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佛教建筑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遗迹。广胜寺分上、下二寺，上寺在山顶，下寺在山麓，相距半公里许。下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元代修建的，上寺则大部分经明代重建，但总体布局变动不大。下寺建在山坡上，整个建筑群前低后高，由陡峻的甬道直上至山门，经过前院，再上达前殿。左右贴着正殿山墙有清代修建的钟楼及鼓楼。后院靠北居中为正殿，东西有配殿。前后两个院落利用不同的建筑间距和建筑组合方式，形成不同空间，是传统建筑常用的布局方法。
　　下寺大殿重建于1309年，其梁结构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殿内使用减柱法和移柱法，柱子分隔的间数少于上部梁架的间数，所以梁架不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横向的大内额以承各缝梁架，殿前部为了增加活动空间，又减去了两侧的两根柱子，使这部分的内额长达11.5米，负担了上面两排梁架。第二、使用斜梁，下端置于斗栱上，其上端置于大内额上，再上置檩，节省了一根大梁。像下寺这种大胆而灵活的结构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筑的一个特色。
　　明、清时期，国内建造了许多大寺院，如南京灵谷寺、报恩寺和山西崇善寺等。崇善寺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是明太祖第三子晋恭王为纪念其母而建造的。现存明成化十八年(1482)的一幅寺院总图，忠实地表现了原来的面貌。
　　寺南向，据记载东西290多米，南北570多米，以东西两门间的甬道将寺分为南北二部，南部是仓、碾、园等，北部为寺的主体。主体部分在天王殿以北以回廊构成庭院。正殿九间，重檐庑殿顶，下承二层白石台基，与后殿间以廊连接，成为工字殿。在这个主要庭院的东西，隔着夹道各有八院，夹道前后有门，另在主殿前东西配殿各以走廊与东西院的两座大殿连接，也成为工字殿的形制。崇善寺的布局是中国古代大型建筑平面的典型形式之一。由廊院制度、东西部小院与主体廊院的关系、主院与小院间以夹道联系等这些特点，不难看出其与唐、宋、金时期的建筑有一定的嬗递发展关系，再以北京乾清宫和东西六宫的关系和崇善寺比较，也可看出若干接近之处。至于工字殿形制的主殿，东西配殿及周围回廊等是宋代以来大型建筑群常用的方法，重檐九间的大殿、白石台基则与明长陵棱恩殿、北京太庙相近似。这些都说明该寺的布局和造型仅次于宫殿一等。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数量很多，仅在内蒙就有喇嘛庙一千余所，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则更多。
　　每座喇嘛寺院有二至六个札仓(经学院)，分别供学习不同种类经典的僧众念经。札仓之外有佛寺，是供奉不同佛像的高大建筑。这两类建筑构成整个寺院的中心建筑，活佛的办公所和住宅、印经院、讲经坛、塔和僧众住宅，都是围绕着中心建筑而修建的。
　　甘肃夏河的拉卜楞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是一组规模很大的建筑群。该寺的闻思学院是典型的札仓建筑，由庭院、前廊、经堂和佛殿所组成。经堂可容纳四千喇嘛念经，以中部凸起的天窗采光。佛殿高而进深小，内供铜像，旁边一个殿内放置活佛尸塔。经堂和佛殿内挂满彩色幡帷，柱上裹以彩色毡毯，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非常神秘、压抑，形成喇嘛教建筑特有的气氛。
　　一般而言，佛寺只是为了容纳佛像，建筑高而不大。空间处理有两种形式：一种如拉卜楞寺的寿喜寺，内部只容一座大佛，空间上下通敞；另一种如甘肃合作县札木喀尔寺的格达赫寺，内部容纳许多小佛，所以各层分开。佛寺前以僧众住宅等附属建筑围成庭院，而佛殿以其高大的体型，成为全寺的主体。
　　寺院建筑的墙很厚，且有很大的收分，窗很小，因而建筑显得雄壮坚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坚实的墙身上往往点缀一部分木门廊，上面又有轻扬的汉族形式屋顶，使这种坚实的体型并不呆板。藏族特有的装饰如由柱子到屋檐的一整套构件，平顶檐口饰带、屋顶的鎏金装饰构件、大门及窗户等，从比例、形式到纹样、色彩都已定型化，而各类建筑又都使用同样装饰，对于统一建筑风格发挥了一定作用。
　　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一组大型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王时，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1645)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布达拉宫依山修建，高达二百余米，外观十三层，但实际仅九层。主体建筑分两部分：“红宫”主要是大经堂和存放历代达赖喇嘛塔的大殿；“白宫”是经堂、会客室、餐厅、办公室、仓库及寝室。在主体建筑之前有一片六公顷多的平坦地带，其中布置了印经院、管理机构、守卫室及监狱。围绕全宫有很厚的石城墙及城门。宫殿的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其中最突出的是藏族工匠有着熟练的砌墙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的艺术处理手法和其他寺院建筑相似，利用山峰建造群体，而高耸的主体建筑位于山顶，控制全部建筑群，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处理。
　　蒙古族的寺院从使用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供僧众学习经文，组合内容及建筑处理和藏族寺院类似；另一类僧众不多，一般只有一所经堂主要供朝拜之用。后一种在蒙古族寺院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蒙古族从明代起大量吸收汉族文化，至清代达到更密切的融合。这种情况反映到建筑上是城市中的寺院完全采用了汉族传统佛寺的布局方式。除大经堂的平面、空间处理仍然保持喇嘛教经堂的特有形式外，其他建筑都与汉族建筑一样，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建筑中的典型实例。主要建筑按纵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后部，布置了喇嘛教寺院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分，但佛殿已毁，只余前面两部分。大经堂建于高台上，前有月台，这是汉族建筑的特点。外墙用砖，屋顶用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个平面和空间处理，仍是喇嘛教寺院经堂特有的方式。建筑造型，墙身不太厚，外镶蓝琉璃砖，门廊很大，上面满开朱红色窗户，檐口饰带很宽大，并和屋顶的黄琉璃瓦檐组合起来，上面的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雄伟的气派。
　　河北承德的喇嘛教建筑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状况。清朝皇帝为了抵御苏俄侵略者，便于联系和团结蒙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从公元十八世纪起在这里建造离宫，兼作避暑之用。围绕离宫的东面和北面的山地上建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即：溥仁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庙、殊像寺、须弥福寿庙。其中普陀宗乘庙是模仿布达拉宫、须弥福寿庙是模仿札什伦寺修建的。这些寺院在总体处理上，有些利用山势的自然坡度布置建筑，有些则作了较多的人工处理，把坡地处理成几个不同高度的台阶，在各个台阶上对称地布置建筑。建筑布局大多采用对称方式，但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则只是前面部分对称，其他部分随地形而变化。一部分寺院还附有园林，但处理手法不同于一般园林，而是就自然地势略加人工点缀，把山石树木组合到一起，也有些山石花木的处理主要是用来衬托建筑，增添不少意趣。主体建筑的造型引人入胜，各不相同，绝对尺度很高大，且依地形建于寺中最高处，尤为突出，甚为壮观。其中如普宁寺大乘阁，高三层，上面五个屋顶一大四小，造型稳重；普乐寺旭光阁为重檐圆顶，下面承以两层高台，周围配置八座琉璃小塔，比例和谐而形体富于变化；普陀宗乘庙的大红台利用山势修建，平面曲折、体型错落，并在模仿藏族寺院形式的基础上，加入若干汉族建筑的手法，给人以雄壮而活泼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