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佛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初探
　　俞朝卿 弘法
　　印光法师(1861—1940)，系佛教净土宗近现代著名高僧。其思想、德行，集中表现于(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中。当(文钞》正编于本世纪30年代出版时，著名学界钜子梁启超，才艺出众的弘一法师等，均题辞作序，大加称颂。弘一法师还从佛教史角度，尊印光为“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建国后，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的当代高僧圆瑛法师，当年为《印光法师文抄菁华录》作序时也说：“弘一大师谓(印光)为三百年来一人者，岂过誉哉”。由于印光法师道行精进，适应时势需要，专弘净土，力倡念佛法门，不仅于其生前备受僧俗各界敬仰推崇，而且，在他生西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海内外仍有甚大影响。为使宗教与社会不断相适应，继承和发扬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各方面切实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对印光法师的佛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加以注意和研究，该是必要有益的。本文拟就上述两方面，进行初探，以求正以方家。
　　(一)
　　与印光法师大致同时的其他佛界高僧大德比较，比如谛闲、弘一、圆瑛等，他的佛学思想，同中有异的突出之处，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强调诸佛菩萨是“已成佛”，而众生则是“当成佛”。
　　印祖在重修《九华山志序》中引梵网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汝是(指众生)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若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决定不肯随顺凡情，造生死业”((续编)330页)。
　　这一强调，非同小可。一方面，世间众生，本来视诸佛菩萨为高不可攀远在方外西天的形象，现自然地安置于人间，变成人人可亲、可近、可学、可敬的长者、圣师。这就把世间与出世间沟通起来，一下子无比地缩短了人间尘世与佛界净土之间的距离，消除了或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世人本来那种敬而远之的隔阂心理。另一方面，世间凡人，居然是“当成佛”，这就给一切向善学佛者，以自尊和自信。即使十恶五逆之人，只要临终发愿念佛，亦能借助佛力而往生西方。<印光法师文钞菁华录)有云：惟兹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观音、势至、文殊、普贤，(按此为佛们的四大菩萨——笔者)，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五逆十恶，阿鼻种姓，(按“阿鼻”系佛经所云八大地狱之一，是最苦处。‘阿鼻种姓’，意指本性该下最苦地狱之人亦可预入其中(23页))于此可见，净土宗真是大慈大悲，广宽无边，普渡一切众生的方便法门。它“发宏誓愿，渡脱众生，以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同上<九华山志序>)。
　　人们知道，印祖自出家后的1893年起，至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的20多年中，曾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长期闭关，深研各宗经藏而他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何故专弘“修法又极简易”的净土法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随机弘法”，以世俗之见，则是从当时境遇、时势出发。印祖弘法的时代，正是旧中国内忧外患并呈，连年征战，生灵涂炭之期，晚年又遇日寇入侵，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劳苦大众，自然难能接受高深奥妙的玄虚佛理。即使是中国化的禅宗佛教，一般人也难以“禅定”“顿悟”。诚如印老在<分禅净界限)中所说：“禅与净土，理本无二。若论事修，其相天殊。禅非彻悟彻证，不能超出生死”；“古今宗师彻悟而未彻证者，多为此。良由惟仗自力，不求佛力”。以致“丝毫惑业不尽，生死决不能出。净土则具信愿行之，便可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生死。……所以华藏海众，悉愿往生。宗教知识，同生净土。良由全仗佛力，兼自恳心。为今之计，宜屏除禅录，专修净土。”(同上123页)。总之，参禅，则全仗自力，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而净土，则既仗自力，更仗佛力，这样自力与他(佛)力结合，就能“亲证念佛三昧，自知西方宗风”。这种“即净而禅，孰妙于是”，就是说通过修净业念佛而最终得到与参禅同样的正果，人们何乐而不为呢!
　　不仅如此。印老力倡念佛法门，更多着眼于中下根机之众生。他说“末世钝根，当择其契理而又契机者，专精致力。庶可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为此他针对当时一位不识净土大旨者而特为申说：“净土法门，乃极难极易之法门。说其难，则大彻大悟，深入经藏者，尚不信(识)。说其易，则愚夫愚妇，至诚恳切念，即能临终现诸瑞相，往生西方。彼大彻大悟，深通经论者，犹不能望其肩背。良以一则弃佛力以专往自力，一则专仗佛力，而由佛力以引发自力，以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三法契合，故得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可见印祖专弘念佛法门确系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抉择。
　　第二是，佛儒融通，以儒为用，互参互证，相互生发。
　　这有三方面的表现：
　　一是佛教以孝为本论。这一思想，不仅在<文钞)正续编中反复申说，且还特撰<佛教以孝为本论)的专文，其文开头说“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故儒之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文钞》论部12——13页)，这里，不仅把儒学中的孝道融通为儒佛共识的“至道”，而且把它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天经地义的高度。不仅“世法(按指人间世)重孝，出世间法(按指佛国)也无不重孝”；它不仅是人世间的行为规范，而且是出世间佛界的戒经至道。印光在另一处还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圣贤之学，修身而已。”请读者注意，了解中国思想史的人都会意识到，印祖对儒学儒道作如此阐释，决非任意附会，实乃出于他认定的适应时势传佛需要而来，’是他深思熟虑的工种结果。人们知道，儒学的孝道本是服从和服务于其“王道”“仁政”的，所云‘齐家孝亲’，正是为了‘忠君爱国’的。而印祖对儒学儒道的上述概括，在于深感当时人心不正，儒道日衰。欲振人心，必及于个人和家庭，是故，他着眼众生，由孝道入手，融通儒佛，甚至以儒介佛、以佛扬儒均为佛法普被于民间。比如，他在指明儒佛共同点在“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后进一步申说，二者之区别在：“世之所谓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释(佛)氏之所谓孝者，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所谓专致力于本，即“释子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动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同上)。这是对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佛家发挥，简言之，世间儒道之孝，只及父母现世；佛家之孝行，则及于父母往生和来世；不限于自身父母，而是一切父母。总之在时空各方，均扩而高之。这正是源于世间，·又超越世间(世出)；源于儒学，又超越儒学，即转变为佛学的又一表现。
　　二是以“五戒”“十善”与儒学“五常”“八德”相参证。
　　印祖在《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中说“言戒善者，五戒不杀即仁。不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妄语，即信。不饮酒，则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现，即智。五戒全持，不堕三途，恒生人道，此与儒之五常大同”；又说“十善者，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此与五戒大同。而五戒多分约身，十善多分约心。十善具足，定生天界。”可见，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一贯强调的五常之德，现印祖以佛家“五戒”参证，乃上述儒佛均以孝道为本之展开。在其后来的<道德丛书序)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欧风东渐，举中国圣人所立之法而悉弃之，以学泰西之新文化。而变本加厉，废经废伦，废孝免耻，……则人道几乎息矣。于是有心世道人心之人，群起而挽救之。或提倡佛学，或著述善书，毋非欲人咸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以自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地。自觉其觉心，而复乎本有之天。”这样四维八法全都用上，全是为了“平治天下，度脱众生，’’所需故为!
　　三是淡化出家、出世(佛家称‘世出’)，强化居家、现世修佛。
　　一般人以为，凡入佛者，总望世人出家为僧为尼。尤其那些高僧大德，会更如此，历史上有些僧尼确是这样。唯印光大师，特从当时实际出发，恰正相反。他认为“如来至极悲心，欲令众生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特说‘人天乘法’，作为‘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基，这叫作“随基世相，修出世法”，而儒家“种种伦理之教，则皆欲使人各尽其分，无或欠缺，”正与此适相合、相通。“是故佛法广被十法界机”，“若约人道(儒)而言，即无一人不堪受佛法，亦无一人不能受佛法”。如果做到藉令各修戒善，则俗美人和，齐家国治，唐虞盛世之风，何难见于今日”。这是印祖佛儒融通的“理想国”!
　　至于出家为僧，乃为“专志佛乘与住持法道而设，非为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这里可见，印光大德并非主张众生多出家，倒是淡化出家，强化居家念佛修行为好。尤为众生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印祖特别反对女子出家。他在《与徐福贤女士书》中说：“在家出家，俱能受持。……离乡别井，易招外侮讥毁。为尔虑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决志求生极乐世界，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文钞)第一册51页)，这即是从当时世情实际出发的善心忠告，亦是深知佛界当时内情的由衷之言。这是十分清醒难得的大德风度!
　　第三是“带业往生，横超三界”。
　　这是印祖认定为净土宗最能吸引众生的落实之处。所谓：“带业往生”，意即现世间众生均有种种业障，不能了脱生死，但又企求命终之后，有个好的去处。适应这种普遍存在的终极关怀，净土宗给你提供一个“捷径”，就是只要一心念佛，届时借愿力，就可接引去西天佛国，实现往生，以此超脱生死轮回之苦，与诸佛菩萨一起过极乐世界的生活。印光在<赞净土超胜)中说“念佛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仗佛慈力，可以带业往生。”他特别注解说曰：“在此界(按指众生于现世间)，尚未断惑业，名带业，若生西方(按指命终时)则无业可带，非将业带到西方去。”因此，“无论功夫深浅，若具足真信切愿。至诚称念(指念佛)无一不往生者”(菁华录第10页)，甚至十恶五逆之人，即临垂危病榻，发愿念佛，也能蒙佛接引，得以往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所谓“横超三界”，指实现往生方法之极简易。“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众生生活于现世因而有种种业障之根源。人沉沦于“三界”，则永远不能超脱生死陷于轮回恶道。“横超”，是比较于“竖超”之不同方法而说的，当时另一佛教大德圆瑛法师对此曾以虫咬竹管比喻解释说，“竖超”则如虫由竹根部咬起，一节节向上，如此，要达到咬穿超出，真是谈何容易，太难了!“横超”，则为虫横向咬穿只一层竹壁。显然，这样的“超出”“横超三界”就容易得多了。所以通过念佛而实现“横超三界”，往生佛国，实是“，最易，契理契机，即修即性”之法，是“三报(按上、中、下根机之不同)普被，利钝全收之法，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作人天凡圣证真之捷径”，这是净土念佛法门之特点和优点所在。
　　这是，我们想进一步申说的是，生死观，乃人人都会关注的。特别是文化不高的中老年人。由于余日无多，回顾已过的大半人生，总有种种不如意、甚至不幸的经历，因而企求晚年安静舒坦，甚至盼望命终前后，精神心理上有所超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净宗念佛往生之法门，正是适应了此种社会心理需要。印祖一生；适应当时社情时势，奋力于此，其现实功能和社会作用，约有如下三层：
　　一是透露了“无情世界的一点真情。”近代有位西哲说过，宗教是无情世界的一种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人们知道，身处20——30年代旧中国的劳苦大众，从自身和祖辈那里历历听到看到，单靠自身的力量，欲求得现世境遇的翻身解放，离苦得乐，那简直是无望或绝望。至少在他们还没有得到一种现实的外力来帮他们组织起来(以前总是这样)因而他们或被迫，或多少自然地寄望于来生来世，以作为自己一种精神寄托。以世俗眼光看，这或许太模糊，太渺茫，但它却是一种人性的必然。这里，正是曲折地透露了一点人间真情。而净土往生论，正是适应了这种精神需要。所以，才有虽然佛教总趋势走向衰微，而20——30年代的旧中国，佛教却有一定程度的复兴景象。印光大师因此成了这一复兴的旗帜，故被佛界推崇为莲宗十三祖，自为理所当然，事有必然了!
　　二是予顺世哲学以画龙点睛之效。一般说来，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顺世哲学。佛教自然也不例外。印光法师专于“念佛往生”，不遗余力，正是他力倡净土宗于当世，深谋救治世道人心所必然。他鉴于当时形势，如若原封不动推行儒教儒道，已显然不合时宜。但如放弃儒学，另谋新学，于他自身的状况，又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内在机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教理、教义过于艰深的佛教其他宗派，如唯识宗、华严宗等，甚至彻底中国化的禅宗的弘传，于当时中国社会，也是不太合适的。于是尽管印老熟谙诸宗，且定净土宗，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使儒学宗教化，从而使儒学披上佛光，这就使本在神州众民中，深有根基之儒学，实现某种提升和超越；另一方面，以佛教融通儒学，使佛教弘传，加强了理论色彩和儒雅氛围。况且，毋用讳言净土宗虽则简明易修，但毕竟缺少理论深度。而其传弘发挥，又是离不开知识者的。于是，印祖便将儒学提升、改制，为佛教所用；又以佛为宗，融通儒学。这似可看作佛儒之内在机缘。作为此点另一佐证者，则是印光曾将儒学称为“人道”，而佛学则自有佛道。人道与佛道，二者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之联系。不仅如此，如上文所说，他还在佛教“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外，特说“人天(佛国)乘”，以此作为人道走向佛道世间走向世出”的中介和过度。而念佛往生，不过是“人天乘”之通俗注解。由此可见，印祖随机弘法，以净宗为唯一功德，以念佛往生为不二法门，正是点出了他顺应当时时势之鹄的。
　　(二)
　　印光大师的一生，是献身佛教事业的一生。他世寿八十，僧腊六十载，均奉献于佛法弘传。其于佛教吏闪光显迹者，约有三端。一为辟建灵岩(苏州木渎灵岩山寺)净土道场，树一代宗风；二为创设弘化社，广传佛典佛书；三为反复闭关阅藏，撰修佛教四大名山志等。他留给后人500万字的《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从各方面显示了他的佛儒结合，弘法业绩，以及作为高僧大德的人格风范。他的历史地位，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通过上述基本业绩而客观确定的。他的作为、言行、精神风范，给今人甚有借鉴启发意义者，似有下列：
　　首为适时随机，特重中、下根之众生。
　　印祖禀承儒家人分上智、中民、下愚三等级差之说，认为凡民众生，成佛根机，亦有上、中、下之别。因此，虽说净宗“普被三根”，但其着眼或侧重点，则在具有中根、下根主人。在印祖看来，这些人，是苦难众生中的大多数，也正是弘传净土宗的适宜对象和基本信众。应该说，尽管印祖早年曾长期(20年)闭关阅藏，深谙诸宗，而其终于择定净宗，专修念佛法门，正是着眼于这一社会层。这不仅是出于佛家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更是有感于当时中、下根众生之苦难境遇特别深重所使然。印祖还与佛界净宗先师和时贤大德有所不同者，即明白主张禅、净分开，在<菁华录)中列为“分禅净界限”之专章就是明证。这就与印祖特予推崇的莲宗九祖智旭大师(1599——1655)，与时贤大德圆瑛法师等主张禅、净合一者显有所别。此乃由印祖认禅宗全靠“自力”参禅，对一般中、下根之人，恐难以接受禅定之法。只有净宗念佛法门，才是这些人便于接受的“易行道”。应该说，净宗在当今全新历史条件下，仍有相当信众，且在某种情况下，还有一定发展，是与它的简易好修有很大关系的。这种历史选择与现实情况，从一个方面表明，印光之专弘净土，似不失为立足当时实情，作出一种深谋远虑抉择之表现。
　　次为继往开来，辟建净土道场，树一代宗风。
　　人们或许会问：多才多艺的弘一大师，与曾任建国后第一任全国佛教协会主席的著名高僧圆瑛法师，他们二位作为印公后学的大德，何以共同认定，印公是“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佛教界还进而尊印公为莲宗十三祖。如此推崇高评，自有其充分根据。一方面，印祖七十高龄于报国寺闭关后，去苏州灵岩山寺，全力辟建净土道场，严树一代宗风。弘一法师曾云：“民国十九年(1931)师(印祖)七十岁，移居苏州报国寺。此后十年(1931—1940)， 为弘法最盛之时期。民国26年(1937)，战事(抗战)起，乃移灵岩山，遂兴念佛之道场”(同上)，经过十年苦心营建，灵岩“其寺确为真正十方”(按指成为诸佛净土，不受空间的限制)。在印祖道风影响下，该寺立行五条规则：“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系)，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辈)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三、(对外)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念佛)；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寺)。”由于如此戒行精严，道风纯正，多方面管理均有规范(如：念诵、库房等均相应制订详细规范)，因此，当时即成声振海内外之十方丛林，其遗风一直延续至今，继起示范作用。此处仅举一例以明之。80年代前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寺，系文革后恢复开放的净土宗系寺庙，由于开放初期，僧俗活动较为混乱。有的在家居士，居然乱收信徒，导致寺僧相与争执，互不服气，影响当地生产和社会秩序稳定。后有资深僧人，建议请教灵岩经验，遂有有关部门，吁请灵岩寺负责人，经派员前往，介绍灵岩寺文革后正常开展活动之有关仪规及体会等，遂使该寺该地问题即告解决。于此可见，印光当年推动所建寺规、宗风，在僧俗心目中之深远影响!
　　不仅于此。印祖之佛性道风，于佛吏亦见其显赫位置。弘一大师曾首肯当时永嘉一高僧所云：“法雨(指印公于宁波法雨寺时之略称)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步武资福。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昌明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在此述史之比较基础上，弘一大师才对印祖之盛德佛识，作慨“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何提三百年?比较于明代佛家四大高僧之一的灵峰净宗藕益(智旭)大师。按智旭(1599—1655)系苏州吴县市人。自其圆寂至本世纪30年代，大致历三百年。由于印光之入佛宗信历程，有与智旭类似之处，如“少习儒学，誓灭释(佛)老，著<辟佛论)等，后读莲池(竹窗随笔)等著，即将反佛论著烧毁而虔信佛教。主张诸宗融合，佛儒道三教一致”等。一生著作甚多，其(弥陀要介)，为印祖备极推崇。至于由辟佛而信佛之历程，以及主张佛儒圆融等，从佛学传承性说，亦无一不受智旭大师之影响。由上可见，弘一大师对印祖之高评，实是当时现实与佛史结合之科学洞见，亦历史地位之客观写照。诚如圆瑛大师所云“岂过誉哉”!
　　再次为身教言宣，人格垂范，扬大德高风。
　　印公上人，对于什么是人，以及如何为人，这一根本问题，曾有哲学性之开示。他在<人字发隐)(续编495—496)中说，人于天地间，得以列为“三才”之一者，在“人以赞天地之化育，继往圣开来学为德能。”而且，“设无人之德能，则天地之德能犹有所憾。由得人参赞继开之德能，俾天地之德能，圆满充足”。这就是说，正由于人的参与，及其社会功能之发挥，才使天地之自然功能得以圆满实现。因此“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者，此也。”他把人之“德能”，其实该为社会功能者，概括为“大端有四”，即人者，乃：“仁、忍、任、尽”四字。他分别作了解说。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人要爱人，要能坚韧不拔，肩负起历史责任，且要尽心竭力去实践这种历史责任。他强调：这四字的“人之义，大矣哉”(同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印祖是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和儒学“人格论”的社会作用的。他强调“力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俾无所欠缺，故名为人”，而且“此八事，匹夫匹妇皆能为之。此参赞化育，继往开来，撑柱天地之大事，若一疏忽，或亡一二，或八字俱亡，则冒名为伪人，非与天地并名三才之真人矣!若能类推，则希圣希贤，学佛学祖，有余裕矣。”他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他以儒佛融通合一为思想基础，塑造出打上时代烙印的“真人”形象，用以自律律他。他说：“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按指精神之心——佛心)。”，他动情地号召“愿一切同伦，各各担荷人之四义，岂独吾国之幸，实天下万国之深幸也。”(同上)，人们注意到，这是时在1938年，印老已届七八垂暮之年，此番语重心长之诉说，日寇固为充耳不闻，国人亦多逃难不及细听。然而，表明印老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之精要，仍一往情深。至于吾今人，难道一无启示吗?
　　印祖严格按人之“四义”为人，为后来僧俗树起伟岸形象。他一生坚持“四不”，即“不当住持方丈，不收剃度弟子，不对人讲经，不对外应酬佛事。”而专一念佛，弘一法师在<略举印光大师之盛德)一文中说：“师种种盛德，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接着他举出“习劳”、“惜福”(指衣、食、住，极简单节约，力斥精美等)，“注重因果”，“专心念佛”四项，弘师特就念佛一则强调说：“大师(印公)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弟子辈高谈佛法之哲理，惟——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表，皆一一信受奉行，……此盖大师盛德之感化，有以致之也。”同上。)，弘一大师临终绝笔：“老实念佛”，概亦此道由之。
　　印祖于身教之外，还十分重视言宣文教。早在《印光法师文钞》由其弟子结集出版前的20年代前后，他曾于上海<佛学丛报)以“常惭愧僧”之笔名，多次发文论，说净土精义。以后，随(文钞)出版，其德行宗义，自然“声教遍于全国”。在印老生西之后，有一弟子悼文云印公：“生以儒教修身，死以净土明心。这是人圣不二的法门。其语练，其行简，上中下三根的化机，都易接受立行。加以老人富于情感的文笔，而中、上知识分子，更于无形中受其默化而不自觉。”
　　印老于暮年十余载，力创弘化社，用心用资于佛典佛书之印行流通。这是他全心于弘传佛法的又一重要方面。着眼于中、下根之众生，又注重广泛与知识居士交流弘法。这是印老不同于只顾闭门修佛者之过人之处。这也间接透露出某种开放精神或佛教世俗化的客观趋向。虽时值内战、国难并呈，印公于报国寺闭关前后，其盛德感于四方施主，常年积聚公德金十万之巨，以其生活极简朴而不化分文，遂以所得悉数付于弘化社印行佛典、佛书之用。于此可见重视此缘之一斑。何以如此故?一为弘传儒佛融通之佛，尚须通儒之知识者，传解设教。中国知识者普遍学儒通儒，以致尊儒。且师尊乃见道(佛)重；二为末法时期，使“愚夫愚妇，有所禀承。而通方哲士，因悟理而亦欲实践。”这样靠在家知识居士等“理(心性)事(因果)并谈，诫劝齐施”，有可能达到“震海潮音，霈大法雨”，“破鲁川辈之邪执，续莲池等法(佛)脉”实现“普天同受佛法之益”的弘法宿愿!至此，不禁使我们想起，时下有某些名僧、大贤，尽管手头也握有相当重金，却于有关的宗教典藉、书刊的出版发行，似乎未与关心和支持，这与当年印祖、杨文会等竭力创建刻经处、弘化社等，全心倾力佛教事业，不免形成强烈反差。人们有理由期待继承发扬印祖、杨文会、欧阳等僧、居士之伟业功德，而有类似善举之间世。
　　俞朝卿：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弘 法：苏州佛教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