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泉州佛教五方石刻
　　吴幼雄
　　西晋时泉州就有佛教建造寺(延福寺的前身)。南朝时，天竺高僧拘那罗陀(即真谛三藏)到泉州建造寺翻译佛教经典，得到泉州太守王方赊的款待。唐、五代，随着泉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泉州佛教处于鼎盛阶段。泉州兴建数十座寺庙，出现不少高僧，翻译大量经典，编纂不少佛教著作。唐朝，泉州被誉为“泉南佛国”(泉南为泉州的别称)，至元朝，泉州佛教仍长盛不衰。本文略考泉州唐朝两方、元朝三方佛教石刻，揭示古代泉州佛教的盛况，希望“能为一种现存的或为一种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一、唐朝大中八年(854年)尊胜陀罗尼经幢
　　据笔者实测，经幢通高178厘米，作六角形，每面宽25厘米，面刻7行，楷书，行64字，末面题职名，字数不等。因年久剥蚀，字多磨泐。其中一面刻一条10厘米宽的直槽，贯通经幢的上下。据陈棨仁《闽中金石略》介绍，经幢发现地点在“泉州西门外数百步，当风日之冲，故多剥蚀。”Q)1935年夏，泉州遭遇特大洪水袭击，经幢被冲倒。后弃置于西门城吊桥下，作为水闸柱石之用。1953年，被抢救移入泉州开元寺保存。现存泉州佛教博物馆。这是泉州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经幢，也是泉州少有的唐代石刻。
　　经幢有篇序文，是专门申明立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用意的。文中说此经是专门“救拔幽显”，其效用是“不可思议”的。序文叙述此经是如何从印度传人中国的故事。从故事经历的非凡，来说明能有特殊的效用。这个故事是研究泉州唐朝佛教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材料。故事简介于下。
　　有一个印度婆罗门僧佛陀波利，唐朝仪风元年(676年)，从西国来中国五台山，“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说“如来灭后，众生潜灵，惟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山中，导引众生，教诸菩萨。”又说“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睹圣容，远涉流沙，故来敬谒”，所以“伏乞大慈大悲普覆，令见尊仪”。说话时，涕泪俱下，泣不成声，顶礼再拜。礼毕举头，忽见一位老者立于山巅，“作婆罗门语”对波利说：“法师忆存，慕道追访圣踪，不惮劬劳，远寻遗迹。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惟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恶业。未知法师且将此经来不?”波利答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者曰：“既不将经，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必识师!可倒向西国，取此经来，流传汉土即是。”届时，汉地众生、出家之人可广济幽明，则报诸佛恩矣。待“师取经至此，弟子当示师文殊师利菩萨所在。”波利“闻此语，不胜喜跃。”于是极力抑制悲泪，至心敬礼，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波利兼程返印度取经。
　　唐永淳二年(683年)，波利返回西京(长安)，“具以上事闻奏大帝(唐高宗)，大帝遂将其本人内”，请朝廷佛教法师翻译。并下令“施僧绢三十尺，其经本禁在内不出”。波利见状，“悲泣奏曰：贫道捐躯，委命远取经来，情望普济众生，救拔苦难。”唐高宗得奏，“遂留翻得之经，还僧梵本”。波利“将向西明寺，访得善梵汉语”者翻译。所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两种汉文译本：一为西明寺僧顺贞所译；一为朝廷杜令所译。两种译本，文字“小小语有不同者，幸勿怪焉”。序言最后说，“恐学者不知故，具录委曲”。总之，以上故事是用“厨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来宣扬大乘佛教菩萨经典，并说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两种译本，且两种译本文字稍有不同的原因。
　　此经幢的历史价值有三。其一，经幢上的善信募缘题名，有姓名者数十人。其中女施主的名字有一个特点，是以数字为其名的，即有一娘、二娘、三娘、五娘、七娘、十二娘不等，还有几位数字名字相同，仅姓不同罢了。这为研究唐朝中期泉州的社会风俗提供第一手的材料。慕缘捐建此经幢的善信有2印多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泉州佛教之盛。
　　其二，经幢上载有诸多捐款、捐物的善信的名字，有的是“为考妣，各舍铎一口”、“为考妣，各舍三百文”；书写经幢文字的是“乡贡进士欧阳偃、沙门文中共书”，这种儒、释共书经幢亦为罕见。以上两例表明唐朝泉州儒、道、释合一的进程已经开始，也反映了唐代泉州佛教的世俗化。这是研究唐朝泉州佛教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其三，经幢上题名的还有当时泉州的地方官员。如朝议大夫使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上柱国薛凝、都押牙将仕郎太常寺奉礼郎骁骑尉谢孙、押牙吴口、押牙陈元度、押牙兼都虞侯林弘……。可见，薛凝官三品，阶五品，勋二晶；谢孙官职，唐史未见，可补史书之缺。《五代史》、《宋史》只载官职“押衙”，未见“押牙”。唐朝泉州官员在经幢上题名，反映了地方官对佛教之倡导，有利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开始从普度众生，逐渐转向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
　　二、唐乾宁四年(897年)重修
　　《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石刻早已湮灭，但碑文内容保存于黄滔《黄御史集》和释元贤《温陵开元寺志》。
　　《碑记》云，唐“垂拱二年，郡儒黄守恭宅桑树吐白莲花，舍白莲花道场。后三年，升为兴教寺，复为龙兴寺”，至唐玄宗开元年间，“遂为开元寺焉”。《碑记》且记唐朝泉州开元寺的传说云，“尝有紫石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故自唐垂拱以来，泉州开元寺流传着美好的神话传说，即“垂云薙草，天启地灵”。至今，泉州开)c寺的“桑莲古迹”、“紫云殿”、“紫云庭”、“紫云屏”等，都是承唐垂拱以来的“垂云薙草”的传说而来。《碑记》又云，泉州开元寺和“桑莲、云草”之盛名，“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从此可知早在唐朝，泉州开元寺就是闽中诸寺中最有名的佛刹，而泉州开元寺又以“桑莲、云草”为最著名的胜境。
　　《碑记》记载，唐末泉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泉州刺史王审邽“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中，第二年，“宝殿涌出”。重修后的泉州开元寺的规制是“五间两厦，昔之制也”。大殿佛像的排列次序是，“自东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左右真容，次弥勒佛、弥陀佛、阿难迦叶、菩萨、卫神”，并说明如此排列，是以“法程之有常”为依据的。
　　《碑记》云，重修后泉州开元寺的布局是，佛殿居中，“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则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其新的布局与“双立岳峰，两危蜃云”相配合，“东瞰全城，西吞半郭”，尤为壮观。这为泉州开元寺建筑布局历史和古建筑史提供了资料。
　　《碑记》还记载唐末福建佛教大盛，统治者崇佛的情况。乾宁四年，王审知为福建观察副使，“洎帅闽也，愈进其诚，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王审知特别举行隆重的仪式，迎送佛经人重修后的泉州开元寺的揭经楼。其仪式场面是，“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之楼”。唐末王审知的崇佛，泉州佛教的兴盛，一目了然。
　　三、元朝亦黑迷失《一百大寺看经记》碑
　　《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文，首见《闽中金石略》录文。据《闽中金石略》记，“碑高九尺、广四尺”。又据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云，该碑“页岩琢成。碑字镌于一方明嘉靖年间重修县学碑记的碑阴，它原是一方元代石碑，明时被改琢为重修晋江县学碑，元刻碑记，尚完好可读，只是碑的四周都被琢短，缩小了许多”。又云：“此碑是1935年在晋江县学内发现的。抗战期间……被琢成三段，多成碎片，不能成材，因弃置不用。并在此地倾倒垃圾，碑遂被埋没于垃圾堆下。1945年泉州晋江县学改为医院，在建院舍时，才重被发现，但三截中已失其一了”。现存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仅存上、中两段。上段被琢成圆形，直径95厘米，厚10厘米。下段高110厘米，宽95厘米。就现存残碑校以《闽中金石略》录文，发现缺漏字颇多。20世纪50年代，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朱维干，在北京《考古通讯》发表文章，说莆田黄石镇重兴寺有《一百大寺看经记》碑。1972年，笔者在莆田第八中学(校址黄石镇)涂厚基老先生的带领下，探访了重兴寺，发现寺早已改为小学。惟见许多寺的重修石碑，被平放作为学生餐桌，或放置洗脸盆处，惟没有见到看经碑。询之老者，说是1958年大修水利，被凿毁作石料使用。以下根据《闽中金石略》录文，校以两段残碑，所以文字略有增改，仅在此说明。碑文节录如下。
　　一百大寺看经记
　　钦奉圣旨立碑
　　伏念亦黑迷失，自幼年钦奉
　　世祖薛禅皇帝，宣唤历朝，委用至今。
　　圣恩莫报，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上
　　口口口(以上三行，《闽中金略》均缺)……
　　世祖薛禅皇帝
　　完者都皇帝
　　曲律皇帝圣恩，端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寿万安
　　皇太后、皇后齐年
　　太子千秋，诸王文武官僚同增禄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汴梁、真定，河南汝州、刑州，顺德府明州、补陀山朝里，宁夏路西谅府、甘州，两淮、江浙、福建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壹佰定……次冀亦黑迷失偕室中夫人茶荼，身宫康泰，寿命延长，福禄荣迁，子孙昌盛。万行功圆之日，百年报满之时，普与法界众生，同证萨婆苦海。
　　以上为碑文第一部分，是说明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的原因的；同时，碑记亦反映元代佛教的回到世间和忠君忧时，完全表现了“皇帝万岁，臣统千秋”、“菩提心即忠义心”的世俗化佛教。
　　碑记载录泉州接受亦黑迷失施舍的寺院、庵、接待，有17所，而福建接受施舍的有31所。这反映了元朝泉州，乃至福建的佛教还是很兴盛的。元廷崇佛，武宗时宣徽院使会内廷佛事之费用以斤数者，面43．95万，酥蜜共5万余斤。皇帝如此，臣下亦黑迷失对全国“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壹佰定”，以便宣经，上行下效，又何异焉。
　　据《元史·亦黑迷失传》云，亦黑迷失有四次逾海出使。即至元九年(1272年)、十二年(1275年)，两次“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观佛钵舍利”。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亦黑迷失、史弼、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爪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军士二万人”。《元史·世祖传》又云，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港启行。”至元三十年(1293年)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乃没其家资三之一。”《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是亦黑迷失征爪哇失败而返，施钞全国一百大寺看经资福之记。盖请于朝，故额云：“钦奉圣旨立碑”。亦黑迷失，畏吾儿人。碑末记“羊儿年”者，盖蒙古、色目人，多以属相纪岁，即立碑于延柘六年(1319年)。
　　四、元朝《修碧霄岩记》
　　摩崖石刻在清源山碧霄岩，高200厘米，宽250厘米，19行，行16字，楷书。碑文云：
　　至元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间，灵武唐吾氏广威将军阿沙公来监泉郡。登兹岩而奇之，刻石为三世佛像。饰以金碧，构殿崇奉，以为焚修祝圣之所。仍捐俸买田五十余亩，入大开元万寿禅寺，以供佛赡僧为悠久……至正丁未(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加政事般若帖穆尔公分治东广，道出泉南，追忆先伯监郡公遗迹，慨然兴修，再新堂构。……郡守新安郑潜拜手书，同游行中书省理问官忽纳台、广东道宣慰使司同治副都元帅阿儿温沙哈儿鲁氏、泉州路达鲁花赤元德瓮吉剌氏、讲资寿教寺讲主智润及广威公外孙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与焉。
　　以上崖刻里的“唐吾氏”、“瓮吉剌氏”、“哈儿鲁氏”，皆西夏、蒙古部族名称，表明官员的籍贯。崖刻记录至元二十九年创建碧霄岩“三世佛像”，创建人唐吾氏(即唐兀、党项，西夏人)威武将军阿沙。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重修。
　　碧霄岩三世佛像的外貌是宽肩、隆胸、束腰、跌坐，属佛教艺术史上的犍陀罗式雕刻艺术，是中国喇嘛教的佛像雕刻。这是希腊·系的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相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犍陀罗式艺术，也可以称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因它在印度西北犍陀罗地区发祥，所以后人称是名。犍陀罗艺术雕刻不但流播印度、东南亚，通过海路传人中国，而且通过大月氏东渐影响中国的西藏，以及越过葱蛉经天山南、北两路人玉门关和阳关，而达于中国内地。
　　喇嘛教是公元／＼世纪印度那烂陀寺大德莲花生，将印度密教(密宗)教旨与西藏的巴思教教旨互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适合西藏社会的新教。“喇嘛”，藏语意谓“无上”，即汉语的“上人”。西藏喇嘛僧侣谙练巫术，与蒙古的神巫祭风雪迷信相近。蒙古人信仰神佛、茹荤，其僧侣又食肉。他们日常生活近于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喇嘛教容易被接受。在关外时如此，入关后还如此。上自帝王，下至吏民，多愿倾囊建庙，以资焚修。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的三世佛像，是西夏人泉州达鲁花赤阿沙所创建，其雕刻艺术属犍陀罗式雕刻，是希腊和印度艺术雕刻的混合作品。但这种犍陀罗雕刻艺术，也有可能在更早时期通过东南亚，从海路传人泉州，即赤鲁花赤阿沙授意，由泉州工匠雕刻。碧霄岩三世佛像，其宗教派别，属西藏传来的佛教密宗，即喇嘛教。西藏和蒙古都是游牧民族，喇嘛教容易被接受，因此广为流传。元统一中国过程中，把喇嘛教带人华北(以北京为中心)、内蒙和西北地区。可是，江南地区少有喇嘛教的遗址，泉州碧霄岩三世佛像的发现，其文物、历史、艺术价值就更高了。
　　五、元朝《重建清源纯阳洞记》
　　摩崖石刻位于清源山南台岩寺背后山崖。因内容较多，摘录其主要于下：
　　重建清源纯阳洞记
　　天下山川岩洞幽胜之处必仙佛所庐，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乃相与成物化之风致也。泉之清源上洞，宋绍兴间有道人裴其姓者来自江东……尸解于此。邦人即其骨肖像事之，并创屋以祀群仙，匾曰：纯阳。始，游玩者弗悟道人寄意于花酒之外，以为实嗜于尔也。岁时竞携酒肴以渎之，箫筑以噪之。识者咸谓……岂称道人清净无为之旨哉!爰议室之左构殿，以奉补陀大士，设著龟筊，以遗士庶之乞灵。荤酒之风遂弭，福利之誉日彰，亦犹闽之升山兰若……
　　暨宋季，兹山悉毁，猱狖宅焉。我朝至元十有八载，四松僧法昙抚迹吁悼而谋兴复。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规制比于曩时……创屋未几，岚木顿朽……适丁其时也，复得信斋万户孙公、心泉之孙——卿蒲公相兴辑事。……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大元至元四年(1338年)……万安禅寺用平、智泰撰……
　　以上碑文叙述僧法昙师徒两次重修纯阳洞的道、佛寺观的经过。碑文提到“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心泉之孙一卿蒲公相兴辑事”。元初，掌握福建政权的海云蒲平章(即蒲寿庚)与其兄蒲寿崴，以及蒲寿崴之孙蒲一卿(蒲仲昭)祖孙三人，先后重建清源纯阳洞道、佛寺观的事实，反映了元代泉州佛、道、儒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蒲寿崴及其孙蒲仲昭，擅长中国诗文，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受儒、道、释文化影响的典型。
　　元代，泉州的道教、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一步世俗化，甚至进一步合流。这种现象在《重建清源纯阳洞记》里得到充分伪表现。清源山纯阳洞原为道教裴道人尸解处，“邦人即其骨肖像事之，并创屋以祀群仙，匾曰：纯阳”。可是，随着泉州道教的世俗化，善信“岁时竞携酒肴以渎之，箫筑以噪之”，把清净的道教纯阳洞闹成“花馆酒台”。因此，泉州佛教徒中的有识之士，在纯阳洞之后，“构殿在奉补陀大士，设箸龟箜以遗士庶之乞灵”，即以佛教菩萨和佛教世俗化的t、龟，刹住世俗化道教在纯阳洞的“荤酒之风”。这是元代泉州世俗化的佛教改造世俗化道教的一个有趣的典型事例。
　　经佛教改造后的纯阳洞，据碑记云：“福利之誉日彰，亦犹闽之升山兰若……鼓钟香火，愈久愈炽。”对发生在纯阳洞的道、佛互补的现实，碑记撰者释用平、智泰认为是“仙依佛而益显”，又是“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摩崖记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振同源”。这便是元代泉州佛教、道教合流的理论依据。这与宋代泉州九日山延福寺通远王祠的慧邃禅师“以佛戒信于神……神以佛戒惠于物……是佛与神交致其道”的提法，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从佛、道二教的哲学上加以概括。这充分表现了元代泉州佛教哲学思想的潮流。
　　以上五方古代泉州佛教石刻，反映了不同朝代泉州佛教发展的趋向；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儒、道、释合一的传统文化对佛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是世界东方第一大海港，多种宗教文化对泉州固有文化的影响，以及泉州以其博大的胸襟，对多种宗教文化进行包容，且巧妙地把她融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大中八年(854年)经幢，宣扬的是“救拔幽显”的大乘菩萨经典；乾宁四年(897年)的《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宣扬的是闽王王审知的崇佛；延祐六年(1319年)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宣扬的是皇恩在佛恩之上，所以要“钦奉圣旨立碑”；至t-十七年(1367年)的《修碧霄岩记》，则记载江南少有的藏密喇嘛教的“三世佛像”，以及展示了元代犍陀罗雕刻艺术在泉州的作品，显示了古代泉州佛教宗派、艺术的多样化；后至元四年(1338年)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既表现宋元时期泉州佛教的“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的哲学思潮。又反映了宋元时代泉州伊斯兰教文化与儒、道、释文化的合流，充分体现了这个中古东方大海港，对世界各种宗教文化的兼收并蓄胸怀。以上五方泉州古代佛教石刻，是古代泉州佛教文化少有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