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圣地与旅游胜地
　　武高寿
　　(海南三亚南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海南三亚57200)
　　摘要：古代诗人可以吟唱“深山藏古寺”；现代诗人会发现，“深山已难藏古寺，古寺深山人更多”，佛教圣地大都成了旅游胜地。既要看到旅游业对佛教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应看到旅游业对佛教文化的消极影响。如何保持佛教本色、化世导俗而不被完全世俗化、庸俗化，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佛教圣地；旅游胜地；佛教本色；陶冶性情；端身正念
　　中图分类号：K92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8)01-0054-04
　　现在，人们往往把人间佛教与都市佛教联系起来，而把山林佛教看作是脱离社会的小乘。其实，是不是人间佛教，不在寺院的地域分布，而在于指导修行实践的理念。况且，在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都市寺院与山林寺院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过去，深山可以藏古寺；现在，古寺深山人更多。现在的问题不是佛教脱离人间的问题，而是在喧嚣的旅游大潮中如何保持佛教本色、化世导俗而不被完全世俗化、庸俗化的问题。
　　佛教圣地成为旅游胜地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因为虽然现代旅游已经成为一大经济产业，但其在本质上却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旅游资源，是能够诱发旅游行为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的总和。对旅游者来说，它是旅游行为所趋向的客体对象；对旅游事业的经营者来说，它是发展旅游业所依据凭借的载体。所以，只有能够满足旅游者一定的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需要的景点才能成为旅游资源。这就要求这种景点既要具备悦目诱人的自然风光，又要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与科学的价值内涵。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因素，就不能成为旅游的吸引物。而佛教圣地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民间俗语有“天下名山僧占多”，文人笔下有“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的诗句。确实，在中国，佛教名山遍布全国各地，哪里有清幽寂静的山林，哪里就有僧踪塔影；凡是超尘脱俗的山岳，就会有晨钟暮鼓的回响。佛教与名山的结缘，使山岳风景资源与历史人文积淀融为一体，正好使佛教圣地成为旅游胜地。
　　其实，历史上这两种圣(胜)地就已经连为一体。古代的文人学士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经常云游天下、观光名山大川、游览名胜古迹，以增加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性情，藏于名山的佛教寺院自然是他们光顾的好去处。比如“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就是常到佛教名山旅行的大诗人；好佛喜禅的苏轼更是经常出人佛寺，拜访名僧。只不过古代的旅游仅仅是少数人的雅致和特权，而在现代社会，旅游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休闲方式。当然，古代少数人的寻访，并不会打破深山寺院的宁静与清净。
　　佛教讲究因缘聚合。佛教选择山林修建寺院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佛教修行本身的需要。佛教起源于印度，释迦牟尼佛出家前本来是生在深宫的王子，享受着无比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他对富贵享乐不感兴趣，而对人世间的种种不平和苦难却十分敏感。出于对人间苦难根源的思考、为大众寻求解除生老病死苦难的道路、为解脱自己精神上的苦恼，他放弃了显赫的王位和优裕舒适的王宫贵族生活，离开繁华喧闹的都市，剃去须发，深入山林，精心苦修，专意悟道。在菩提树下证悟成道后，最先在鹿野苑讲法度陈侨如等五比丘，佛法僧“三宝”具足，佛教由此而创立。佛教修行者们“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佛教主张避世苦行、清静思索。佛教将充满物欲诱惑的五浊尘世看作诸恶的渊薮和一切苦难的根源，而将远离闹区、清净无染的自然山林看作离污去垢的净土。所以，在佛教的流传之初就与山林有不解之缘。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开始分化出许多部派，其中多以所居山林为名。如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雪山部、密林山部、制多山部等等。因此，从印度佛教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来看，佛教与山林的关系不仅与佛法教义有关，而且直接体现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与修行实践的活动之中。
　　中国文化中早有对山川丛林崇拜的观念。高山、峻岭、茂林，经常风行、雾罩、云腾、伟岸、神秘、莫测，使古人对之顶礼膜拜而形成神化的观念。《礼记·祭法》有言：“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史记·五帝本纪》亦有“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的议论。东汉时期，佛教传人中国，而此时中国正兴起土生土长的道教。源于上古神仙信仰和自然崇拜的道教，尊崇老庄哲学，极力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念。道教修炼的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而何为仙?《说文》释之为“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人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所以道教认为得道成仙必须归隐深山丛林的“洞天福地”之中。因此，道家清静无为、返朴归真、崇尚自然的处世态度，吸纳自然灵气、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的追求目标，恬淡养性、超然物外、清心寡欲的修炼方式，都促使道士远避喧闹的尘世，隐遁山林。
　　随缘而化的佛教从西方来到东土，自然会主动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互动相融。佛教文化与山岳丛林的关系，正因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渗入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在敦煌曾经发现的一首《山僧歌》云：“问曰居山何似好?起时日高睡时早，山中软草以为衣，斋食松伯随时饱，卧崖龛，石枕脑，一抱乱草为衣袄，面前若有狼藉生，一阵风来自扫了，独隐山，实畅道，更无诸事乱相挠。”这种遗世独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正是佛教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但很明显地有着道教的思想色彩。
　　另外，统治者对佛教所采取的政策也是促成佛教深入山林的一大世缘。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的一统天下，始终不允许宗教脱离皇权的严密控制。从汉唐到明清，此一政策一以贯之。所以中国宗教从来没有获得过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崇高的国教地位，反而还多次发生被抑、被灭的事件。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下诏说：“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以儒术并进，以惑人心。”由此可以看出，“宜在山林独修”，不仅是佛教的一种内在要求，而且也是统治者的一种外在性强制。
　　正是由这多重因缘的相互作用，使得佛教走出皇权政治中心的都市，避开争名夺利、相互倾轧的烦恼灾祸，在偏僻的山林中营建寺院清净修炼。开山建寺，历来是佛教徒们所向往的事情。在佛教发展史上，凡是对创建基业或者成一宗派的名僧，都被称为“开山祖师”。
　　佛教活动场所为了满足众多信徒的佛事活动的需要，必然要建筑佛堂、雕塑佛像、绘制壁画、开辟道路、扩建房舍、设置用具，这一切经过历史的积淀，就形成了以实物为载体的佛教寺院文化。这样，佛教道场在山岳的建立及其兴盛，直接导致了山林风景的开发，从而形成了享有盛誉的名山胜地： “四大名山”、“八宗祖庭”，风景秀丽，人文荟萃。
　　在现代旅游大潮中，这些佛教圣地，很自然地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于是昔日清净的寺院变成了人潮涌动的闹市，哪里还有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的区别呢?
　　应该看到旅游业对佛教文化的积极影响。
　　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要获得发展的生机，就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这就可以促进对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正是旅游经济的拉动，使得许多古老的佛教文化遗产如佛寺、佛塔等佛教建筑得以恢复和修缮，使得如海南三亚南山海上观音等一些新的佛教道场得以兴建和开发。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布施功德钱款，为佛教寺院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旅游业做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们了解、体验、探讨、研究、交流、传播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佛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旅游是人们满足高层次需求的一种活动，是陶冶性情、修心养性的一种精神性活动。到佛教名胜古迹的人，不仅有一般的游客，更有朝圣的佛教信徒、渴望交流的其他宗教人士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专家学者。纽约市一家旅行社“中国——史密斯”的合伙人霍华德·史密斯在几年前曾说过，中国那个被遗忘的角落，现在正在开发之中。那里有佛教寺院，现在它所吸引的主要是台湾和日本香客，将来它将吸引一些国外好奇的游客。现在，到中国的游客中，就有不少是冲着佛教寺院而来。另外，布施功德钱款的增加，也为寺院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佛教文化的研究之中。
　　也应该看到旅游业对佛教文化的消极影响。“美国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南希·格雷瓦特说：未来的旅游业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接待游客，同时又要保护好自然界的生态。
　　要我说，更为重要的不仅是自然界生态的保护问题，而且有佛教本身特色的保护问题。
　　试看国内原本是清净道场的佛教名山，现在都已经成了闹哄哄的旅游热点。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佛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等不文明行为给佛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就因为旅游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而引起大量剥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喧哗嘈杂的人声，破坏了佛教名胜独有的宁静和超凡脱俗的气氛。这世上还有什么去处可让人摆脱世事的烦恼?那些强调和尚也是人、热衷于经济创收、把宗教活动商业化、追求华屋香车摆阔斗富的僧人，还有什么心思去关照自己的灵魂，去普度芸芸众生?
　　人间佛教强调以人生为本，面向现实社会，贴近人生，关怀人生，为民众作奉献。有人提出所谓人间佛教就是由出世变人世。有一著名法师说，在今后的工业时代的佛教，一定要从人世重于出世做起。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该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我以为这一提法和说法不妥，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佛教的基本特征和修持宗旨。如果把出世的佛教变成人世的佛教，那还要佛教干什么呢?有人世的儒家、企业家、科学家、政治家就行了。企业家经营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等所谓工农商贸肯定比和尚经营得好。提倡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徒合时机，则近投机实业”。
　　哲学与宗教的最基本的功能是批判的超越的，而这一功能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据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类实践是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之上的。人类总是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总是在自己设置并解决“应如此之世界”与“是如此之世界”的矛盾中不断进步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辩证法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批判的超越的。马克思正是为了寻找人间苦难的根源而批判他所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为人类指出未来的美好社会的前景。
　　传统佛教的独有魅力，不是人世经营工农商贸，而是它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和超越功能。正是佛教那种出世的超脱品格才成了人们推崇与景仰的对象。传统佛教塑造了佛教信仰的神圣与纯真，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生活情趣。人间佛教不是以人世取代出世，或者从人世重于出世做起，而是主张出世与在世不二。是以出世的心态在世，以出世的目标批判现实世界弊端。
　　佛陀透视人类存在的秘密，发现了人类生老病死等痛苦的真相，为人类指出摆脱苦难轮回的道路。佛陀在《无量寿经》中对娑婆世界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指出“十方世界，善多恶少，易可开化”，而人类等众生生活于其中的娑婆世界则是“五恶世间，最为剧苦”。他于此作佛的根本目的是要“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而佛所说的五种恶——杀生恶、偷盗恶、YIN欲恶、妄语恶、饮酒恶，不仅佛在世时的人间有，以后历代的人间都有，而现代社会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作为五恶具体表现的“欲为众恶，强者伏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顺法度，奢YIN骄纵，任心白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 “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YIN妷，烦满胸中，邪态外逸”；“憎嫉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难得诚实，尊贵自大，谓已有道，徙倚懈怠，不肯作善，治身修业”等等，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中不是随处可见吗?
　　所谓人间佛教，就是要遵照佛陀的教导，使生活于这个五浊恶世之中的众生，“一心制意”，克制克服自己杀、盗、YIN、妄、贪、嗔、痴的念头，端身正念，独作诸善，不为众恶。《维摩诘经》通过对维摩诘的日常生活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世而出世的佛教居士的生活与修持典范。他虽然身处世俗，却奉持出家修佛者的清净律行。虽然居家而生活，但不缠缚在一般众生所居的三界之中。有妻室儿女，但常修清净梵行。虽然还要饮食，而喜欢清净禅味。就是到了博奕游戏热闹的地方，也总是以度人为目的。虽然在世俗经济中获得利润，心中并不喜悦，而总是要让众生得到利益。进入青楼YIN舍，为得是提醒人们沉湎于色欲的危害。进入酒店，是要使嗜酒的人舍弃癖好，自立其志。
　　所以，大乘人间佛教，决不是以人世取代出世，或者“从人世重于出世做起”，而是要做到在世却不忘出世，在世为了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出世而在世。出世是目的，在世是手段。以出世的心态在世，以批判的超越的态度面对现实社会，才能化俗而不被俗化。
　　“和尚也是人”，这使人想起有些贪官说过的“共产党员也是人”、“领导也是人”的话。共产党员当然也是人，领导当然也是人，但是他们又不是普通的人。我们无须重复“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老话，但是起码根据党章也知道，共产党员是有理想的先进分子，领导干部是带领民众实现进步事业的骨干分子。不应该用“也是人”为自己的腐化堕落找借口。同样，和尚当然也是人，但是和尚决不是普通的人，和尚是持戒修行的人，是追求悟道成佛、脱离六道轮回的人，是担负着教化众生、被称为“人天之师”的人。忘记了这些追求和责任，而把自己混同于普通众生，把佛教混同于世俗化、功利化的普通行业，那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佛教存在的价值。这种自甘堕落、自掘坟墓的做法，才是伴随整个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旅游大潮中佛教应该注意防止的主要危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