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佛院经文与中国书法艺术
　　作者：麦田童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75部、1335卷，义净译出61部、260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104部134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372部、2159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816部、4066卷）。
　　卧佛院经文字就书法艺术而言，它也是颇为珍贵的，值得我们今天效法，从中汲取精华。系阴文，约直径两厘米大小， 直行镌刻在窟内左中右三壁上。主要是唐楷，具有唐代小楷写经的典型特征。字体端庄灵动，美丽工整，潇洒飘逸。笔法之精妙，读看摹临，皆是最大幸运，最大享受。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卧佛院石刻经文并非完全为唐楷，还有很大部分的“魏碑体”楷书。我们来看46号窟的左壁前半部分刻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释静泰撰〈一切经论目序〉》，后半部分刻的《大般涅磐高贵德王菩萨品之二十三》。这些字体与唐楷形成了鲜明对比。用笔以方为主，方圆结合，写得气势磅礴，偏侧取势，结体宽和疏宕，有北朝书法的风韵。
　　为什么同一处刻经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高潮，北方雄强、坚健的书体时称“魏碑”。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影响深远，许多寺庙中也存有魏碑石刻。隋统一南北后，书风渐渐南北合流。至唐代，楷书发展至峰巅状态，但却是程邈、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总结完善。初唐书法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大都笼罩在王羲之的书体下，并对以后书风造成了极大影响。又由于唐朝佛教的鼎盛，小楷写经便很普遍。卧佛院石经大都是这种严格意义下的唐楷。盛中唐倒有了书法个性发展的特色，一些书家便取法魏碑。46号窟左壁经文即是得力于魏碑的书作。
　　卧佛院经文只有“王宾镌”的题刻，是何人所书，各种资料中均未提及,但可以看出是当时的名家书写。一是可能为翻刻。从“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释静泰撰”和“龙塑三年（公元663 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及“开国公韩威、判官洛州司土参军李亮、台使郑州司土参军卢行讷、判官王屋县郑祖均等精检复”可以看出：佛经由大敬爱寺传来，而刻经是奉皇帝的命令，并通过有关官员三道精心校对的。可见，卧佛院经文是有政治基础和有意识安排的。东京即今河南洛阳，而魏碑体中最著名的“龙门十二品”即来自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卧佛院经文依稀可见“龙门十二品”的韵味，这也说明安岳石刻与龙门石窟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些经文可能是奉诏来自于洛阳的僧人所写，或者是洛阳大敬爱寺译经手迹本在安岳的摹临翻刻。二是可能由主持修建卧佛院的高僧玄应书写。据史书记载，玄奘取经回长安后，专门组织了译经班子，有12人是得力助手，他们分工合作，玄应就是专门负责抄写经文的，这么说来，玄应的书艺水平应是在佛门中高水平的。玄应的生平不详，但据《中国名人大词典》(中华书局出版)记载：他于唐贞观末年在西安报恩寺译经、校经、其学识渊博，著有《玄应音义》一书。三是可能由专业书写者书写。安岳卧佛院刻经与民间崇佛和还愿风兴盛有关，如《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上就留有“长江县李涉敬造供养”字样。唐代刻碑以名家手迹为荣，如先人死后请不到名家写碑文，便认为是一种羞耻。捐资刻经更是信佛者对佛的敬仰。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写经应是请名家书写。不过，古时有一批专门从事书写工作的“抄手”，他们的字漂亮大方，也得到社会公认，唐代经文很多都是由这些人书写，当时书作多不留名，他们的遗迹今天才被我们所珍视。
　　卧佛院经文中还有“无”等一些简化字体，说明简化字在当时已流行。这与隶书、草书、行书最初都由民间流行，后由官方或某个出名的书家整理规范是一样的。这些简化字大多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规范化汉字，这对我们研究文字学和书法史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