团修窟所需粮米，这些都需要在僧人去榆林窟时提前准备和支付；同时，每一次从榆林窟回来的僧官们都要受到宴请。敦煌西千佛洞的洞窟修缮、管理情况，最多的是上水、修堰等：西千佛洞的崖前，有被党河水冲刷而成的比较宽阔的台地，可供耕种和植树。加上与其相邻的南湖店（5世纪的北朝时期已在此修建石窟），两处共有100多亩可耕地，可引党河水浇灌，因此修堰和上水便是经常性的工作。那一带一直不住居民，这些农作任务只能由僧团承担，僧团将每一次上水的任务分配和落实到具体僧人。又因西千佛洞离州城也有一段距离，支那里修堰和上水的僧人们，回来时也要受到设宴欢迎。另外，西千佛洞还有敦煌僧团的粮食仓库等设施。西千佛洞是敦煌僧团“农禅并举”的一大基地。
　　石窟上还有一些固定的佛事活动，其中10世纪时每年正月十五日由敦煌地方的最高统治者举办的“岁首窟上燃灯”仪式，是一项颇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从专为此仪式所撰写的燃灯文看，作为民间的佛教一大节日，正月十五日燃灯活动除了节日本身的欢乐和喜庆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记录和反映了敦煌的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从公元914年建立后所经历了从内忧外患到稳固繁荣、而又逐渐衰落的过程。
　　东窟（榆林窟）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也由敦煌僧团派遣僧官，举办燃灯活动及相关的祀奉仪式，而且一般都在提前准备好，并在前一天就分发给所用材料；西窟上因均由僧人们操作，岁首燃灯与春耕准备同步进行，所燃佛灯又可为修堰、上水作照明，说明了僧人们的尽职尽责和提高劳动效率。另外，敦煌诸石窟上的燃灯活动，当时又是一项比较有影响的活动。敦煌文书LOL.C.109就有“于阗使张金山来取窟头燃灯文”的杂记。
　　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在莫高窟、榆林窟等地也有相应的活动，而此时正逢瓜类的收获季节，瓜就成了这一活动中的上等祀奉品。
　　文献记载的窟上活动还有窟上堆沙、网雁等。窟上还有一项佛教活动，就是写经，有些佛经直接在洞窟中写制，文献中就有关于窟上写经用纸支出的记载。
　　敦煌石窟群的诸处石窟，作为佛教圣地和胜境佳景，也被作为迎来送往的场所。寺历所记被迎送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本地的军政官吏和敦煌僧团的僧官等，二是外地的僧俗官吏和使臣。上窟的本地官吏，主要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节度使，即敦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夫人等。他们在莫高窟拥有自己为窟主的大窟，他们要经常主办或参加窟上的大型佛教仪式，他们也有在炎夏酷热之季来莫高窟避暑者。上窟的僧官，大概包括敦煌僧团所有的高级僧官，但都僧统一类的高级僧官，也是在有重大活动时才上窟，平时支窟上的则以中下层僧官为多，还有来自中原的“汉大德”和来自西域的“和尚”。东窟也经常有节度使、都僧统等高级官吏和大德在那里受到接待。
　　莫高窟和榆林窟，又是曹氏归义军府衙接待外地使臣的地点，这些使臣，有来自中原王朝的天使，有附近各州地方和周围各民族政权的使臣。
　　东窟迎接太子、天子，可能是东面的甘州回鹘的国王和太子，因为榆林窟不但有回鹘洞窟，也留下许多回鹘文的题记。
　　曹氏归义军府衙在莫高窟、榆林窟接待来自周围各民族政权的使臣事，是窟上活动中最有意义的社会历史事件。曹氏时期，当度军政权十分注意同周围各民族政权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与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并不断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所以才能在各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中得到生存和发展，以至于繁荣强盛。而选择莫高窟和榆林窟作为接待各地使臣的地点，主要是因为佛教在当时是这些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加上莫高窟和榆林窟宁静而优美的环境，使得这些来自各地的使臣们流连忘返。所以，敦煌石窟群的莫高窟和榆林窟，在古代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团结合作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二）
　　通过对石窟的考察，进一步了解敦煌及中国古代的历史与社会 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与社会的记录，佛窟中全面反映了她创建时代的社会面貌，记录了人们和各种社会活动，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前贤已作过不少研究和介绍，如称敦煌石窟艺术为“形象的历史”，说敦煌石窟是敦煌用至中国的历史档案馆，这些见解都十分精辟。
　　一，窟所见中国古代封建礼法制度
　　1，敦煌石窟艺术在制作方面，从石窟的建筑型制，如帐形窟、龛，到塑像的排列、经变画的构图等，都受到中国古代礼法制度的制约。
　　A，从佛窟本身的建筑型制上看。唐代所建佛窟，无论是高达三十多米的大像窟，还是一般的大众化洞窟，都是覆斗帐形窟顶。帐这种形式，为中国特有，始现于中国汉代，史载汉武帝造甲乙二帐，甲帐居神，乙帐自居，可见帐作为一种居处极其尊贵。佛窟建成帐形，本身就体现其至高无上，可被看作帝王之宫殿。而唐代中期以来，普通佛窟又在佛龛上大作文章，将先前之平顶敞口佛龛改造为帐形龛，并明确宣称佛龛为帐；这种覆斗帐形窟顶而正壁又为帐形佛龛的佛窟，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宫殿的再现。
　　B，唐代石窟佛龛或佛坛上塑像的排列、布局，不论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或四供养菩萨的排列，还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金刚力士的排列，等级层次十分明晰，有如中国帝王的金銮殿的君臣之礼，以君主为核心，文臣武将依次序分列两边。这种形式显然是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产物。
　　C，大幅经变壁画的构图，也是以佛祖为中心，听法的弟子、菩萨们依等第高低分列两厢，而其它的供养菩萨或芸芸众生则忙碌于四周。就笔者所见，佛教发源地印度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浮雕佛教说法图也好，敦煌唐代以前的说法图也好，都没有像敦煌唐代经变画这样细腻和排列有序。所以，敦煌唐代后期大量的经变画的程式化的构图形式，同样打上了唐代社会制度的烙印。
　　D，敦煌石窟艺术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光是艺术作品的表面，如佛教的尊神及各类人物中国风貌，佛教建筑及人物服饰各方面的中国形式等，更主要也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佛窟中通过这些形式所表现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讲，就是石窟中有违佛教本义的反映孝道的内容。根据研究者们的调查，敦煌石窟现存唐代所绘《报恩经变》近30幅（包括几幅内容及主题相近的《报父母恩重经变》），而且在许多大窟中处于第一、二幅的位置；还有许多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保存到今天。但现有的这个数字也足以证明它在石窟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据唐代文献记载，一些人在自己所造佛明确冠以“报恩吉祥窟”、“报恩君亲窟”等窟名，则更是借佛教活动来体现中国古代孝道，用佛教建筑的名义所证实的中国封建礼法制度。
　　2，“家窟”的历史与社会
　　唐代初年开始，敦煌石窟出现了“家窟”之名：贞观十六年（642）年由敦煌大族翟通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题名“翟家窟”。此后，莫高窟历代洞窟的营造者们，其所建洞窟依其姓氏被称为“家窟”并由其子孙后代世袭相承。虽然也有许多大德高僧亦营造过一些大窟，但这些洞窟也是无一例外地依其俗家姓代而冠以家窟名号并由其宗族子孙们世袭相承，官宦所建窟更是家窟。另外，由于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也具有祠堂的性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发展并延续千年的社会历史原因。家族观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在一般佛窟的营造过程中，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家庭协作的封建社会特征。
　　敦煌石窟中比较有名的家窟，有张家窟、李家窟、王家窟、翟家窟、宋家窟、陈家窟、阴家窟等。这些“家窟”都建于唐代，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敦煌石窟的“家窟”去了解敦煌的家族，进而去认识敦煌的社会（3）。
　　二，佛窟本身对文献记载的历史的印证：
　　佛教艺术是佛教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同时又是一笔文化财产，它的创造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特别是敦煌佛教石窟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她的规模和水平似乎并不能反映敦煌历史上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更多的是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敦煌的历史与社会。反映人与社会需要的程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和做的更多是的如何生存、如何尽快地安定和繁荣，而石窟的营造和艺术的创造自然不会太景气；而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人们想的和做的又是更多精神上的追求，敦煌石窟营造的全部历史都可证明这一占。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敦煌之东的河西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4）。
　　莫高窟第428窟内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多名，显示了窟主北周宗室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5）。
　　北周、隋初，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6）。
　　唐代初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是敦煌石窟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洞窟之一，她以全新的壁画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在此窟建成前后几年，发生了李唐王朝平高昌收复河西全境、玄奘法师从印率取经回国途经敦煌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7）。
　　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在武周时代有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女皇帝，但后来出现了一个武则天，她造舆论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所以，在武则天当皇帝时，京城出现了各种“佛经”，莫高窟就出现了表现这些“佛经”内容的《宝雨经变》等（8）；敦煌地区“发现”了诸多“祥瑞”，成为武则天统治天下的好兆头；敦煌阴氏、李氏等世家大族先后在莫高窟建造北大像、第321、217、331、332等大窟。敦煌石窟为武周时代的社会历史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莫高窟的第二大佛和榆林窟唯一的大佛都建造于盛唐开元时期。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也十分普及。再加上唐王朝的倡导，如赐建开元寺等等，开窟造像活动普遍开展，著名的乐山大佛——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佛像也造于这一时期。所以敦煌石窟大像的营造，也是顺应了这种社会潮流。
　　莫高窟第148窟在抗蕃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等，最初是因鼓励敦煌汉唐军民抗击吐蕃入侵而出现的，在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9）。
　　公元8世纪后期，敦煌地区经历了20多年的战争与动荡岁月，这期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被迫停止。到8世纪末，吐蕃对敦煌的统治趋于稳定后，石窟营造活动又在原基础上大力开展起来。敦煌石窟和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这一时期的石窟营造的记载，这些记载又明确道出社会经济对石窟佛教活动的制约。
　　在整个吐蕃统治敦煌的70多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盛行。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石窟的题材、内容上，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变革，一窟之内绘制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这里面固然有佛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原因，但吐蕃统治时期的社会所决定的人们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因。
　　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见不到反映吐蕃文化的痕迹，尽管也有吐蕃王听法的壁画，但都是出自唐人之手，石窟营造者都是唐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唐风，这就很好发保存了唐文化，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到九世纪时，敦煌最先归唐，唐朝天使在看到敦煌时曾感叹不已（10）。
　　公元9世纪后期的张氏归义军时代，从公元865年建成莫高窟156窟开始，佛窟实际上成为个人的纪念堂或其家族祠堂。156窟是留守敦煌的张淮深代时任归义军节度使、率军南征北战的其叔张议潮营造的，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祝和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这在当是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也反映了归义军创建之初敦煌人民的社会心态，以及经济的蓬勃发展。张淮深时期，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敦煌莫高窟营造了许多大窟，而淮深自己也亲自组织和主持了莫高窟94窟的营造和96窟北大像的重修。9世纪末期，由于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内讧，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影响，这一点明确反映到佛窟营造方面。这一时期所造石窟规模较小，如马德胜所建莫高窟第97窟。到10世纪初年，社会情况一有好转，佛窟规模又大起来，如905年前后建成的莫高窟第138窟。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年，张议潮之孙张承奉在敦煌建立割据小王朝“西汉金山国”不久，在征服甘州回鹘的战争上遭惨败，战争耗尽了人、财、物力，使敦煌地区经济一厥不振，这一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佛窟，是由百姓们联合营造的莫高窟第147窟，规模很小，艺术水准平平，而且它在它的《造窟功德记》中直言不讳地道出当时因连年战乱造成的社会凋敝。
　　公元914年，世居敦煌的豪强大族曹议金从张氏手中接管了瓜沙归义军政权，营造佛窟更成为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最大的在面洞窟之一的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而这些人都是张氏时期的前朝元老，曹议金利用自己营造的佛窟成功地将他们笼络在一起，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功政权接交的平稳过渡；到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的莫高窟第100窟，分别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向世人展示了曹氏势力的强大和敦煌地区稳定繁荣景象，而第98窟的那些老臣及高僧的供养像，在第100窟以后的曹氏大窟，如第454、61、55等窟中再未出现过；这些曹氏大窟实际上是向我们叙述着曹氏政权由初建时的内忧外患逐步强盛的过程。另一方面，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三，石窟壁画上展示的古代社会生活
　　1， 精神生活
　　敦煌石窟是古代敦煌人表达自己对佛教的信仰活动的场所。佛教这一关于社会和人生的哲学的理论，一直建立在人们精神需求的基础上，并且随著历史与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完善。敦煌石窟艺术在敦煌的历史上适应和满足了各个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各类净土变相，表现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维摩诘的形象为中国士大夫们所钟爱；描写一种七收场景的壁画，是现实的写真，也可能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一个洞窟内绘了十几幅大幅经变画，即所谓“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11）则全面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2，经济生活：
　　敦煌古代属业牧业区，石窟壁画中保存有各个时期所绘农业、牧业生产及劳动工具等，如耕种、锄地、收割、打碾，犁、耧、镰、磨、锥、连枷、木锨、簸箕、臼、铡、农用车等；饲养、放牧、狩猎、兽医、钉马掌、灌驼、马厩、铡草喂马等。（12）
　　敦煌古代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文献中记载的手工业有30多种，（13）这在北朝到元代的石窟壁画中都有描绘，如建筑修造、农具和家俱的制作、粮食加工、纺线、织布、制衣、制鞋靴、金银玉器加工、锻造、酿造等，以及相应的各种手工业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等，如炼铁炉、纺车、织机等。莫高窟蒙古时期的第465窟集中绘制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百工乐艺等社会生活画面，它所反映的不仅是古代藏族的手工业生产活动、经济发展及精神生活，而且几乎所有的画面都与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所记载的工匠活动相吻合；榆林窟第3窟的千手千眼观音变中也比较集中地绘制了各类手工业劳动工具。
　　敦煌石窟壁画为我们保存了从西汉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开始，到北朝至隋唐时期，即公元6至10世纪500年间的商旅贸易图，反映了各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道路、桥梁、运输、来往商旅、交通管理、商品贸易等内容。另外，从壁画上看，丝绸之路商贸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驮运，运载牲畜有马、象、驼、骡、驴等。（14）古代通过敦煌的丝绸之路的道路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比较平坦的道路，在这一类道路上，沿途有管理机构，有可供来往商旅人畜饮食、住宿的驿站、客舍和其它相应的服务设施；第二类道路是比较崎岖和险峻的山路，在这类道路上来往的商旅，不仅经常遭受风雨的袭击，经常滑落山崖沟涧，将一切葬送在途中，而且还经常遭遇到强盗的抢劫，将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钱财供手奉送给半路的剪径匪霸们，有时甚至也要搭上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壁画中一些细节的描绘，我们今天在称颂古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兴盛，和它给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的巨大贡献时，很难具体地了解先民们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3，日常生活
　　石窟壁画中保存有丰富的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丧葬、娱乐等画面，如服饰、洗滞、炊事、汲水、宴饮、屠宰、挤奶、宫城、村落、民居、草屋、庭院、园囿、坟莹、洒扫、家具陈设、乘骑、马车、牛车、羊车、鹿车、皮筏、独木舟和各类船只、育儿、学堂、诊病、迎亲、婚礼、出殡送葬、枷锁、监牢、博弈、游戏……这些生活场面也反映了古代的民俗民风。（15）
　　4，军人生活
　　敦煌地处中西交通要冲。敦煌石窟壁画和绢画中，还为我们保存有长城、关隘、烽火台画面，以及军旅、练兵、作战、边塞战争、由政驿站等场景，生动地反映了历代王朝为建设、管理和保卫这条象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历史的交通大道所负出的巨大代价。如莫高窟第420窟的商人遇盗图，商队在翻山越岭之后遭遇到浑身甲胄、全副武装的“强盗”队伍，一番厮杀后，商人们全部被俘，被迫将钱财交于“强盗”；由于画面上的“强盗”实际上是官兵形像，故可将这些画面理解为商队在通过边关口岸时在接受检查，属于丝路管理的内容；而这些担负戍边任务的官兵们不是在州城军镇，而是平常驻扎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峻岭的驿站上。莫高窟第321窟的长城、关隘及戍边军兵图，描绘了驻守在长城沿线的军兵。九、十世纪的莫高窟第156、100窟的历史人物出行图中，描绘有驿夫乘驿马，来往穿梭于人群之间，从事邮政传递的场面。
　　石窟壁画中所反映的驯马养马场景，实际上是北朝至唐代的“马政”，它带有军事或半军事性质。如西魏和北周壁画中的“驯马图”，马夫（驭手）不论是汉是胡，均只有一人，可能是“民牧”；而隋代壁画中的“驯马图”，一马前后有马夫五六人，是集体驯服，应为“官牧”；唐代的驯马砖浮雕，二马夫驯一马，马夫为身著甲骨的士卒，也是“官牧”。文献记载唐代敦煌都有官办或由官府控制的马坊、马社等，还有所谓“官马家饲”养马民户，被官方使用的马还有专门的“长行马”，即主要运用于邮政的马，驿夫们在通过驿站时可根据需要换乘；另外就是官府所属的“传马坊”，向军队、使人及过往行人配送马、驴等，这些情况都可以在唐代中期以后大量绘制的“马厩图”中找到迹象：马厩内设施齐全，饲养人员各施其职，但也不乏忙里偷闲者，反映其官马坊的性质。
　　石窟壁画中关于古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画面也反映了一些与军人活动的关的情况，从中看出，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基本上全是“胡商”；而从事丝路管理者都是中原王朝的军政机构和人员。这一点同汉代开发以来的敦煌历史情景是一致的，同历代史书及敦煌文献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居住在中国西面的中亚地区的粟持人，两千多年来一直是这条丝绸之路上商贸队伍的主体，在中原国都长安，洛阳及其以西丝路沿线的城镇和乡村，都有粟特人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和居住的地点，敦煌也有粟特人聚居之村落。因此，石窟壁画所绘北朝至隋唐的大量“胡商”，也应该是世居中亚的粟特人，也即人们常说的活跃于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昭武九姓”。
　　（三）
　　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实物、图像资料，被称誉为“天下第一”。如敦煌文献中的“报纸”、印刷品等实物，北魏石窟中的木构建筑部件实物，这些并不一定就是最早出现在世上，而是现存同类中最早者。又如石窟壁画中的农业生产工具曲辕犁（唐）、楼犁（五代）、通幰牛车（西魏至宋）、多轮车（唐宋）、椅轿（唐）等。实际上，这些“天下第一”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证据；不论石窟还是文献，它们的所在地敦煌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用它保存的文化财富为我们说明历史。这里，选介几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图像：
　　1，北魏斗拱（实物） 位于莫高窟第254、259等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部件；木构建筑在中国起源很早，但目前保存最早者为唐代中期以后的建筑，而且经过后代多次维修；北魏斗拱作为作为守好的建筑部件，它是作为洞窟的装饰品出现的，是佛教石窟在建筑型制方面运用中国传统形式的一种尝试，因此它具有多重的历史意义。
　　2，通幰牛车 史载，南北朝时期出现供人乘坐的施幰牛车，但未曾看到过实物；敦煌西千佛洞第7窟建造于西魏时期，窟内所绘的供养人像列中有一辆大轮、双辕、正方形车舆及其长方圆弓形顶盖的牛车，车舆四周为全封闭式，属安车型；而车的车舆周围及车顶上另设有支架和双重顶盖可能是用以“施幰”者；这是与这类车同时代的图像资料，尤显珍贵。石窟壁画出现大量的通幰牛车是在唐朝中期以后，其保存最完整者则是五代、宋之际所绘莫高窟第61、55等窟通幰牛车。（16）
　　3，曲辕犁 为一种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它具有犁架小、轻巧灵活、自动调节耕作深浅、节省人力畜力等特点；敦煌8世纪前期的莫高窟盛唐第445窟壁画中有绘；但史籍中最早记载此犁是在公元9世纪，壁画早于文字记载100多年，因此它的价值更大。（17）
　　4，耧犁 是中国晋代就曾制造和使用的播种农具，但同样没有实物保存至今；目前所见仅700多 年后的敦煌莫高窟第454窟所绘一处，除了作为历史资料的珍贵之外，还说明它在敦煌被长期使用。（18）
　　5，多轮车 史载，几千年来，不论车的种类多少，不管车辆本身的构造、装饰及制造用材发生何种变化和改进，但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制造和使用的一直是双轮车，而且车轮全是木制的；史籍中虽然也曾有过“王莽造四轮车”的记载，但那只是昙花一现。而在敦煌壁画中，从公元六世纪前期的莫高窟第285窟就出现四轮车图像，8至10世纪四轮车图象更多，还出现了六轮车。这就从一个方面补充的中国交通工具史的内容。（19）
　　6，椅轿 据史书记载，传统的看法是，在唐代以前，不论何种型制、等级和形式的舆轿，轿杠都设在轿舆底部，乘轿者“席地而坐”；宋代家俱变革以后，舆轿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见这种轿杠置于轿舆中下部、乘轿者可跌跏而坐的形式，俗称“椅轿”。然而，我们在九世纪末的敦促煌唐代壁画中看到了轿杆安置于轿身中下部的豪华肩舆，这就使我们对史书关于椅轿出现于宋代以后的记载产生了疑问，有了重新认识中国舆轿制造、使用及其历史变革的条件。敦煌壁画现存最早的椅式肩舆在莫高窟第94窟，该窟建成于公元9世纪后期，北壁下部所露为张淮深夫人出行图残画，画中绘三车两轿，轿身为六角形亭式，轿杆置于轿身中部，每轿有轿夫八人，是典型的椅轿，但画面因宋代重修时的损毁而残。壁画中最清晰的椅式肩舆，保存在9世纪末建成的莫高窟第9窟内，轿身六角形亭式，四周全封闭，轿杆置于轿身中下部，轿夫四人。另外，与第9窟同时代的莫高窟第138窟，绘有相同的椅轿一乘，位于该窟东壁女供养人像之后，六角亭式，全封闭，无轿杆、轿夫。但这乘椅轿本身显示其主人——窟主阴氏家族女主人身份的尊贵。（20）
　　7，大船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从史书上读到一些关于中国古代造船用船的记载，但很少有可与之相印证的图象和实物。敦煌壁画八至十世纪的唐、五代、宋时期的大船图象，向我们透露了当时中国先进发达的造船用船技术方面的信息。如莫高窟第205、45、31、288、55窟，榆林窟第38等窟的大船；尽管当年那些地处沙漠深处的敦煌壁画的制作者们，他们对海船及航海知识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但这些大船图像仍然是敦煌壁画中最值得珍视的交通工具图像。（21）
　　8，敦煌文献中的印刷品，最著名者当推现存英国国家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印《金刚经》，被认定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从题记看，这件印经可能是从外地流传至敦煌者；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来自外地的印刷品还有不少（大多来自西川）。而且，当时敦煌当地也有一批木匠从事雕板印刷业，留下一批作品，有画，有文本，也有图文并茂的佛经，还有大批量绘画所使用（带有印刷性质）的粉本。敦煌文献中的这批印刷品，不仅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重要证据，其中的版画也是人类美术事业发展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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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石窟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华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大的历史长河中，它自己也经历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所以讲“以史论窟，以窟证史”，主要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但无论是敦煌石窟，还是敦煌文献，它们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所以敦煌石窟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除历史学的基础上，还需要综合运用考古、文献、宗教、艺术、科技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断开拓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本文即是列举其中极少一部分内容，对此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说明，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
　　注 释
　　（1） 本文所摘有关敦煌石窟营造文献，均引自拙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不另注明。
　　（2） 有关石窟上的各项活动，请参阅拙作《十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敦煌研究》1998年第期；《九、十世纪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法源》1999年第十七辑。
　　（3） 参见史苇湘先生《世族与石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拙作《敦煌的世族与莫高窟》，《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辑。
　　（4） 参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
　　（5） 同注（4）。
　　（6） 参见史苇湘《福田经变简论》，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7） 参见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8） 参见史苇湘《敦煌莫高窟的宝雨经变》，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讲座会文集·石窟艺术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同注（7）。
　　（10） 敦煌文书P．3451，见《敦煌变文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1） 敦煌文集P．2762《张淮深碑》、P.3457《司空造大窟功德赞》句，参见注（1）拙作。
　　（12） 参见王进玉〈〈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年。
　　（13） 参见拙作〈〈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 参见拙作〈〈敦煌石窟全集·交通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
　　（15） 参见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民俗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
　　（16） 同注（14）。
　　（17） 此珍贵图像由敦煌研究院先辈专家史苇湘先生发现；见史先生〈〈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敦煌佛教艺术研究，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讲座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18） 同注（12）。
　　（19） 同注（14）。
　　（20） 同注（14）。
　　（21） 同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