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佛影：见证佛教东传中国
　　作者：李尔山
　　在佛教的宇宙结构论中，中国被称为“东胜神州”，那里富庶而淫逸，欲海茫茫，是印度僧侣梦寐以求的传法之地。于是 “白马”驮着经像，顺着“丝绸之路”走来了。这一支古老宗教在唐代走向巅峰，实现了判教分宗，并在传承中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全过程。见证这一历程的，就是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座座辉煌的石窟。
　　一千九百多年前，在中国洛阳的皇宫中，东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金色神人，身披日光，飞行于皇宫殿庭……次日，刘庄就此询问群臣，一位博闻多识的大臣说：西方天竺国（古印度）有叫“佛”的神人，金身向日，皇上可能是梦见佛了。刘庄觉得此梦大吉，便派遣郎中蔡愔等沿西汉张骞通西域的路线，赴天竺求法。出行的时间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佛历608年。三年后，蔡愔一行返回洛阳，他们没有到达天竺，而是在西行途中遇到了来自中天竺的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于是邀其到中原弘法。他们用白马驮着释迦牟尼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来向明帝交差。从此佛教东传华夏的历史便翻开了第一页，洛阳也就有了释教第一祖庭——白马寺。
　　“白马驮经”的故事作为一种传说，所涉及的时间、路径、人物、经像，虽然为后世学者们所争论不休，但与其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却是史所公认的。第一，佛教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第二，佛教最初东传所循的路线是东西方已经沟通了近200年的“丝绸之路”。这匹传说中的“白马”驮来的异国宗教哲学，后来竟然成了普适华夏的庞大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甚至当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销声匿迹之后，却还在中国这个泱泱东方大国久久不衰，至今俯拾皆是。
　　丝路开通与法驾西来
　　“丝绸之路”在地理学上，主要是指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在这条中国古代同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运送的物品以中国的丝绸为大宗，故被形象地称之为“丝绸之路”。当我们以浓厚的兴趣关注这条通道与古印度佛教东传中国之关系的时候，应当深刻记忆以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公元前330年，希腊那位20岁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军事帝国的“天才统帅”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率军远征印度。马其顿的勇士们这时已经在中国西北的大门口、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安营扎寨。希腊人无论打到哪里，都要按照他们的文化习惯，用石头建造城堡，并在城堡中修建神庙、体育场和浴室。从地中海到帕米尔，希腊人共建造了70座这样的“亚历山大城”。最东边的一座就是阿富汗东北部的阿伊哈奴姆古城。这些石头城中充满了希腊移民和希腊式的建筑以及雕塑或雕刻。西方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把他们的人种和艺术植入犍陀罗——这个被西亚人称为“香气四溢”的地方。
　　大约过了200年，东方一位与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样雄心勃勃的伟大君王汉武大帝刘彻派遣他的特使张骞也到达了西亚这个特殊的地域。刘彻派张骞通西域最初的动机和亚历山大东征差不多，仅是为了在军事上联络大月氏人，以对付双方共同的夙敌匈奴人。汉武帝的初衷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张骞15年生死卓绝，却踩出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从此东西方文明开始汩汩如泉地交流涌动，最初的交汇点就在犍陀罗。
　　大约又过了不到100年，张骞通西域时访问过的大月氏人在犍陀罗建立了一个贵霜王朝（属古印度）。宽容的贵霜王朝接纳了已经诞生了500多年的印度佛教。在此之前佛教的崇拜物一般是以象征性图案来表示的。比如用“佛脚印”、“王座”、“白象”、“圣树”来暗示佛陀的存在。这在佛教历史上称为“无像时期”。而当佛教传入犍陀罗后，受到多种文化元素的烘焙，特别是当佛教徒用以苦修的石窟与希腊的雕刻艺术融合时，渐渐产生了直接表现佛陀形象的雕塑和雕刻。这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现象，它标志着佛教从犍陀罗起走向了偶像崇拜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于佛教走向鼎盛，其意义至关重大。
　　问题似乎奇奇怪怪地回到了那个住在“丝绸之路”最东端洛阳城中中国皇帝刘庄的梦中。他梦见的身披日光的金色神人，其实可能就是已在东土流传开去、被偶像化了的佛陀释伽牟尼。在佛教的宇宙结构论中，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被称为“东胜神州”，那里富庶而淫逸，欲海茫茫，是印度僧侣梦寐以求的传法之地。好在战争的铁蹄和商贾的驼队已经为他们踩出了一条现成的路，于是被佛徒们具象化了的“白马”驮着经像，顺着“丝绸之路”走来了。从犍陀罗进入于阗、龟兹、敦煌，穿过河西走廊，来到长安，到达洛阳，经过300年强有力的渗透，到南北朝时，已经基本覆盖中国西北和中部大部分地区。这一支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偶像带着希腊雕刻艺术风格、哲学带着东方思辨色彩的古老宗教，在唐代走向巅峰，实现了判教分宗，并在传承中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全过程。这就是佛学界所谓的“汉传佛教”。
　　小乘静修与建窟坐禅
　　最早自西向东，行进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小乘教僧侣。他们生活在公元1～4世纪那个时代，从现存的遗址遗迹看，他们以及其在西域各民族中的信众也是那个时代的丝路文化精神的创造者。小乘教属于佛教的早期教派，信徒们只承认并崇拜释伽牟尼是惟一的佛。他们坚持毕生的清修甚至苦修，来体悟佛祖在“初转法轮”时讲述的“苦谛”，并寻求解脱之法，以证得涅槃之果，这就是所谓的“罗汉禅”（大乘教修行，着重于普度众生的智慧之学，称“菩萨禅”）。这些小乘僧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但凡他们认定是具有佛缘且适合他们修行的山崖便要通过募化或亲事斧凿，来开建石窟，以便禅观和静修。这是小乘僧人们从印度带来的传统，也是中国出现石窟佛寺的肇始。当这些僧人把他们的衣钵传给西域僧人，再由西域僧人传给汉地僧人，古丝绸之路上的石窟佛寺便由星星点点逐渐连崖结片，越来越多，而且愈建愈靠东了。
　　今天的新疆，是当年接受佛教传授的第一站，因此中国最早的石窟佛寺也无疑应凿建在新疆的丝路之上。东汉以降，原先张骞出去归来的那条古道，已被辛劳的商贾和虔诚的佛徒踩成三条：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由叶城、于阗、若羌，直到汉塞玉门关或阳关的南线；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天山以南，由喀什、龟兹（今库车）、轮台，沿孔雀河东南行至楼兰（今鄯善）的中线；天山以北，由弓月城（今伊宁）、车师（今高昌）、伊吾（今哈密），到达玉门的北线。在这三条线上都建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石窟佛寺，今天，除了南线因伊斯兰教进入，佛寺荡然无存外，其余两线依然有不少石窟寺遗址遗迹可见。如：吐峪沟石窟（北线高昌古城东15公里）、克孜尔石窟（中线拜城县东60公里）、库土吐拉石窟（中线库车县城西30公里）、柏孜克里克石窟（北线吐鲁番东北50里），等等。应该说，在每一处遗存，都会有一个或几个被称为“祖师”的和尚潜心募化、鸠工建窟、面壁苦修的动人故事，可惜，面对千古寥无人迹的大漠，我们已无法从茫茫的尘封中钓沉他们的悲壮。不过我们能够从遗存的分布、规模、结构、体量以及斧凿痕中窥知佛教最初在西域传布的艰辛以及后来的盛况。也可获得佛徒建窟与苦修时的生存、生活和信仰状况。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200余处窟龛坐落于悬崖峭壁之上，绵延数公里。考古界公认的开凿时间为公元3世纪，约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近年所进行的C14测定，认为其中有的窟龛开凿于公元1世纪。因此，它当之无愧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汉传佛教首传西域再传中原的实证。龟兹古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中线上的交通要冲，公元3世纪前后，曾经是西域地区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古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于阗古国）。佛教从犍陀罗入疆，龟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也是佛教东传中原的重要桥梁。龟兹古国被传说为“白马驮经”的起始点，当然也不完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巧合。
　　克孜尔石窟寺的洞窟类型以禅窟（印度称毗诃罗窟）和礼拜窟（印度称支提窟）为主。禅窟数量极多，鳞次栉比的建造规模足以反映早期小乘佛教僧侣建窟坐禅静修的活动情况。
　　支提窟为长方形，用中心塔柱分为前室、后室，两旁开甬道，供僧人旋转诵经。石窟前室正壁一般为主尊释迦佛，两侧壁和券顶则绘有“佛本生故事”等。后室佛台上，总是横卧着释迦牟尼涅槃像，制像的仪规也颇合小乘教义。这种窟形是印度佛塔建筑与新疆砂岩质洞窟建筑的一种综合体，被学界称为“龟兹式”中心塔柱窟。克孜尔石窟原本是一条佛教壁画的艺术长廊，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庞大，延续时间之长久，绝不亚于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总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然而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满目疮痍：供置释迦牟尼佛祖的拱型佛龛里早已空空如也，壁画上所有佛像左半边袈裟均被剥走——因为它是金箔制成的，甚至整壁整壁的壁画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大肆劫掠的罪证。
　　让人荡气回肠的是石窟前广场上的鸠摩罗什塑像。鸠摩罗什是姚秦时代龟兹古国的佛学思想巨匠。这位被尊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大师，公元344年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先修小乘，20岁时游学疏勒，改宗大乘。从此他立志骈首胝足，普度众生，并把目标锁定在长安这个悠远博大东方国度的神京大邑，最后成了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他首次向汉地僧人介绍了印度当时盛行的龙树系大乘学说。他从公元401年～413年在长安首尾14年，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对汉传佛教宗派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译介的“三论”，是三论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他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是天台宗赖以创宗的奠基理论；而《金刚经》等，则直接影响了禅宗的形成。他的形象被现代雕塑艺术家重新解读：他披带有浓厚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柔质袈裟坐在克孜尔石窟前，显得那样飘逸和潇洒。他低首遐思，清癯的脸上闪过一层智慧的微笑。
　　沙门入朝与皇家开窟
　　鸠摩罗什22岁时，即是公元366年，大师在游学疏勒途中，突然弃修小乘而改宗大乘。这个时间与事件，或许有一种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在古丝绸之路上步步为营、缓缓传播着的专注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也由此时起，逐渐转向普度众生的大乘教。
　　然而，恰巧就是在这一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古丝绸之路（河西段）上一个叫敦煌的地方，又有一座石窟寺浓墨重彩地掀起了它雕凿的大幕。故事一开头就是那样的瑰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樽的僧人来到沙州（今敦煌）。他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锡杖，云游四野。一日傍晚时分，他正在月牙泉边四顾，寻找夜间栖身之处，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似有千佛跃动。乐樽和尚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流霞，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他忽有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要在这里筑窟造像光大佛缘。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乐樽从此艰辛化缘，在三危山的崖壁上凿建了第一个佛窟。故事透露给人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这位乐樽和尚已经不是一位寻寻觅觅随缘悟解的小乘僧人了，他从三危山的金光中看到千佛涌动，说明他的信仰已然不是释伽牟尼一佛，而是认定，在无限的宇宙时空中时时处处都有佛的存在。就是这位大乘和尚智慧的灵光，点亮了敦煌莫高窟的千年佛灯。
　　在莫高窟开凿之后一百年间，河西有不少地方得遇大乘僧人开崖建窟，其规模，较之小乘教在丝路（西域段）开建禅窟有过之而无不及。沿丝路（河西段）至今仍可见到的石窟寺有：莫高窟附近万佛峡的榆林窟（具体年代无考），甘肃天水东南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初凿于公元394年），甘肃武威南祁连山麓的天梯山石窟（凿于北凉时期），甘肃永靖县西南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石窟（凿于西秦时期），甘肃张掖临松山中的马蹄寺石窟（凿于北凉时期），等等。但是，在这河西一百年如此众多的石窟寺中（包括早期的莫高窟），谁都没有拔得当时的头筹。而在遥远的河东，由于强大的拓跋氏铁骑席卷了整个北方，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王朝，以皇家气魄开凿的平城武周山云冈石窟，无可争议地创建了新辉煌。
　　云冈石窟的开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朝廷之上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项成果。佛教顺丝路而进，能够大兴于两晋南北朝，政治上属于“乘乱而入”，思想上属于“乘虚而入”、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然是其直接导因。然而，当百姓们在苦难中提前选择了佛教为解脱的精神支柱之时，君王们的选择便只有两条了：要么把佛教彻底灭掉，要么就把它整合成自己的统治工具。生活在平城的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从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公元446年）到文成帝拓跋濬复法（公元460年），短短一二十年间，决策竟如此水火相悖，让今天的人们隐约感到了他们的无奈和痛苦。“太武灭佛”，是皇帝拓跋焘担忧寺院经济迅速膨胀压迫国家财政、司徒崔浩执意复兴儒教厉行文治、国师寇谦之意欲振兴天师道教，联手导演的一场惨剧。而“文成复法”，则是小皇帝拓跋濬迫于鲜卑贵族对崔浩厉行羲农之治汉化政策的严重不满，而采取的政治稳定措施。这场无比复杂十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在杀得血流成河后，牵出了一个人物，太武灭法时的幸存者，沙门（和尚）昙曜。
　　昙曜的出场，当然也会有一个充满大乘智慧的故事：据说文成复法伊始，逃过死亡之劫的昙曜终于能坦然地呼吸一下平城的空气了，他在归京的路上，正好碰上了文成帝巡游的车驾，车驾上的御马（或许又是一匹白马，大乘教关注一切众生）突然咬住了他的袈裟。文成帝认为这是“马识善人”，对昙曜“以师待之”。这位新的帝王师，不久便出任“沙门统”（全国最高的僧官），受命在京西武周山开凿石窟。
　　云冈石窟在昙曜的主持下，从公元460年前后开工，到公元499年北魏王朝南迁便基本告竣。这是一项由皇帝亲自督导、国家出巨资、在印度及西域僧人指导下实施的皇家工程，是中国北方，由万名工匠在公元5世纪后半叶40年一气呵成的包含有数百个佛龛窟和数万躯佛像的不朽巨作。皇家工程的地位，使云冈石窟成为沿丝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云冈石窟在艺术上也是极其成功的，特别是由昙曜法师亲自设计主持开凿的早期五所大窟（史称“昙曜五窟”）中的佛像，既虔诚地贯彻了佛陀生活原型的经典主义仪规，又浓重地体现了希腊古典雕刻艺术的唯美主义色彩，同时也巧妙标注了东方政治传统的神秘主义倾向（《魏书?释老志》有个著名的记载：“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最精彩的是编号为20窟的释迦牟尼大佛。佛高13.7米，大佛脸为椭圆、眉毛细长、眼窝略凹、薄唇微翘，特别是鼻从额头笔直伸出的特征与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理想美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大佛穿着右袒的通肩厚重袈裟，让人想到了佛陀像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大哲学家里士斯多德一样的深刻与渊博。袈裟内衬的轻薄绵软绣纹精美的丝裳，又让人想到了佛陀就像奥林匹亚山上的主神宙斯一样尊贵和威严。这尊石像不愧为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优秀最典型的巅顶之作。
　　公元5世纪末，北魏王朝的政权转移到一位少年英主的手中，他就是孝文帝拓跋元宏。孝文在他的祖母文明皇太后（文成帝后）的教导下，认真检视并运用了北魏列祖列宗的思想武库。他既像其高祖太武帝那样厉行羲农之治，又像其祖父文成帝那样恭行佛化之道。因此他的“汉化”与“崇佛”两只脚，比之先帝们走得更远。他一生办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这是最彻底的汉化举措；另一件是用几乎占全国税赋一半的财力兴建了洛阳龙门石窟，这是登峰造极的造佛运动。龙门石窟北魏营造期为30余年（公元504年～534年）。著名的“北魏三窟”：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此时的佛像，多为面容清癯秀劲的秀骨清像。佛多着褒衣博带，衣褶层叠稠密，衣裙垂蔽。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庄，这种具有更鲜明民族特点和风格的中原佛教艺术，是形成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北魏时期由于皇室崇佛，加之北方以平城为中心的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人和佛教僧侣可以从最西部的伊犁河谷安全到达最东部的辽河平原；南部从于阗直到洛阳的古道上更是梵宫处处、商旅不绝。于是在这两条几乎平行的线路上，又有一大批石窟寺被僧人、居士甚至地方官吏开凿出来。如：甘肃泾河两岸的南北石窟（北魏永平二年）、辽宁大凌河北岸的万佛堂石窟（北魏太和二十九年）、河南巩县石窟（北魏景明年间）、宁夏固原须眉山石窟（北魏正光年间）、陕西铜川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石窟（北魏，具体年代无考）。除了北魏，这一时期或稍后，还有东魏的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北齐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北周的甘肃梢寺摩崖造像等。而那些已成规模的旧窟则与两京（平城、洛阳）新建大窟之间出现了双向交流的局面。我们今天能在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的北魏洞窑中看到和云冈一样的犍陀罗风格的石佛（北魏早期）及龙门一样的秀骨清像（北魏晚期），其原因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