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华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仵录林 王民
　　玉华寺是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圆寂所在地，始建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初名仁智宫，是唐王朝抵御北方突厥族的进攻，拱卫京城长安安全的军事指挥中心。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李世民扩修仁智宫，形成“十殿五门”的宏大规模，并更名为玉华宫。太宗皇帝在此避暑、理政达八个月之久，并于六月召玄奘法师来玉华宫避暑，阅览玄奘新译佛经《瑜伽师地论》，并为之作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唐高宗敕废玉华宫为玉华寺。显庆四年冬(公元659年)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四年多时间里，玄奘法师奉敕来此设立译场，翻译佛经，与其弟子窥基同创佛教法相宗，并在此传道、授业、解惑、释疑，使玉华寺成为法相宗祖庭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译经之余，法师在这里开凿石窟，雕造佛像，日夕供养，虔心礼佛，进行了大量的佛事活动。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玄奘法师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内。玉华寺因而成为中国佛教名寺和佛教圣地。玄奘圆寂后，玉华寺绵延千载，香火不绝，历经唐、宋、金、元、明诸代，毁于明末清初。在其千余年的历史中，玉华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佛教文化遗存。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存得以重见天日，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
　　“佛迹记碑"文字题记的发现
　　1999年，在玉华寺肃成院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刻有文字的残石数块，经对合粘接，发现石块上方刻有残留的带有各种纹饰的脚印局部，其下方为铭刻文字。文字为楷书竖行，共8行，每行3字，共24字。内容为：“佛迹记摩揭陀国波叱离城释迦牟尼如来蹈石留迹奘亲观礼图”。前部完整，后部文字不存。从其内容分析，该段文字应是玄奘法师在玉华寺敬造的佛足印石的文字题记部分，是玄奘法师的手书铭文。
　　《观佛三味海经》云：“若人画佛足迹，令人见之生欢喜，除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对佛足迹的崇拜，是早中期佛教相当普遍的重要佛事活动。当时的僧侣认为，佛院的形象，是不能也无法用俗人的形象来表现的。佛教徒修行的时候，多以佛座、佛发、菩提树、法轮或足迹来表示佛的存在。因此，在古印度，雕造佛足印就成为初期佛教徒供奉佛祖的一种重要形式。留存至今的有公元前二世纪僧院遗址及大塔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刻佛足迹，以及波叱离城石上等三处存留的佛足迹，以及公元一世纪祗园出土的红陶质佛足印等。
　　《义梵六帖》(卷一)载：“《西域记》云：佛在摩揭陀国波叱离城石上，印留足迹，玄奘法师亲礼圣迹，自印归来，今在坊州玉华山镌碑记之，其佛足下，五足指端有文相……跟有梵王相。”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玉华寺肃成院遗址石窟内发现了一通佛足印石刻，石刻残宽72厘米，残高66厘米，复原宽度88厘米。韩伟先生研究认为此石刻佛足印为玄奘法师在玉华山依印度拓本精心雕造而成，其佛足尺寸折合唐尺与玄奘所记的摩揭陀国佛足长宽完全相同。残碑左下方有发愿文“供”字和“近(匠)李天诏”四字。此印石拓片与新发现的文字题记部分图纹完全吻合，且字体大小、书体结构同一，可相互印证。两石刻石材质量完全相同，出土地点也相距不远，足证为同一件器物。今可依其题记，将传统称谓“佛足印石”更名为“佛迹记碑”。
　　佛迹记碑文字题记与同样发现于肃成院石窟中的金刚座铭文字相同，都是遒劲有力的楷书，详细观察其起落笔及间架结构，可以确定属同一人所书。从行文语气等方面分析，两者均应为玄奘法师手书铭文。作为伟大的佛学家和虔诚的佛教信徒，玄奘法师在如此重要的佛门圣物上亲书题铭是顺理成章的，而皇家大寺玉华寺当时也只有玄奘法师堪担此重任。
　　佛教传人中国的同时，佛教造像也随即流行开来。因此，唐代以前没有佛足印的雕造，玄奘法师在印度礼拜佛足，拓印回国，在玉华寺精心雕造，这是我国最早的佛足迹石刻。其庐由此传八日本、朝鲜等国。这通佛足印石依铭文题记其雕造成者应为石匠李天诏。
　　玄奘法师“渡渠伤胫处”的发现
　　玄奘法师在玉华寺译经期间，居住和生活在肃成院内。肃成院即玉华寺时期的肃成殿，废宫为寺后易名。译经之余，玄奘法师虔心礼佛，日夕供养，朝拜院后石窟中的佛像。麟德元年正月初九日傍晚，法师去院后石窟礼佛，经过石窟门前的小水渠时，不慎跌倒，伤及胫骨，被门人抬回寝室，静息数日，不见好·转，于二月五日夜半圆寂于肃成院内。肃成院遗址考古发掘中，在靠近山崖的建筑遗存右部，发现了一条东西向的水渠。渠长约40米，宽0．9-1．2米，深约0．7--1米，沿山窟根部向东流经石窟洞口直入院东侧山谷之中。渠内包含物中有各代遗物，尤其底层出土有数件唐代标本和建筑构件，证明此渠应属唐代遗存。玄奘圆寂后玉华寺依托玄奘法师的圣名和昔日皇家大寺的影响，依然拥有“十殿五门”的宏大建筑群和宫苑内土地的所有权，因为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还曾颁诏玉华寺旧有宫墙可以开出数道城门，允许原田主人内耕种。因此，寺僧们似无需进行新的营修，而且失去朝廷支持的寺院也无力进行大规模营建，最大限度也只能对原有建筑加以维修。因此，这条通过石窟洞前的水渠为初唐所建，其用途应为排泄院内雨水和山崖上流下的山水。石窟门前架有小桥，此处也正是史书所记载的玄奘法师“渡渠伤胫”之处。
　　肃成院遗址石窟的有关问题
　　肃成院遗址东北角，绕山间五崖，在砾岩和红砂岩之间，有一通人工开凿的半开放式石窟。石窟洞口向内，有六个大小不一、相对独立、又有通道相连的小窟，每窟内有二层台，为置奉佛像之用。窟龛之间的墙面上雕刻莲花、蔓陀罗、执戟力士等图案，中部为开放式石窟，深约2—3米。窟外沿刻露出十分明显的窟沿护栏痕迹，布局规整有序，窟内地面平整，以若干小平台划分成小区。窟外即为瀑布，水流较大时形成水帘。南部又是一段封闭式带有通道的石窟，出口处不远，发现有唐代建筑遗迹。
　　该石窟中部就是发现“金刚座”和“佛记碑”之处。我们知道，肃成院原为玉华寺肃成殿，是唐太宗李世民避暑休闲的离宫。唐代是一个释、道、佛并重的朝代，佛教在当时也备受推崇。李渊任隋郑州刺史时，曾为大海寺捐造像碑，以保佑其次子李世民疾病早愈。李世民晚年更是崇奉佛教，他在阅读了玄奘法师所译的《瑜伽师地论》后，曾深有感触地说：“朕观佛经，犹如瞻天观海，莫测高深……世言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对佛教教义推崇备至。正由于此，在修建离宫时，必然会审慎地进行选址，置宫于佛教石窟之前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肃成院石窟的开凿，不可能早于贞观二十二年，即玉华寺设计、营修之时。贞观二十二年，玄奘法师曾陪太宗皇帝在此避暑，其间的活动史书记载甚详，但并没有提及开凿石窟之事，且玄奘在此停留时间较短(约四个月)，因此，肃成院石窟还应晚于此时
　　高宗永徽二年，废玉华宫为玉华寺，并在寺内置太宗祠，既有太宗祠在寺，自然少不了时节拜祭，故玉华寺这一时期应为半皇家性质的寺院，其情况史料无载。显庆四年冬，玄奘法师奏请唐高宗允准，来玉华寺译经，玉华译场是皇家机构，人员、经费均由朝廷选派供给，规模宏大，成绩斐然。译主玄奘法师是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一生倾注于弘扬佛法的伟业，圆寂之前，其弟子嘉尚承其平生功德，计造俱胝画像弥勒佛各一千帧，又造素像十俱胝……。在营建大雁塔时，还雕塑“善业泥”像。目前发现的有十余尊。玄奘法师玉华译场随员中，有画师、塑工宋法智等人。因此，在译经之余，在这里开窟造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正是废宫为寺后只此一殿易名的根本原因。玄奘法师居住在肃成院内，虔心礼佛，麟德元年正月九日渡渠伤胫，终致圆寂。史籍对此记载甚详，说明此时石窟已经开凿，加以石窟内存留了千余年的“金刚座”和“佛迹碑”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此石窟应为玄奘法师所开凿。
　　关于肃成院石窟开凿的具体年代，铭文曰：“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指证此“金刚座”应为龙朔二年雕造，该金刚座由玄奘法师亲书铭文，实为玉华寺非常重要的佛像，应为新开凿的石窟的供奉物，则龙朔二年应是石窟开凿完成后安奉佛像的时间。因此，此段石窟开凿时间当在显庆四年至龙朔二年之间。
　　石窟内现存二层台，不见佛像。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也未见到造佛遗存，因此推测石窟中雕像应为泥塑像。北宋蒋之奇《题留坊州玉华宫》诗有“龛岩塑像在，神骨粹且温”之句。说明直至宋代，石窟内尚有泥像供奉，而唐代盛行的“善业泥”像始自玄奘法师，而玉华及其周围地区又没有适于雕造佛像的石材，因此，供奉泥塑像似成必然。
　　(作者分别为玉华玄奘纪念馆馆长、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