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中国的玄奘
　　我想日本的僧人都十分崇敬玄奘法师、鉴真和尚，也都受过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和鉴真和尚东渡弘法精神的感召。可以说，日本的圆仁与中国的玄奘、鉴真一样伟大。虽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舍身求法的精神。至于说到他们对中日佛教文化的影响，毕竟玄奘大师、鉴真和尚的名气太大了。比如玄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韩国，由于有了小说《西游记》的广泛流传，日本、韩国甚至越南的孩子都知道《西游记》的主人公唐僧，也就是大唐三藏玄奘法师。相比之下，在日本传统文化观念中，佛教徒还是习惯上把圆仁的老师最澄放在第一位，把圆仁放在他老师最澄的后面。
　　在日本，圆仁虽说不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在佛教界，特别是在天台宗，圆仁有一个伟大的称号，他被天皇赐封为“慈觉大师”，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佛教界几乎无人不晓他巡礼大唐名寺古刹的种种事迹，以及他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产生的深远影响。
　　圆仁的时代，唐朝已是整个东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是日本和韩国僧人们向往的文化大国。那时候，去唐朝的长安学修佛法就够了，并不需要去更遥远的印度，所以许多日本僧人渴望来中国学习。比如，圆仁的老师最澄来到唐朝的天台山，随天台宗九祖湛然门徒道邃、行满学修天台教义。但他在唐朝只有6个月，时间太短了，因此许多天台教义的疑难问题尚未能及时咨问。那么，圆仁当初来大唐求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要弄明白老师最澄还没有理解的天台教义，请求唐朝高僧给予解答。此外，在当时日本佛教界，一个僧人若想成为有影响的高僧，似乎须到中国深造后才会被承认，所以去唐朝留学也就成了一种风气。
　　公元838年6月13日，圆仁随同日本的两艘使船从博多湾出发，乘风西行，航行半个多月，原想前往中国的扬州。胜利在望的时候，没想到船只在山东陷入海边的泥潭当中，幸亏得到当地渔民的帮助，才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东梁丰的村子。这个时候已经是7月2日了。
　　我在圩岸村找到了一条小水渠，猜想圆仁当年很可能就是顺着它驶入内陆的。当我寻访这段路途时，我惊奇地发现当地人非常熟悉这位日本使者的故事，并且还在城外重修了天台宗的国清寺。
　　圆仁随日本使团于7月25日抵达扬州，并在这里停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他是在著名的开元寺度过的。839年1月19日，圆仁向当地官员提出到天台山求法的请求，但因为他当时已是日本身份比较高的“请益僧”，所以唐朝没有同意发给他去天台山国清寺学修的签证。他只好把自己有关天台义理的疑难问题写成书面文字，委托其他日本留学僧带给天台山的高僧大德们请求解答，然后怀着非常无奈的心情准备回国。大约在3月29日，圆仁从扬州出发，通过运河，沿着山东海岸线，从今天的海州湾向乳山港湾驶去。
　　4月25日，日本船队抵达乳山港口。圆仁法师到达这里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雨，乳山和码头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当我站在这里，望着停泊在乳山港的船只并向远处眺望时，大雨滂沱，浓雾弥漫，与圆仁法师当年看到的情景几乎一样。不过圆仁要去的是更北的石岛湾一个叫赤山的地方。在那里，圆仁法师住在由新罗人出资修建的法华寺里，在这里生活了8个月。新罗僧人经常讲起从这里去五台山朝圣的经历，圆仁发现从这里去五台山比去天台山更近，于是决定不随日本使团的船只回国，而要改去五台山巡礼朝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圆仁在中国停留是非法的，所以他必须尽快申请到唐朝颁发的证件，以证明他和他的两个弟子在中国留学的合法性。840年2月27日，圆仁和他的弟子去了登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蓬莱。当我追寻到这个地方，驱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牟平出口的标志时，不禁激动起来。对我而言，圆仁日记中记载的地方比起地图上的名字，意义更为重大。
　　蓬莱阁是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点，这个地方也是容易让人产生遐想的地方。那里有重新修建的唐朝时期的龙王庙，我坐在龙王庙院子里的千年古槐树下，听着知了在轻声哀泣，就仿佛是来自久远的过去的声音。不知圆仁当年是否看到了闻名遐迩的海市蜃楼呢？不知他是否听说过八仙过海？可惜他的日记里对这些事情毫无提及。
　　圆仁日记里记述了3月3日拜见登州长官的生动故事。比如，他向登州长官申请去五台山巡礼的通行证时，长官对他非常友好，邀请他们在上厅喝茶。临别时，长官还赠他米面油醋柴，一头毛驴，以及一张临时公文，而正式的通行证须由当时的青州节度使发放。
　　在登州住了十天以后，3月12日，圆仁与弟子去了青州。圆仁在日记里说：“行三十里，到青州府龙兴寺宿，寺家具录来由报州。”唐朝鼎盛时期，龙兴寺里曾有6000多名僧人。寺院里还有不少公元5—6世纪北魏、北齐时期的佛像。当圆仁到达时，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五年之后这些庄严美丽的佛像会被毁坏，僧侣被迫还俗，寺院、经书被毁灭。
　　圆仁刚好遇到了唐武宗灭佛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换句话说，圆仁虽然没能去天台山学修天台教法，但反而成全了他游历五台山、长安、洛阳等更多的地方，从而有机会与许多不同教派的大德高僧请教佛法疑难问题，他才有可能日后成为比睿山的一代宗师。
　　说到国清寺，我想作些解释。唐朝的时候，叫国清寺的寺院有几个。比如圆仁法师一行初抵中土时，就暂住在如东的国清寺，而不是今天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天台山国清寺我也曾去拜访过。为什么呢？当然这与日本天台宗、圆仁和他的老师最澄都有密切的关系。唐贞观二十年，也就是公元804年，最澄来国清寺求法取经，第二年三月取得《天台法华章疏》128部，345卷 ，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因而比睿山一向尊国清寺为“祖庭”。
　　国清寺寺名的来历也很有意思，这个寺院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是隋炀帝禀承智者大师遗愿而兴建的。最初的寺名叫天台寺，隋大业元年(605)遵照智者大师“寺若成，国即清，当呼国清寺”之遗言而赐额“国清寺”的。
　　在国清寺，我看到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特别激动，也倍感亲切！今天的国清寺与日本天台宗仍保持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彼此往来频繁，可以说延续了1200年前道邃、行满、最澄，圆仁等先德缔造的法缘和友谊。
　　天台山寺院的环境非常优美，气氛幽雅，说法台犹在，珍贵的文物古籍也不少。行走在幽静的石头路上，你会感到身心愉悦、轻盈自由。或许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味一个“行者”的心境。
　　我们刚才谈到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但这两个游记都是后来口述的追忆文字，而不是当日事件的记录，所以尽管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但我想还是难免有遗忘或误记的地方。但是圆仁的日记却不一样，都是当天的记录，一天里不同时段的大小事件、人物、心情等都有记述，可以说非常真实，至少当天记忆错误的东西不会很多。因此，圆仁日记有非常高的历史学术价值。他除了记述佛门的事情外，还记录了许多历史、民俗甚至生活史方面的事情。比如，他最早记录唐朝寺院里过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如说：“十五日，寺家设饽饨饼食，作八月十五之节。”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具体的唐朝寺院生活画面，是一般僧人笔下难以见到的。从这个角度看，将圆仁法师视为日本的玄奘也不为过，可以说这是对圆仁法师在中国巡礼求法的一个公允评价。
　　青州佛教造像的意义
　　圆仁在山东青州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个地方对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圆仁在这里首先拜见了青州节度使，并且得到了盼望已久的通行证。最富有人情味、让我感动的还是节度使赐给圆仁3匹布、6斤茶。对于圆仁来说，这一天来之不易。的确，他在中国等待了1年零9个月后，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有了出行证件，尤其作为朝圣的香客，这意味着他不论在什么时候，需要食物和休息时都会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通过所有关卡，去五台山以及长安巡礼求法了。
　　我去过青州两次，一次是为了踏寻圆仁的足迹，另一次是为了观瞻青州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艺术，这两次当然都与圆仁的巡礼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地区的佛教发展很快，尤其是北魏以后，这个地区的佛教十分兴盛。北魏时期的佛教石刻就很发达，圆仁在青州时就曾看到这些寺院里造像艺术的辉煌与庄严。
　　唐朝时期，北魏石刻艺术仍非常流行，青州博物馆馆长告诉我已发现几千尊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作品。为什么青州的石刻佛像都被埋藏在地下呢？我想，那是北魏灭佛所致，僧人们为了保护佛像，就把它们埋藏于地下。后来隋朝时也有过一次灭佛，估计佛像也被埋藏在地下。有的佛像埋藏得整齐有序，而有的却很混乱，据此情形推测，掩埋时应当非常仓促草率。佛像的鼻、颈、手、臂有许多是残缺的，有的经过修复。从这些出土的佛像，我们不但能够看到当年青州地区佛教的发达与普及，同时也能看到佛教的兴衰变迁与当时统治阶层的崇信与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你问我对青州佛教艺术有什么感受？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你不了解青州佛教艺术的特点，就不能完全了解日本那个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青州佛教造像对日本佛教艺术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青州佛教石刻造像我看了许多次，在北京展览时我又看了两次。后来去日本展览时，我也参与了整个过程，因而有机会多次观看，或向专家学者们讨教青州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可以说，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和思考，不断加深了我对青州佛教石刻与日本佛教艺术的认识。
　　一般从事佛教艺术研究的中日学者都喜欢把日本佛教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寺。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些佛教石刻对日本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但是随着青州佛教石刻的大批出土，日本学者们已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学术观点。比如青州佛教造像的方式手法，佛像、菩萨像面部表情的艺术处理，衣纹、璎珞装饰的运用，恬静、典雅、庄重、秀美的审美情调，都与后来的日本佛教造像艺术十分接近。因而，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更倾向于认为青州佛教艺术对日本佛教艺术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只要将青州佛教石刻造像与日本那一时期的造像做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就显得清晰明了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圆仁当年与唐朝僧人们如何交流？唐朝僧人学日语在当时估计可能性不大，除非像鉴真和尚那样去了日本，天长日久从而熟悉了日语。但是来唐朝的大多数留学僧是要学习汉语的。圆仁初到中国时，估计与唐朝僧人是用笔交流的，但是到五台山、长安以后，圆仁的汉语估计已经很不错了。据说圆仁回国后，有一个中国和尚到了日本，他听到圆仁的汉语说得非常的好。他说，他们四个人走路，高僧说了句话。我想圆仁的汉语主要是在山东的赤山学的，当然，在唐朝他随时随地可以学习汉语。
　　朝拜五台山
　　公元840年4月3日，圆仁离开了山东青州，带着坚定的信念，轻松而愉快地踏上了朝拜五台山的路途。从山东穿越河北时，圆仁一路上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不过他在今天邹平县长山中的醴泉寺休息了几天。从他的日记看，当时的醴泉寺已经十分衰落了，只有30多位僧人。走进沟口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一切与圆仁记录的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一瞬间，我顿时感觉这里与唐朝一样，没有现代文明影响的任何迹象，历史仿佛停留在了唐代。
　　一个历史学家带我去了这个地方，在村子的路口有一个石碑。老渔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当年圆仁提到的醴泉寺。我找到了圆仁笔下记录的泉水，从圆仁来过的那个时代一直流淌到了今天，我感觉好象走进了唐朝。
　　在这里，我走访了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我的到来不免感到惊奇，但十分友好。他们说：“这里还是当年八路军的驻地，日本军队在这里搜捕八路军时，这座古老的寺院遭到了破坏。”历史常常让我有这样的感怀，想到这所寺院曾经那么热情地接待过圆仁法师，而一千年之后又毁于日军之手，真让我感到痛心和悲哀。
　　离开醴泉寺之后，圆仁继续沿着唐朝修建的道路西行，经过南宫，渡过新河，可能还走过了著名的赵州桥。但是这一段路程，对我来说同样是困难重重。像圆仁记录的那样绕弯路、路途梗阻，好几处地方都难以寻找。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我一面走，一面在心里感受着圆仁行路中所遇到的种种不便与挫折，而且天气是那么炎热。圆仁在其日记中对这段路途刻骨铭心地写道——“热气如蒸”。
　　那晚，圆仁借宿在赵州南面的开元寺内。他记录了当日的情形——“屋舍破落，佛像尊严，师僧心鄙，怕见客僧。”
　　圆仁经过河北正定进入曲阳的时候，记录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如说“有一黄毛狗，见俗嗔咬，不惮杖打；见僧人，不论主客，振尾猥驯。”就像当年圆仁当年遇到的情形一样，我在那里也遇到了一家流动的养蜂人，他们也养了一条“黄毛狗”，但它对谁都好，而不仅仅像圆仁所说的只对僧人好。
　　阜平是我沿着圆仁的路线，从河北进入山西的最后一个城镇，它座落在大沙河河谷里。穿过几道山脉，爬上海拔2000米的狭窄山口，上面就是圆仁提到的龙泉关遗址。古老的泉水依然在流，和圆仁当年看到的一样。圆仁曾说，从这里他看见了成片的松林，松树挺拔俊秀。事实上，我眼前的景致也是非常美丽动人，野花漫山遍野地怒放。我不禁模仿起圆仁，以步代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圆仁的心境和思想。
　　一道道起伏的山脉在远方蓝色的薄雾中隐隐浮现，每隔一段距离，路边总会出现村庄和寺院，欢迎疲惫的旅人，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五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圆仁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不禁泪流满面，伏地礼拜。日记里这样说道：“二十八日，入平谷西行卅里，巳时，到停点普通院。未入院中，向西北望，见中台，伏地礼拜。此即文殊师利境地。五顶之圆高，不见树木，状如铜盆。遥望之会，不觉流泪。”此时他离开日本已经两年了。
　　圆仁在五台山时，驻锡在高僧辈出的竹林寺中，前后不到两个月，但是五台山给圆仁的思想与心灵世界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他学到了许多佛教方面的学问，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常行三昧”的修习方法——就是九十天中日夜经行绕佛，一心诵念“阿弥陀佛”名号。
　　圆仁把“常行三昧”这种五台山的念佛法门传入了日本的比睿山，对日后日本佛教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融通念佛宗的开祖良忍上人，就进一步将圆仁极力弘扬的“常行三昧”念佛法门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当他以圆朗绝妙的声音唱诵佛号、劝化道俗时，听者无不喜泪哽咽，自愿加入“常行三昧”的诵念队伍。
　　我特别参访了圆仁法师驻锡过的竹林寺。寺中白色的佛塔非常醒目，寺后是高耸的山峰。令我激动的是寺中的配殿是专门纪念圆仁法师的殿堂，藏有圆仁的画像、卷轴和其它纪念品。
　　大概因为圆仁的日记对竹林寺的建筑和法会活动有过详细的记述，所以日本佛教界从唐朝以来就十分熟悉竹林寺，对它可谓情有独钟，来中国朝礼的日本佛教徒经常前往参拜。
　　另外，大雄宝殿前还竖立有一座汉白玉的圆仁纪念碑，碑阳刻有“日本天台入唐求法沙门圆仁慈觉大师御研钻之灵迹”。这是为了纪念圆仁巡礼五台山于1942年刊刻竖立的，象征着五台山竹林寺与日本比睿山天台宗之间的古老法缘。
　　圆仁对他在五台山的求法经历似乎记录的比其它地方要翔实一些，尤其对重要的佛教文物、人物、事件都要一一交代。例如5月2日这天，圆仁被允许顶礼著名的曼陀罗画像，并参观玉石作成的戒台。他还拜见了百岁高僧灵觉法师，圆仁写道：“(灵觉法师)生年一百岁，七十二夏，貌骨非凡。是登坛大德，待客殷勤。”又5月14日夜，圆仁的两个弟子惟正和惟晓以及数十位远来的沙弥于竹林寺白玉戒坛受具足戒。
　　圆仁在五台山大华严寺不期而遇正在宣讲天台教义的志远大和尚，这对于原想去国清寺请益天台教法的圆仁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从他的日记看，圆仁在志远和尚讲授《摩诃止观》下座后，便前去参拜。在日记里他动情地写道：“在天台座主志远和尚讲筵听止观。堂内庄严，精妙难名。到志远和尚房礼拜，和尚慰问殷勤。并是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讲庭。志远和尚自说云：‘日本最澄三藏贞元二十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刺使陆公子出纸及书手，写数百卷与澄三藏。三藏得疏却归日本国’云云。便问日本国天台兴隆之事。粗陈南岳大师生日本之事，大众欢喜不少。远座听说南岳大师生日本弘法之事极喜。”
　　此外，圆仁和他的弟子惟正、惟晓又向志远大和尚等请教了关于天台宗的三十个疑难问题。但是志远大和尚告诉他们说，这些问题已经通过信笺做了回答。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可是五台山的和尚已经知道了。你瞧！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比现在的internet还快啊!(她兴奋地大笑起来)
　　的确，五台山的寺院和优美的风景使得圆仁对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留恋不已，他甚至觉得这里的山水花草乃至动物都是文殊菩萨的化现。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清凉山，树木端长，无一曲戾之木。入大圣境之时，见极贱之人，亦不敢作轻蔑之心；若逢驴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现矣。举目所见，皆起文殊所化之想。圣灵之地，使人自然对境起崇重之心也。”
　　五台山与比睿山
　　说到五台山以及文殊信仰与日本佛教的关系，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五台山对日本佛教有着相当的影响，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大，不容易说好，但有一点你说的很对，那就是圆仁对五台山的确是情有独钟。
　　圆仁当时巡礼了五座台顶、二圣对谈石、金刚窟和宝石山等文殊灵迹，参访了竹林寺、大华严寺、王子寺、玉华寺、金阁寺、灵境寺、法华寺等七座著名的五台寺院，在大华严寺还礼谒了武则天修建的二层八角佛舍利塔。有一个细节你要注意，那就是在朝拜菩萨顶的时候，在文殊菩萨像前，圆仁曾发愿回到日本后要修建一座文殊楼，表达了他对文殊菩萨的崇信之情。
　　现在比睿山延历寺的古建筑布局就参照了五台山佛寺的建筑风格，尤其是圆仁法师主持修建的文殊楼，不仅模仿了五台山大华严寺菩萨院文殊堂的样式，而且建堂所用的基石、狮子迹土、灵石、柳木等都还是圆仁从五台山带回去的，从而兑现了他在文殊菩萨像前所发的愿言。
　　此外，圆仁在五台山参加的各种法会仪式，日后对日本佛教的仪轨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参加了停点普通院的百僧斋，竹林寺的七百五十僧斋、七日僧斋，大华严寺的千僧斋，金阁寺的降诞斋和为国行道法会以及盂兰盆法会。这些规模宏大、供品丰富、场面庄严的法会仪式给圆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圆仁在他的日记里常常提到“设斋一千僧”的宏大场面。这是人们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不过在五台山显通寺，我却有缘遇到一位施主设千僧斋供众的情景。显通寺中聚集了来自五台山各个寺院庵堂的僧尼，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西藏的喇嘛和活佛们，我真正重温了圆仁笔下真实而生动的情景。
　　有一年的5月初，我来到五台山的中台和西台，地面上的积雪仍未完全消融，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山顶。由碎石堆起的许多藏传佛教的嘛呢堆，标志着比千年还漫长的人生旅程。祈光塔在演教寺的院子里，自唐朝以来就被很好地保护着。从这里去西台的道路崎岖难行，当吉普车摇摇晃晃行进的时候，我看见一群身穿薄薄袈裟的喇嘛，竟无视刺骨的寒冷，矫捷地跃过山崖，跑过湿软的沼泽地。这真是一幅超现实的画面，就像是从圆仁的日记里跳出来的场景。
　　圆仁在他的日记很少说起自己的宗教体验，只有他在五台山，登上东台，远望初升的朝霞时，似乎有了开悟的美妙感觉。五台山的日记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此时的他眼界开阔了，学识提高了，境界也提升了。他好象突然觉悟到了什么，而不仅仅停留在天台的30个义理问题上。我自己始终觉得，圆仁法师真正地开悟了。
　　我在五台山的时候，承蒙昌盛法师的许可，拜访了塔院寺的藏经阁。阁中收藏有10万多册极其珍贵的古代佛教经论，圆仁法师日记里也有所记载。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五台山对圆仁的影响都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做了许多事情，例如：在大华严寺抄录了当时日本未有的天台宗经论，绘制了天台大师画像，记述了竹林寺的斋礼仪式、赞文，特别是抄录了《五台山大圣竹林寺释法照得见台山境界记》，抄写了净土四祖法照国师撰写的《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从而把法照创立的五会念佛传播到了日本的比睿山，兴起了修行“常行三昧”和“引声念佛”的法事活动，五台山的佛教音乐由此传播到了日本。
　　圆仁还仿照金阁寺“上僧座安文殊像，不见置宾头卢座”的做法，在其食堂中设置了天台宗大师供，弘扬天台教法；还依据不空三藏的密法，设置了皇帝本命道场，修炽盛光法，祈祷圣寿无疆；又设置了总持院，常诵《仁王护国般若经》、《法华经》，以镇护国家，从而得到朝野对比睿山天台宗的扶持。
　　圆仁是一个很勤奋的僧人，他在停点普通院和七佛教诫院的时候，抄录了渤海僧人贞素的《哭日本国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以及有关灵仙三藏的材料。在大历灵境寺，抄写了圣金刚像的碑文。向天竺三藏法达抄写了《五台山诸灵花传碑》，同时还接受五台山供养主僧义圆赠送的《五台山化现图》一幅。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圆仁离开五台山时，还专门参访了金阁寺和灵境寺。前者的价值在于圆仁在金阁寺朝拜了佛门圣物佛牙舍利，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金阁寺所拥有的珍贵佛教遗物，对佛牙舍利和从印度拓下来的佛足迹碑尤为崇敬。如今佛牙舍利在五台山已经没有任何的传闻了，但是佛足迹碑依然被保留在塔院寺里。而灵境寺却与一位日本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高僧就是日本第一个来唐朝朝拜五台山的僧人——灵仙法师。
　　于是，他决定追随灵仙法师的足迹，去南台南面的灵境寺巡礼。当来到破败荒芜的大殿时，他非常悲哀。灵仙法师不仅死在这里，而且据说还是被毒死的。在寺院的墙壁上，圆仁看到了一位渤海法师哭祭灵仙法师的长诗，并且将长诗抄录了下来。
　　当我前往少军梁村寻找灵境寺的遗址时，不知道自己会找到什么。公路有时只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切进河流上面的高山里。驱车前行21公里，灵境村在南台下面一个深深的山谷里。一位农妇在拾柴，我问她：“你听说过有日本僧人来过这里吗？”她的乡音很重，一开始我还以为她说的是抗日战争，后来渐渐明白过来，事实上她知道这所寺院对日本人有着特别的意义。最后她说：“去求佛祖保佑，再问和尚，那里有一座新塔。”在她的鼓舞下，我继续前进，不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寺院。
　　这座寺院就是当年灵仙法师学修过的寺院，在这里我遇到了58岁的法雨法师，他在这里已经修行了八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法雨法师对圆仁在五台山的事迹也非常清楚，最有意思的是，在他看来灵仙法师并不是被谋杀致死的，他解释说：“首先，杀死一个僧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其次，日本的施主布施了一座新塔，我重新安葬灵仙的骨灰时，发现他的骨灰与骨头还是白色的。如果像谣言所传是被毒死的，那么骨头应该是黑色的。”
　　听了法雨法师的一席话，我的内心多少有了些安慰，至少一千年后的中国僧人还在追念着唐朝时的日本僧人，而且为他重新修建了舍利塔。这些让人感动的历史人物和细节难道不应该记忆吗？我想这正是中日佛教文化友好交流的最生动真实的写照。
　　圆仁在五台山巡礼求法两个月零十二天，行程500余里，于唐开成五年(840年)7月8日离开五台山。临行时带走从五台山求得的天台经论及其它经论34部共37卷，还带有五台山土石等三种。其中唐麟德年间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撰写的《清凉山略传》一卷，据说现藏于日本国图书馆，是极其珍贵的孤本。
　　圆仁在长安
　　长安当时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众多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有许多国家的留学僧、商人居住生活，如日本派出的遣唐使，高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西域人等。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只要你来到了长安，这个城市就欢迎你。这是一个多么开放的繁华盛世啊！
　　公元840年8月22日，圆仁来到了他期盼已久的长安。他进入长安的春明门，在今天西安理工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的前面。你知道圆仁在长安度过第一个夜晚是在哪个寺院吗？是在大兴善寺。而这个寺院就是当时中国佛教密宗的最早道场之一。
　　当我踏访圆仁的足迹，寻找到大兴善寺时，现任住持界明法师指着一块石头对我说；“石碑树立的地方就是圆仁生活过的地方。”那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历史没有死，它就活在我们的心里，而一千多年前的圆仁法师就像在我们的身边一样。
　　界明法师又带我参观了新建的双阁。双阁建在寺院西面的一座土堆上，两座阁分别象征中国和日本的深甚法缘和友谊，而寺院的山门依然保留了盛唐时期寺院建筑的大唐遗风。
　　后来，圆仁法师去了长安的左街功德巡院，请求能够居住在其它寺院，这样他就被皇帝赐住资圣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唐朝著名寺院了，我找到这个地方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很想知道圆仁在长安生活的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因为当年圆仁就在这里生活了5年。资圣寺如今是一个居民生活区，狭窄的民居修建在建国门外面明朝城墙的旁边，早已看不到它与寺院有什么关系了，可是当年的长安佛教却是那样繁荣兴盛。
　　唐朝时期来中国的留学僧很是不少，例如：当时在长安青龙寺学习的有日本真言宗著名高僧空海和尚，后来的圆珍、圆载、真如、宗睿等曾在青龙寺学修佛法。这个时期的唐朝佛教，尤其是在长安，特别崇尚和流行密宗。当时善无畏、一行译的《大日经》，金刚智弟子不空译的《金刚顶经》，善无畏(即输波迦罗)译的《苏悉地经》等都是学修密教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受到了许多僧人的高度重视和青睐。
　　圆仁在长安期间，还拜访了青龙寺的法润、义真，大兴善寺的圆真、文悟，玄法寺的法全，大安国寺的元简等印度和中土的密宗大德，并与他们讨论了许多密宗的义理问题。
　　那个时候，唐朝佛教宗派并没有严格区分，僧人们可以在长安的七大寺院里向不同的高僧大德学习请教，每个寺院都有自己的传承特点、严谨踏实的传道授业传统，学术气氛很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唐气象。
　　公元841年5月3日，圆仁在长安从大兴善寺高僧元政接受密宗特别的灌顶仪式，被称为“十三重灌顶”，受学金刚界曼荼罗；后来他从青龙寺义真受胎藏界密法，学习《大日经》中的“真言印契，并真言教中秘密法要，受苏悉地大法”；从玄法寺法全受胎藏界密法仪规，还向来自南印度的宝月三藏学习悉昙(梵文)。在此之前，圆仁还跟净影寺惟谨法师学习过密宗，与五台山的达志、玄鉴以及醴泉寺的宗颖法师一起传学圆教止观教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圆仁拜访师学过的高僧很多，这也使得他的佛学水平得到了很快的提高，同时广泛的学习和接触也使得圆仁对长安佛教寺院以及大唐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和认识。
　　圆仁在长安除了参加重要的佛事活动外，就是抄写最新翻译出来的佛经，并收集各种教法经论章疏584部802卷，在此期间，他还随密宗高僧们学习绘制密宗金胎两部曼陀罗画像，以及收集其他诸尊曼陀罗、佛教高僧画像、舍利、道具等多达59种。
　　圆仁在长安学习了5年之久，长安城中的许多著名寺院道场都留下了他求法的足迹。他也随时向青龙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的印度或唐朝高僧请教疑难问题，并与唐朝僧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在圆仁的日记里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佛牙舍利。可能在圆仁的思想里，最珍贵的佛舍利就是佛牙吧！按理说长安供奉的舍利应该是佛指舍利，但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当他快要离开长安时，武宗皇帝崇信道教，因而佛教徒的景况越来越坏。
　　圆仁是唐开成五年八月到达长安的。当时武宗已经即位，第二年改元会昌，开始实行尊崇道教、贬抑佛教的政策，圆仁恰好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圆仁当时已经预感到了佛教将要遭受的命运，比如842年3月3日，唐朝政府首次颁布诏令，禁止寺院收留没有长期户口的游方僧人，禁止剃度男孩子成为沙弥；5月，长安所有的外国僧人都受到了检查；10月，所有行为不检的僧尼全部还俗。由于当时唐朝与崇信摩尼教的回鹘开战，长安的摩尼教徒都遭到捕杀。对于圆仁这个日本僧人来说，长安的生活越来越危险。对圆仁打击最大的是843年7月，他的弟子惟晓病逝。844年3月，皇帝又颁布不准供奉佛牙舍利(应是佛指舍利)的诏书，减少了去佛教圣地朝拜的活动。当年8月7日，圆仁正式向唐朝官府提出回国的申请文书。
　　为什么要灭佛呢？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武宗皇帝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决定清除佛教。圆仁在他的日记里说得更直接：“今上偏信道教，憎嫌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因此憎嫌僧尼。”如关闭寺院、把盂兰盆节的供养抢夺后送给道观等。圆仁日记记述了公元844年不断升级的对各地佛教徒和寺院的迫害过程。
　　灭佛与回国
　　公元845年4月(会昌五年)，唐武宗开始了大规模灭佛运动。皇帝下诏令天下僧尼一律还俗，国中所有僧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许多僧人四处奔逃，各自避难。5月14日，在一片灭佛的杀气和混乱中，圆仁和他的弟子匆匆离开了这个曾经是那么宽容开明、繁华鼎盛的都城——长安。
　　圆仁蓄留头发，当然也不可能穿着僧服。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今天日本天台宗僧人们胸前挂有一条不太宽的带子，就是为了纪念圆仁当年不能穿袈裟时，将袈裟叠成细长条的带子系于胸前，称为“轮袈裟”。袈裟尽管变成了带子，但它代表了圆仁虔诚信仰的决心——只要身上还有那条带子，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今天日本各宗派僧人的僧装都受到了圆仁的影响。
　　对我来说，阅读圆仁日记，或是踏寻圆仁的足迹，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行路的过程就是加深理解圆仁日记的过程，也就是了解认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他的日记有许多感人的地方，有一个情节至今仍令我十分感动。圆仁从长安逃到洛阳已经是6月，在郑州他遇到了在长安就认识的一个叫辛久昱的官员朋友。日记写道，他“在长安长供饭直，情分甚殷勤。今在州相见，悲喜交驶，存问至厚。”这位姓辛的官员邀请圆仁去他家用斋，叙谈分别后的事情，分手时又赠送礼品银两。6月9日，圆仁离开洛阳前往开封，已经走出15里路后，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官员又骑马追了上来再次惜别。他们在路边的茶馆喝茶畅谈，临别时这位官员对圆仁说：“吾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到本国弘扬佛法。今日一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我每次读到这个送别情节都非常激动，它饱含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人情味。
　　从圆仁离开长安到他回国花了两年的时间，期间他目睹了全国各地佛寺被毁的残败景象。如说：“扬州城里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拆寺舍，钱物、庄园、钟等官家收验。近敕有牒来云：天下铜佛、铁佛尽毁碎，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讫。”
　　直到公元846年3月23日，武宗皇帝因服用道士们炼就的丹药丧命，新皇帝即位，大唐的佛教才有所好转，僧尼们才被允许重新出家。圆仁写道，50岁以上僧人允许依旧出家，其中已经80岁的，国家赐五贯文。就这样，圆仁在扬州和山东半岛之间来回奔走了数次，直到听说有一艘新罗的船只要从赤山渡海去日本，他才有机会踏上了漫漫的归乡之路。
　　公元847年8月15日，圆仁在日记里郑重写道：“剃头，再披缁衣。”离开唐朝时，圆仁的和尚朋友栖白曾作《送圆仁三藏归本国》，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圆仁对日本佛教的贡献
　　公元847年10月18日，圆仁在游历了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后终于回到日本。与他同船到日本的还有“唐客四十余人”。第二年抵达京都，受赐“传灯大法师”称号，成为皇室内供的十禅师之一。其后不久经朝廷批准，在日本嘉祥二年(公元849)举行了有千僧参加的盛大密教灌顶法会，史料曾形容说：“上翊对圣躬，延宝祚于无穷；下劝器性，传法灯而不绝。”当时受三昧耶戒(《大日经》所说的密教戒法，“三昧耶”意为平等)者多达一千余人。嘉祥三年(公元853 )圆仁奏请修建总持院作为天皇的“本命道场”，并配置14僧；又得到朝廷的允准，每年可以剃度4人，二人分别习诵《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另二人专修天台止观。仁寿元年(公元851)在比睿山引入五台山法照的念佛法。齐衡元年(公元854)任比睿山延历寺座主。后应诏入宫为文德天皇、皇子及大纳言藤原良相、藤原良纲、藤原基经等人授密法灌顶，又为天皇授菩萨戒。清和天皇即位后，应请为天皇及太后等人授戒。
　　回国后，圆仁把自己在唐朝的所学完全奉献给比睿山的弘法事业。特别是出任比睿山延历寺座主后，他更加繁忙了。当然，他在唐朝求法巡礼的经历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皇室以及广大信众的顶戴，声名远播。
　　圆仁还先后受到三位天皇的崇信，是继空海大师后再次在日本朝野掀起密教热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当时以东寺、高野山为中心的真言宗因为没有著名的高僧，而圆仁在唐十年的求法经历被人广泛传颂，一时间天台密教风靡朝野，势力和影响都超过真言宗。
　　他向日本僧人传授“念佛”的方式，也传授佛教仪轨中的梵唱，即“声明”中吟诵经文的音声。同时，他要求僧众实践“迴峰行”(绕比睿山特定路线疾行)，以体验他巡礼中国期间每天步行40公里的修行。
　　圆仁自己的沉思院中观堂，修建在横川风景秀美的深山里。寺院建于公元848年，为了感谢他安全度过大海，堂中供奉了一尊观音像。中堂观前的小山丘上立有一座小神龛，象征山东的赤山宫，以祭献赤山的护法神灵。赤山的神灵自圆仁之后，就一直是日本天台宗的保护神。而圆仁的寺院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写“须有佛国”。
　　圆仁对日本佛教，特别是日本天台宗的发展，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可以说，他的老师最澄的许多遗愿是在圆仁回国后才得以一一实现的。比如，圆仁上奏天皇依唐密仪轨设立皇帝本命道场，修习炽盛光法，以祈祷国泰民安；设立总持院，置十四僧，以镇护国家；在日本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年)首次设置十禅师；修建文殊楼、法华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比睿山天台宗这些重要设施都是在圆仁主持时期完成的。
　　总之，日本天台宗自最澄大师开创，至圆仁时比睿山的基础设施才逐步完备，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才得以巩固。
　　此外，圆仁还著有《金刚顶经疏》7卷、《苏悉地经略疏》7卷、《法华入门观心绝对妙释》、《法华本门观心十妙释》、《寂光土记》、《真言所立三身问答》以及《显扬大戒论》等著作。他积极倡导“显密一致”的观点，特别是建立总持院后，比睿山的密教修持气氛更加浓厚，以致于有把“天台宗的密教”变成“密教的天台宗”的趋势，使得日本的天台教法与密教得到了进一步的结合与发展。
　　同时圆仁对日本的佛教文化艺术也有多方面的贡献。他在比睿山雕塑了一批佛像，还绘制了一批密教曼陀罗，倡立了比睿山僧众一边行路一边诵经的修行习俗。虽然后来比睿山曾遭焚毁，但仍保留下来一些圆仁当年从唐朝带来的珍贵文物。
　　公元864年圆仁法师圆寂，享年71岁。到了日本贞观八年(公元866)，日本天皇追谥他“慈觉大师”称号，同时追谥圆仁的老师最澄“传教大师”谥号。这也算是得到了当时最高的肯定和评价。
　　圆仁的意义
　　至于谈到如何看待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先生提出的中韩日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似乎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看到古老的长安城中那些拜唐朝大和尚为师修学佛法的日本、韩国僧人，历史有时竟是那样的相像。
　　1995年6月，中韩日三国在北京广济寺举行大型法会的时候，三个国家的法师们用不同的语言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我就坐在赵朴老的身边，再一次感受着三种语言念诵出的同一种佛法的伟大精神。没有国籍，没有隔阂，在佛陀伟大慈悲、平等、和平精神的感召下，三国佛教徒聚集一堂，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祈祷祝福，这是何等美好的动人场面啊！我同样有回到1200年前长安故都，聆听盛唐之音的感觉，而我心里却总是想到那个跋山涉水，行走在青山绿水间，巡礼求法的“慈觉大师”——圆仁。
　　在20多年断断续续追寻圆仁足迹的过程中，我对他的理解也愈加深刻。圆仁不仅是一个旅行家、香客，更是一名宗教和文化使者。他对自己在唐朝经历的记录，不仅告诉了我们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真实信息，还传达了这位高僧走过漫漫旅途去寻求知识的决心和信念。
　　(本文采访得到了李贺敏先生的协助，谨此致谢)
　　（原载《法音》2004年第10期 (总第242期)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