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寺院地理分布的缉补
　　郑炳林　李　强
　　近读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映辉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感受颇深。正像朱士光教授在序里评价的那样“作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佛教地理学的专著出版，这尚是第一部。这无疑对推动历史佛教地理学乃至整个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阅读完这部书之后，感觉到还有很多地方阐述不尽完美，研究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研究中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够和使用文献有严重缺漏。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相关记载，提出一些看法。
　　利用计量分析研究唐代寺院的地理分布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唐代寺院的地理分布”，作者表述唐前期文献中仅见载寺院八百多，不是于开元年间全国寺院总数的六分之一。同时从表列各州寺院数字看，与实际情况差距甚大。如表列中陇右道诸州没有沙州，我们从敦煌文献及李正宇生生的研究看，晚唐敦煌地区有寺院17个，其中尼庵5个，僧寺12个。这些研究成果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另外寺院统计中也没有使用敦煌文献。1989年郑炳林木先生以《论的成书年代》加以介绍，“并在他后来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中录文发表，《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有很清楚的图版，近年郝春文先生《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有此较准确的录文。敦煌写本S．529号，王重民定名为《诸山圣迹志》，而向达定名为《失名行记》。郝春文生沿用向达定名。向黄永武《敦煌宝藏》、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都定名为《诸山圣迹志》。如果我们将《诸山圣迹志》的记载部分州府及名山寺院和僧尼数量与李映辉先生统计结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使用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有多大。
　　李映辉先生统计五台山唐前期与唐后期一样寺院都是17个，根据《诸山圣迹志》记载：“其台山周围八百里，大寺十所，兰若五[十]六所，僧尼三千余人，圣迹极多，不可具述。”这一记载还得到其他文献的佐证，敦煌写本P．4624《五台山赞》记载：“此山多饶灵异鸟，五台十寺乐轰轰。”《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唐五台山善住阁无染传》：“时(贞观七年)自僧智頵为台山十寺都检校守僧长之初也。”卷二十六《唐五台山华严院神英传》记载到“五台十寺”。另外我们还根据敦煌出土文献《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巡礼的圣迹有华严寺、善住阁、王子寺、金刚圣窟、玉华寺、竹林寺、金阁寺、法华寺、佛光寺、圣寿寺、福圣寺、文殊尼寺、清凉寺、万菩萨堂等，这里仅仅记载五台山的主要寺院，根据敦煌写本《五台山赞》记载五台山寺院有：华严寺、竹林寺、金阁寺、佛图寺、零溪寺、法华寺、佛光寺、福圣寺、清凉寺、王子寺、维摩寺、天盆寺、天成寺、葱园寺、灵应寺、清凉寺等，因此五台山有大寺十所，其他五十六所都是比较小的寺院，这与《广清凉传》记载的五台山有寺院72所基本接近。佛光寺、圣寿寺、福圣寺见载于S．397《往五台山行记》：“二十六从建安尼院起，至大贤岭饭，四十里兼过山，名思良岭。又到佛光寺四十里宿。二十七夜见圣灯，一十八遍现。兼有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弥勒阁三层七间，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汉、解脱和尚真身塔、锁骨了和尚塔，云是文殊、普贤化现。常住院大楼五间，上层是经藏，于下安众，日供僧五百余人。房廊殿宇更有数院，功德佛事极多，难可具载。二十九日从佛光寺起，至圣寿寺，尼众所居，受斋食，相去十里。斋竟，又行十里非至福圣寺，寺内(后缺)”而李映辉的统计将一般寺院与大寺混为一谈，统计又遗漏很多，根本不能反映五台山寺院规模的全貌。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太原府唐前期寺院21所，唐后期16所，而《诸山圣迹地志》记载太原地区佛教规模时说：“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到太原，都城[周]围卌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禅]院百余所，僧尼二万余人。”如果将大禅院记作寺院，那么太原地区的寺院有25所，如果将小禅院记作寺院，有120多所。这一记载还可以同敦煌写本P．4648《往五台山行记》相印证：“二十四时卯时发行三十里南桥受供养，又行十里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二十五日前衙参太傅。二月二十八下手画五台山图，二十九日长画至终。三月十七日巡游诸寺，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干元寺长寿阁，又入大中寺，入得寺门，有大阁，有铁佛一尊。入净明寺，有真身含利塔。相次城内游礼皆遍。又于京西北及正西山内，有一十所山寺，皆遍礼讫。京西北有开化大阁，兼有石佛一尊。正西有山，有阁一所，名童子像阁，兼有石佛。(后缺)”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汾州唐前期寺院8所，唐后期寺院6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仅汾州抱腹山就有寺数十余个：“第二抱腹山，在太原[西南]二百里，此山同(周)围三百余里。大寺十所，兰若卅余所，僧尼三百余人。崇岩蔽日，　谷崚云，水石清虚，松萝偃约。入山行十五里，即一木梯五百余尺，俄有一寺，迥住岩，上下悬崖，各千余尺，悬空王相(像)，真身见在。房廊屋宇三百余间，并在岩中，天将(降)雨不湿。从此更沿铁索五百尺，方至平顶。上有十寺，接翼连甍，情游物表。见虽岭峻，并有僧居。池上清边，王各界近，段(断)亡归路。寺前何一小峰，孤标赴上，攀铁索遂达寺焉。至绝顶，四望山川，如观掌内。圣迹极多，[不]可具说。”抱腹山，又称介山，亦称绵山。仅汾州之抱腹山就有大寺十所，兰若30所。由此推断唐后期汾州寺院远不止6个，实际情况要比这多得多。
　　唐河东道潞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寺院6所，后期3所。根据P．4648《往五台山行记》记载：“十一日卯时起，行四十里到潞府城南李家受供养。二月十一日入城。十二日参使。延唐寺常住院内安[下]。巡礼开元寺，内二塔，龙兴寺，有塔，广济禅院，延庆禅院，有二塔，普通、楞严禅院，胜愿尼寺，上生尼[寺]。城内诸寺有七大藏经。十三日参王侍中，屋□□其妙供养。十四[日]女弟了[□]氏施香一曲，受[供养]。十五日天王院供养。”这样五代初年潞州寺院有二所僧寺、二所尼寺、四所禅院。这些寺院基本上都是唐代寺院。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河北道幽州唐前期和后期，寺院共有10个。《诸山圣迹志》记载幽州寺院规模：“南行三百里至幽州，……大寺一十八所，禅院五十余所，僧尼一万余人，并有常住，四事丰盈。负论知识，担经并州。”另外幽州所属之盘山也是佛教名山，寺院规模也很兴盛：“第三盘山，在幽州。寺院五十余所，僧尼一千余人。戒净纳拜，永为龙王。业行孤岛，硕德盛弘律席，兼济大乘，至博学情爱十经五论，余余济济。重风光而拂照林牖，爱山水而附带烟霞。为儒学之宗师，作众中之领袖。”幽州寺院与禅院合计68所，盘山佛教寺院50多所。二者合计幽州寺院最少也在118所之多。而《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的结果只占幽州寺院规模的十二分之一。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河北道定州佛教寺院唐前期4所，唐后期2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定州寺院规模：“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禅]院卌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时讲唱，钟梵和鸣震意，凡有所须，官中恭备。”大寺、禅院、小禅院合计53所。在《诸山圣迹志》的正面就保留有数通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近读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映辉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感受颇深。正像朱士光教授在序里评价的那样“作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佛教地理学的专著出版，这尚是第一部。这无疑对推动历史佛教地理学乃至整个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阅读完这部书之后，感觉到还有很多地方阐述不尽完美，研究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研究中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够和使用文献有严重缺漏。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相关记载，提出一些看法。
　　利用计量分析研究唐代寺院的地理分布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唐代寺院的地理分布”，作者表述唐前期文献中仅见载寺院八百多，不是于开元年间全国寺院总数的六分之一。同时从表列各州寺院数字看，与实际情况差距甚大。如表列中陇右道诸州没有沙州，我们从敦煌文献及李正宇生生的研究看，晚唐敦煌地区有寺院17个，其中尼庵5个，僧寺12个。这些研究成果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另外寺院统计中也没有使用敦煌文献。1989年郑炳林木先生以《论的成书年代》加以介绍，“并在他后来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中录文发表，《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有很清楚的图版，近年郝春文先生《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有此较准确的录文。敦煌写本S．529号，王重民定名为《诸山圣迹志》，而向达定名为《失名行记》。郝春文生沿用向达定名。向黄永武《敦煌宝藏》、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都定名为《诸山圣迹志》。如果我们将《诸山圣迹志》的记载部分州府及名山寺院和僧尼数量与李映辉先生统计结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使用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有多大。
　　李映辉先生统计五台山唐前期与唐后期一样寺院都是17个，根据《诸山圣迹志》记载：“其台山周围八百里，大寺十所，兰若五[十]六所，僧尼三千余人，圣迹极多，不可具述。”这一记载还得到其他文献的佐证，敦煌写本P．4624《五台山赞》记载：“此山多饶灵异鸟，五台十寺乐轰轰。”《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唐五台山善住阁无染传》：“时(贞观七年)自僧智頵为台山十寺都检校守僧长之初也。”卷二十六《唐五台山华严院神英传》记载到“五台十寺”。另外我们还根据敦煌出土文献《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巡礼的圣迹有华严寺、善住阁、王子寺、金刚圣窟、玉华寺、竹林寺、金阁寺、法华寺、佛光寺、圣寿寺、福圣寺、文殊尼寺、清凉寺、万菩萨堂等，这里仅仅记载五台山的主要寺院，根据敦煌写本《五台山赞》记载五台山寺院有：华严寺、竹林寺、金阁寺、佛图寺、零溪寺、法华寺、佛光寺、福圣寺、清凉寺、王子寺、维摩寺、天盆寺、天成寺、葱园寺、灵应寺、清凉寺等，因此五台山有大寺十所，其他五十六所都是比较小的寺院，这与《广清凉传》记载的五台山有寺院72所基本接近。佛光寺、圣寿寺、福圣寺见载于S．397《往五台山行记》：“二十六从建安尼院起，至大贤岭饭，四十里兼过山，名思良岭。又到佛光寺四十里宿。二十七夜见圣灯，一十八遍现。兼有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弥勒阁三层七间，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汉、解脱和尚真身塔、锁骨了和尚塔，云是文殊、普贤化现。常住院大楼五间，上层是经藏，于下安众，日供僧五百余人。房廊殿宇更有数院，功德佛事极多，难可具载。二十九日从佛光寺起，至圣寿寺，尼众所居，受斋食，相去十里。斋竟，又行十里非至福圣寺，寺内(后缺)”而李映辉的统计将一般寺院与大寺混为一谈，统计又遗漏很多，根本不能反映五台山寺院规模的全貌。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太原府唐前期寺院21所，唐后期16所，而《诸山圣迹地志》记载太原地区佛教规模时说：“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到太原，都城[周]围卌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禅]院百余所，僧尼二万余人。”如果将大禅院记作寺院，那么太原地区的寺院有25所，如果将小禅院记作寺院，有120多所。这一记载还可以同敦煌写本P．4648《往五台山行记》相印证：“二十四时卯时发行三十里南桥受供养，又行十里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二十五日前衙参太傅。二月二十八下手画五台山图，二十九日长画至终。三月十七日巡游诸寺，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干元寺长寿阁，又入大中寺，入得寺门，有大阁，有铁佛一尊。入净明寺，有真身含利塔。相次城内游礼皆遍。又于京西北及正西山内，有一十所山寺，皆遍礼讫。京西北有开化大阁，兼有石佛一尊。正西有山，有阁一所，名童子像阁，兼有石佛。(后缺)”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汾州唐前期寺院8所，唐后期寺院6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仅汾州抱腹山就有寺数十余个：“第二抱腹山，在太原[西南]二百里，此山同(周)围三百余里。大寺十所，兰若卅余所，僧尼三百余人。崇岩蔽日，　谷崚云，水石清虚，松萝偃约。入山行十五里，即一木梯五百余尺，俄有一寺，迥住岩，上下悬崖，各千余尺，悬空王相(像)，真身见在。房廊屋宇三百余间，并在岩中，天将(降)雨不湿。从此更沿铁索五百尺，方至平顶。上有十寺，接翼连甍，情游物表。见虽岭峻，并有僧居。池上清边，王各界近，段(断)亡归路。寺前何一小峰，孤标赴上，攀铁索遂达寺焉。至绝顶，四望山川，如观掌内。圣迹极多，[不]可具说。”抱腹山，又称介山，亦称绵山。仅汾州之抱腹山就有大寺十所，兰若30所。由此推断唐后期汾州寺院远不止6个，实际情况要比这多得多。
　　唐河东道潞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寺院6所，后期3所。根据P．4648《往五台山行记》记载：“十一日卯时起，行四十里到潞府城南李家受供养。二月十一日入城。十二日参使。延唐寺常住院内安[下]。巡礼开元寺，内二塔，龙兴寺，有塔，广济禅院，延庆禅院，有二塔，普通、楞严禅院，胜愿尼寺，上生尼[寺]。城内诸寺有七大藏经。十三日参王侍中，屋□□其妙供养。十四[日]女弟了[□]氏施香一曲，受[供养]。十五日天王院供养。”这样五代初年潞州寺院有二所僧寺、二所尼寺、四所禅院。这些寺院基本上都是唐代寺院。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河北道幽州唐前期和后期，寺院共有10个。《诸山圣迹志》记载幽州寺院规模：“南行三百里至幽州，……大寺一十八所，禅院五十余所，僧尼一万余人，并有常住，四事丰盈。负论知识，担经并州。”另外幽州所属之盘山也是佛教名山，寺院规模也很兴盛：“第三盘山，在幽州。寺院五十余所，僧尼一千余人。戒净纳拜，永为龙王。业行孤岛，硕德盛弘律席，兼济大乘，至博学情爱十经五论，余余济济。重风光而拂照林牖，爱山水而附带烟霞。为儒学之宗师，作众中之领袖。”幽州寺院与禅院合计68所，盘山佛教寺院50多所。二者合计幽州寺院最少也在118所之多。而《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的结果只占幽州寺院规模的十二分之一。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河北道定州佛教寺院唐前期4所，唐后期2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定州寺院规模：“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禅]院卌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时讲唱，钟梵和鸣震意，凡有所须，官中恭备。”大寺、禅院、小禅院合计53所。在《诸山圣迹志》的正面就保留有数通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定州开元寺归文牒，我们很难苟同李映辉先生的统计结果和研究结论。
　　其次如河北道镇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认为唐代前期有寺院5所，唐后期有寺院10所。《诸山圣迹志》记载镇州佛教寺院规模：“南行一百廿里至镇州，管四州卅五县，其城[周]周卌里。大寺一十三所，大禅卅六所，小[禅]院五十七所，僧尼五、七千余人。禅律盛行，僧徒萧[肃]穆，园林池沼，特异诸方，清寺清宫，不殊帝辇。王家葺理，三百余年；管内苍生，咸呼父母。绫罗匹帛，故不外求，物产肥浓，田畴沃壤。”镇州佛教大小寺院将近100所，与李映辉先生统计相差很远。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邢州唐前期后期有寺院1所；魏州前期1所，后期2所；沧州前期寺院3所，后期没有。而《诸山圣迹志》记载邢州“寺院卅余所，僧尼一千余人。”魏州“南行三百里至业[邺]都，即魏府也。管七州五十余县，府城周围一百廿里。寺院大小一百余所，僧尼七千余人。并于此处建国。上出绫罗，多丰黎(梨)，平原峻陆，左右山川，商贾填便，不殊镇府也。”沧州“寺院五十余所，尼僧二千余人。”李映辉先生统计河北诸州唐前期有寺院57所，唐后期由寺院4l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河北六个节镇拥有的寺院多少：明确记载作大寺有36所，寺院80所，寺院大小100所，大禅院36所，禅院58所，小禅院97所，共计447所，僧尼32000余人。李映辉先生统计数不是于实际状况的十分之一。李映辉先生将汾河流域的太原汾州作为寺院密集分布带，而把河北六镇排除在外，有很大问题。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得出黄州唐前期寺院1所，后期没有，记载《诸山圣迹志》黄州寺院规模：“两行二百里，至黄州，城周七、八里，寺院十余[所]：，僧尼三百人。”鄂州属于江南西道，《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有寺院1所，唐后期有寺院2所；《诸山圣迹志》记载鄂州寺院和僧尼规模为：“两行二(三)[百]里至鄂州，城周卅里。住上江口，商侣便填，水陆居人三万余户，寺院卅余所，僧尼二千余人。”《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洪洲唐前期有寺院2所，后期有寺院12所，《诸山圣迹志》记载五代初期洪州寺院和僧尼规模为：“从此东南[行]一千二百里至洪州，城周五十里，临大岸，水陆居人十万余户，寺院一百卅所，僧尼五千人，禅从(律)并行。已前钟令公葺理时，水陆居人上万户。近日残破，尚有十万余家。佛教大行，难过此郡。”根据这一记载晚唐钟传统治洪州时期居民是五代的两倍，有二十万户，后经战争破坏仅剩余十万户，仍然保留130所寺院、僧尼五千人的规模，应当肯定晚唐时期要比杨行密管辖时规模大得多。如果将洪州附近的庐山加在一起，洪州地区的寺院和僧尼规模就十分可观了：庐山“寺院大小一百所，僧尼、道众二千余人。”《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润州寺院唐前期寺院28所，唐后期寺院20所。从《诸山圣迹志》记载看，远远不止这个规模，大约是300所左右：升州“即六朝圣地，即吴王孙权首建国也。后东晋、东魏、陈、宋、梁武帝曾于此建都。城周五十余[里]，迥在平川，两北两面靠江，东南面是山。桑麻映日，松竹千重，水石清宜，内多圣[迹]。志公灵悟，楼前真身，弥勒经台，云雀益寺，并今存在。直武帝拾身之寺，今遗禅院，现在僧。梁武建寺三百所，伽蓝基址，至今并在。”润州虽然没有记载寺院和僧尼数量，但是记载李德裕建立的甘露寺道：“从此东行两日至折[浙]西，即闰[润]也。李德裕所建甘露寺，迥在湄山上。吴道子画迹，鲁班雕像此寺。盖何以知然，昔李太尉建寺成日，天下好画，和壁移寺，海内名人，不迎自至。所以此寺，塑画□□诸寺，一千佛，五百罗汉，至今总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润州地区佛教发展的盛况。衡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寺院16所，后期寺院25所。《诸山圣迹志》记载衡州寺院和僧尼规模为：“衡州，城周十里余，寺院1余所，僧尼二百人。”这里并不包括衡山在内。这也是《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唯一比《诸山圣迹志》多的州，《诸山圣迹志》记载当时潭州佛教寺院与僧尼规模称“北行五百里至潭州，即湖南也。城周六七十里，有十万余家。寺院百余所，僧尼万余人。”《诸山圣迹志》记载：“北行五百里，[至]荆南，城周廿余里，寺院廿余所，僧[尼]千余人。”与《唐代佛教地理研究》荆州唐前朗寺院17所、唐后期寺院13所略有出入。襄州属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李映辉先生统计襄州寺院唐前期寺院25所，唐后期寺院3所，向《诸山圣迹志》记载其寺院和僧尼规模为：“襄州，城周廿五里，寺院50所，僧尼千余人。”比《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高出了很多。剑南道眉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来寺院规模，唐前期没有，唐后期2所，根据《诸山圣迹志》记载仅峨嵋山寺院就有50余所：“俄[峨]嵋山，在嵋州。其山周围五百里，寺院有50余所，僧尼1000余人。”岭南道新州，李映辉先生统计新州前朗期有寺院1所，唐后期没有。《诸山圣迹志》记载仅罗浮山就有寺院十余所：“罗、浮二山，在新州。名二，周围五百余[里]，寺[院]十余所，僧尼百余人。”只有嵩山寺院规模李映辉先生的统计与《诸山平迹志》记载接近，《唐代佛教地理研究》嵩山寺院唐前期寺院6所，后期寺院7所，《诸山圣迹志》记载为寺院6所：“中岳山，在东京东南一右五十里。其山周围三百里。僧寺六所，道观六所，僧道三百余人。禅律同居，威仪萧[肃]穆。山多圣迹，林小浮(扶)疏。实道人棲息之所，乃释子修行之地。”华州，以有华山著称并得名，李映辉先生统计唐前期有寺院1所，后期没有。
　　还有很多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是空白，如彬州，没有看到一个寺院。《诸山圣迹志》记载寺院和僧尼规模：“郴州，城周七里余，寺院十余所，僧尼百余人。”作为边州经济不发达地区，仍然有这样一个规模，足以补充李映辉先生研究之不足。
　　我们从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的记载看，唐后期的寺院分布区域，河东道以太原为中心北到五台山南到汾州抱腹山；河北道以北部幽州、南部邺都为中心连接定、镇、邢的分布区域；淮南道以扬州为中心沿淮河流域庐、黄等州：江南东道以浙两润州的上元县和浙东的杭州钱塘县为中心散状分布；江南两道有洪州和江州的庐山、潭州为中心的点状分布，关内道没有记载，长安还是佛教中心，关内“名山圣迹，不可具说。”虽然佛教很兴盛，寺院很多，地位可能何所下降。洛阳在佛教上的地位仍然保留很高的地位，“圣迹极多，不可具说。”这一佛教寺院地理分布现李映辉统计得出的寺院分布中心为的第一中心将与太原同等寺院数量的洪州、江州、幽州、邺都、镇州、潭州排除在外，放在次一级中心，而寺院数量很小的衡州等却被放在第一大中心，有些欠妥。从《诸山圣迹志》记载看，衡州就是放在次一级中心也有点勉强。我们非常佩服李映辉先生的大胆探索和计量方法的使用，但是由于文献资料使用的欠缺，严重影响他的研究准确性，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