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是著名的佛学家。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弟子，因深得罗什的般若空宗理论，被誉为“秦人解空第一者”。

“空”是佛家哲学里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很多没有学过佛教哲学的人都听说过佛教的“空”，在一般民众中，“四大皆空”往往成为佛教的代名词，似乎一切皆空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佛家的“空”是有特定含义的。佛教说“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也不是指一空皆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佛教所说的修行和解脱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佛教是一种重视智慧的宗教，智慧在佛教里面被称作“般若”，这是取自于古印度梵文的音译，表示了佛教对智慧的重视。佛教发展到公元左右，出现了专门讲论般若空思想的空宗，其代表人物是龙树，鸠摩罗什则是最早系统地将般若空宗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先行者。般若讲空，是说从事物的本质上讲都是空的，即自性空，但事物又确实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属于“方便”法门，是一种假有，所以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到万事万物皆为假有，实为性空。这就是般若智慧，是佛教的空，建立了这种认识，也就掌握了般若，掌握了空。

僧肇解空是从论述“不真”即“空”再进而到“物迁”即“不迁”，最后到“般若无知”这样一个逻辑进化过程，它实际上解释了事物的本自空性到真性不变，再到性无不在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返回头来观察僧肇哲学的特点时，应该承认，僧肇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适应东晋时期门阀士族阶级统治和民族统治需要而产生的。僧肇哲学作为一种思辩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的，是作为中华民族思想认识史上的重要一环而存在的。

学术界一般将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先秦诸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这就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是玄学，佛学虽然已开始显示它的力量，但毕竟未像隋唐那样成为有代表性的思潮。而横在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之间的正是僧肇哲学。它是中国佛教哲学从依附魏晋玄学向成熟的隋唐佛学过渡的中间环节，是玄化的佛学、佛化的玄学，是亦此亦彼的中介。

僧肇哲学之所以成为这种形态的思辩理论，是和僧肇本人“早玩庄老，晚从罗什”相联系的，而更主要的则是当时思辩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社会需要决定了佛教的兴盛，而作为“舶来品”的佛教理论，由于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六家七宗”，这种混乱状况极不利于佛教兴盛，迫切要求对佛教理论进行概括。僧肇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融会中印之义理”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体系，从而为隋唐佛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国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转化是从魏时的王弼、何宴开始的。王弼、何宴提出了本末体有的本体论哲学，一反从前哲学的宇宙生成说，直探宇宙万物的源本。但是，以王、何与僧肇相比，僧肇则大大发展和深化了他们开创的本体论学说，从而成为中国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赞叹道：“魏晋以讫南北朝，中华学术界异说繁兴，争论杂出，……但其所争论，实不离体用观念。”而僧肇所作《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三论，“……于体用问题有深切之证知。而以极优美、极有力之文字表达其义。故为中华哲学文字最有价值之著作也”。“僧肇解空第一，其所作论，以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以后诸公已难乎为续也。”

僧肇的佛学本体论对隋唐佛学，进而对宋明理学均起了极大的影响。宋明理学的理本论、心本论都不同程度地和僧肇哲学相联系。朱熹虽然一再反对佛学的“空”的思想，反对违背伦理纲常的出世主义，但他却情不自禁地夸赞佛学理论“精巧”“气魂大”。在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本体论是继佛学本体论和理学本体论之后而出现的，其集大成者是王夫之的元气本体论。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作为中国古典哲学最高成就的元气本体论与魏晋时期达到谈“体用问题之最高峰”的僧肇哲学之间会没有联系。如果研究中国哲学史，看不到这种联系，是难以认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和内在逻辑的。反过来，也只有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联系中分析僧肇哲学，才能确切认识它的历史地位。

从僧肇哲学本身的内容上看，僧肇哲学是一种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是一种力图深刻地把握整个世界的认识。这种对宇宙的深刻认识蕴含着丰富的认识成果和思维经验教训。如其“缘起”的思想，看到了万物的性质受条件的制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却从条件的变动性上得出事物“无自性”和“不真”的结论，这无疑又是错误的。又如，其从事物和时间的联系上来考察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但遗憾的是他只看到了时间的间断，抹煞了时间的连续性，从而得出了“物不迁”的错误结论。此外，其关于有无、体用、真幻、变常、今昔、因果等方面的论述都包括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僧肇哲学所讲“真谛”、“俗谛”、“无相”、“有相”、“无知”、“有知”、“神会”、“实求”等思想，实际上是以其特有的佛教思维形式反映了人类认识运动中个别和一般、感性和理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