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佛教史
　　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各有一系列沙漠绿洲接连起来的通道，是沟通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输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以于阗为中心。
　　龟兹，梵语　Kucina，就是现在的库车，位于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国史书称它为龟兹，佛经中则有丘兹、归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等诸多的名称。龟兹居民多属于雅利安人种，王室以“白”为名，势力强大，文化进步。唐朝置龟兹为都督府，安西都护也曾驻治于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跃于中国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该国出身的。
　　据推断，佛教传入龟兹，最晚应该在西元一世纪时；到三世纪时，当地佛教已隆盛到极点。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如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原本就有类似龟兹语的传本。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由于魏晋南北朝以前，龟兹是佛典的传播中心，很多佛经由龟兹传入我国，或由龟兹沙门直接参与汉译工作。如曹魏时，龟兹王子帛延参与支施仑译出《首楞严经》；又如西晋时，竺法护手执胡经，口宣《正法华经》，就有龟兹居士帛元信参校；僧纯曾经从龟兹的佛图舌弥之处获得戒本，从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确信戒法是如来所制，经过传译后，汉土戒法也就从此开始盛行。佛图舌弥在龟兹的佛教地位极高，是东晋时（西元四世纪）来到我国的小乘佛教论师。自西元三世纪中叶以来，龟兹的佛教高僧大德前来我国传译经典的，包括有僧侣、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还亲自携带佛典到敦煌一带，他们传教的热忱，由此可以想见，也可以推知早在西元二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就已经非常兴隆了。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广译经论，除了《法华》、《般若》、《弥陀》等大乘经典外，更有系统地译出龙树中观学派的论书。他的译笔生动简洁，晓畅易解，不拘泥于一辞一义的生涩僵化，被誉为我国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对佛法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
　　鸠摩罗什还没有来到汉土以前，住在龟兹的王新寺，诸王常跪蹲左右，恭听他说法，可知当时龟兹佛教的兴隆气象。另一方面，龟兹佛教所以能盛行于上流社会，主要原因是高僧硕德辈出，并受到国王保护。鸠摩罗什早年在罽宾及沙勒国游学，潜心研究大乘教义，后来在温宿国说服一切神辩外道，声望更隆。龟兹国王白纯亲自前往温宿，将他迎请回国，并为他铸造了金刚座、师子座，上以锦褥铺饰，恭请罗什升座说法。影响所及，社会民众崇法敬僧风气普遍，发愿出家修道者日增。
　　龟兹原属小乘佛教，后来因大乘论师鸠摩罗什出世，论战小乘教派的佛图舌弥，大乘佛教才渐渐抬头；但鸠摩罗什前来我国以后，龟兹的大乘佛教声势渐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顺势成长。唐朝玄奘大师西行印度之际，龟兹虽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区，但是全国上下对于大乘僧侣仍是崇敬备至。玄奘大师初抵龟兹时，国王亲率群臣及僧侣大德数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宫，恭敬供养，临别之时，还赠与驼马和脚夫。
　　唐朝之时，龟兹佛教的伽蓝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各寺僧众极多。到八世纪末叶，龟兹佛教还很活跃，佛教学术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后的二百多年，龟兹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十世纪左右以后，沦为土耳其的领地，龟兹的名称从此不见于史书，而佛教也随之消声匿迹。
　　整体而言，龟兹虽盛行小乘佛教，但东来的三藏译经师所译出的经典，包括了大乘与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该国也弘传大乘教法。近年来，考古学者曾发掘出许多龟兹语经典及古代遗物。一八九○年，英籍鲍尔上尉在这里发现贝叶形桦皮的梵文经典的古写本。随后，日本、苏俄、德国等各国学者也多次发现，所出土的龟兹语佛典断片有《大般涅槃经》、《法句经》、《古城比喻经》、《悲华经》、《十诵比丘戒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