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教授：《圣严法师遗言》具有历史意义
　　圣严是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一座灯塔，照耀着许多黑暗中孤寂和迷茫的心灵，使他们有了生存的希望、心灵的智慧和前行的力量。如今，这座灯塔倒下了，人们期待着法鼓声中薪尽火传，期待着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文化的光辉能够如日闪耀，不舍众生。
　　圣严法师在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性贡献，至少有五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他作为近代以来第一位在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丘，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新僧伽形象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二是他将中国禅学与禅法以现代形式推向异域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学、特别是中国禅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禅宗文化的了解不是停留于某些形式化的表现，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文和中国内涵。
　　三是他创建了法鼓山僧团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其主持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学术参与国际佛学与宗教文化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也为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学术事业的国际化发展树立了榜样。
　　四是他契理契机地推进了现代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建设，将“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心灵环保”作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积极推动从心灵环保到社会环保，成为“稳定台湾人心的力量”。
　　五是他为身后留下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言，体现了继承和发扬印光、弘一等近代佛门大德所树立的身后事从简的优良风范，确立了以法统、法脉为中心、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和管理机制化的后圣严时代僧团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我之所以说《圣严法师遗言》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近些年来佛教界、佛学界和社会界不少人都很关心台湾四大僧团的新老交替与接位及其延续发展的问题，大家担心这些靠具有特殊魅力的奇理玛斯式开山长老创立与维系的世界性的特大道场，是否在长老往生后还能继续平稳地发展？而这份《圣言法师遗言》应该说比较审慎和明确地规定了法鼓山僧团的管理体制及其文化教育事业之未来开展的原则和方向。而且，这一原则和方向，契理契机，反映了圣严大师高尚的僧格和伟大的智慧。
　　太虚、印光、弘一、虚云被公认为是现代中国佛门的四大高僧。圣严大师传承了虚云所接续的禅宗法脉，并自觉继承和弘扬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正如他在自述“学思历程”中所说：“我必须承认，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两人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遗言”还体现出对印光、弘一所树立的现代佛门风范的继承和弘扬。如印光和弘一两位大师都在舍报前留下遗嘱，要求身后事从简，不搞任何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活动，而圣严大师在遗言中要求在他“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坚固子。礼请一至三位长老大德法师，分别主持封棺、告别、荼毗、植葬等仪式。务必以简约为庄严，切勿浪费铺张，灵堂只挂一幅书家写的挽额‘寂灭为乐’以作鼓励；恳辞花及挽联，唯念‘南无阿弥陀佛’，同结莲邦净缘。”并要求在他身后，请林其贤教授夫妇，将其“年谱”，“补至我舍寿为止，用供作为史料，并助后贤进德参考。故请勿再编印纪念集之类的出版物了”。等等这些，正是他自觉继承和弘扬印光、弘一之法门风范的具体表现。
　　佛教的弘传依赖于佛、法、僧三宝。佛教历来强调，佛在以佛为师，佛不在以法为师；而法依戒而存，戒在则法在。因此，依法守戒的僧宝之健全，是佛法得以弘传的根本保证。圣严大师在最后的遗言中，非常强调僧团的重要性，要求其“遗言嘱托”，由“僧团执行”。这是他对僧团的信任，也是他对僧团的期待。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外界最为关心的僧团接位与管理的问题，他特别提出两点遗嘱来加以规范：一是，“凡由我创立及负责之道场，均隶属法鼓山的法脉，除了经济独立运作，举凡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唯在国外的分支道场，当以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为原则，以利纯粹禅法之不堕，并期禅修在异文化社会的生根推广。”二是“法鼓山总本山方丈一职，不论是由内部推举，或从体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担任，接位之时亦接法统，承继并延续法鼓山的禅宗法脉，亦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为永式。佛说：‘我不领众，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团精神中心，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
　　民初以来的现代人间佛教运动倡导打破法派和剃派的十方选贤制，厦门的南普陀寺等法派或剃派寺庙相继改为十方选贤丛林。可是，正如弘一大师所说，中国的佛教传统，祖师崇拜普遍高于佛陀崇拜，因此，卡里斯玛式的开山宗长或宗教领袖是维系僧团和推动僧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何况，由于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新旧杂陈和现代僧伽人才的匮乏，特别是寺僧素质的普遍低下和许多信众缺乏正信，十方选贤制很难在寺院中长期推广，真正契合现实社会需要的，大多还是有经受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法派或剃派的选贤丛林，如当代台湾佛教的四大道场。圣严因此在遗言中强调所有法鼓山系道场，均需要承续法鼓山的法脉，而且永远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并强调总方丈是僧团的精神中心。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圣严法师遗言》对于现代中国佛教僧伽制度的一个突破性意义，在于力图打破法派或剃派丛林中过于依赖人治等的传统积弊和时病，强调“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的总方丈，当“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完全拘泥于在剃派丛林（僧团内部）中产生未来的总方丈，也没有完全拘泥于总方丈必须是比丘而不可以是比丘尼的流行习惯，而更强调的是“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的选贤标准。这说明他并不拘泥于时下普遍流行的剃派选贤制而把十方选贤看作是法鼓山僧团建设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这是他在僧制理念上超越自我、也超越时代之处，是对太虚大师所制定的现代人间佛教僧伽制度的创造性发展。
　　《圣严法师遗言》对于现代中国佛教僧伽制度的另一个突破性意义，在于强调了法鼓山国外道场的禅风一致化和人事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以确保真正的中国禅法在异域文化中生根推广。被印顺法师称为中国佛教传统之继承人的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文化的精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禅文化当中。可是，近代以来，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禅文化是日本禅。从日本获得博士文凭后，圣严就去美国努力弘扬中国的禅文化，积极推动以禅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化与现代化发展。在这方面，圣严所领导的法鼓山僧团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强调国外道场的禅风一致化，就是要不断推展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化事业，使中国佛教文化真正在异域文化中生根、开花、结果，从而把中国的佛教文化智慧贡献于现代世界新文明的建设，使融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新文明更具有包容、和谐与慈悲精神。但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并不是要中国人主宰世界，而是要让各国人民自觉吸取中国佛教文化的伟大智慧而更好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因此，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就是要自觉地向那些大力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古代高僧大德们学习，让接受中国禅法的本地僧伽领导其僧团建设和弘法事业，这就是圣严所提出的人事本土化。很显然，圣严的这一遗愿，充分吸取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智慧，充满了对中国佛教文化世界化的美好愿景。
　　圣严在“遗言”中特别强调他的身后事，“不可办成丧事，乃是一场庄严的佛事”。他最后说偈：“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这充分体现了这位正信正觉的当代中国佛门领袖具有真正的大智大勇和大愿。
　　作者：何建明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