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北石窟寺蠡测,工巧明,建筑-五明频道-学佛网

唐朝时期的北石窟寺蠡测

　　[摘要]唐朝是北石窟寺发展历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由于碑刻和文献记载的欠缺，我们无法详细了解其作为寺院的具体情况。根据唐朝佛教发展大势，结合北石窟寺的几条唐代施主的发愿文，本文将对这座千年古刹在唐朝时期的信仰方向、寺院结构以及发展脉络做近真的描述。

　　[关键词]唐朝北石窟寺净土信仰寺院结构寺院盛衰

　　庆阳北石窟寺的窟龛有295个，其中70%属于唐代凿刻的。所存的唐代佛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已经摆脱了外来影响而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折射出辉煌富丽、豪迈博大的大唐恢廓气象。这些气韵生动的雕像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沧桑，无言的诉说着久远的故事,充当着蓬勃向上、有容乃大的唐朝文化精神的见证。由于文献资料以及碑刻铭文的散佚，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在一千多年前的具体情况。本文试图根据石窟中所保留的唐代题记和造像特点，结合唐朝佛教宗派的分化、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唐朝政府的佛教政策，对这座历史文化宝库进行探索性的历史重构，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唐朝时期北石窟寺崇奉净土宗

　　唐朝佛教宗派势力强盛，僧人系属各宗，宗派之间自夸承继正宗，门户见深，壁垒森严。净土宗属于分列诸宗之一。净土宗是宣扬仗持佛力又兼自我修持而获得往生的佛教宗派。根据净土宗的说教，信徒无论上智下愚，利根钝根，只须躬身礼佛，开口念佛，心意思佛，即可得正念，在临终时得到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谓“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又称极乐净土，是净土宗所虚构的一块毫无苦疾杂染，惟有法性之乐的无上殊能的清净乐土。那里国土清净平坦，气候温和适中，万物光丽，宝莲充满，宝树发音，化鸟演法。而极乐世界的众生，身相端严，寿命无限，常住正定，不堕恶道。净土宗的经典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净土宗没有其它佛教流派的抽象思辩，也没有烦琐的经义，不必青灯黄卷殚精竭虑研经，其教义简单易行，“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信徒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便可众罪俱消，往生净土，“百亿劫中生死罪，才称名号尽消除”（《西斋净土诗》卷一），所以俗称“念佛宗”。净土宗所许诺的廉价的佛国门票，无本万利的简易行动，无论对于享受着荣华富贵的达官贵人还是对于那些饱尝现实生活苦难的下层平民百姓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以至在佛教史上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盛况，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宗派。

　　北石窟寺的唐代窟龛中保留了四方造像发愿文：

　　第171龛：口显庆元年岁口口口六月甲午口口日壬口木口口崇义口故口口洛口口苻口口造像一龛口口托生西方口口皇帝口及口口四海口兴。

　　第210龛：显庆四年九月廿五日清信女杨大娘为亡夫敬造阿弥陀佛一龛愿亡者托生西方俱登正觉清信女屈大姐口口口一心供养。

　　第32窟：大周如意元年岁次壬辰四月甲午朔八日戊戌太州口堂县人奉义郎行泾州临泾县令杨元裕敬造阿弥陀佛像一铺。

　　凡夫普明口眼慧口六通海镜无口而临有际倾心雾口口奉口奔者欤临泾县令杨元裕奉为亡口银青光禄大夫行口台待口行泾州口口亡姐弘口郡夫人口口口氏敬造阿弥陀佛一铺弘口口……

　　第257窟：惟大周证圣元年口口口未六月己酉朔廿五日口口县朝散大夫行宁州奉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十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一佛二菩萨迦叶舍利口七世口口口口口讫以此功口口除八难口口安生亡口口解脱永世有口口咸登正觉。

　　以上四段题记的时间比较集中，都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最早的是在高宗显庆元年（656），最晚的在武则天大周证圣元年（695），相隔仅40年。这一时期正是净土宗在关中一带盛传的时候，净土宗三祖善导和尚在长安极力鼓吹“念佛”，把高妙深远的殿堂佛教转变成普通社会喜闻乐见的佛教，“三年后满长安城内皆受化，”高宗令他到洛阳主持了龙门石窟奉先寺群像雕刻活动，足见朝廷对净土宗的青睐。永隆二年（681），善导大师卒，“京师士大夫倾城归信咸收其骨以葬”。[1]唐朝时期庆阳属于关内道，长安佛教习染很容易影响到这一带。加之这里文化并不是十分发达，对于广大的信徒而言，研究佛教义理还是有困难，接受净土宗是顺理成章的事。上引的发愿文正好说明该寺的供奉对象，张宝玺先生认为：“这些造像功德主都是地方中、小官吏和一般平民，大多雕造阿弥陀佛，显然有超生西方净土的愿望。”[2]汤用彤说：“有唐一代，净土之教深入民间且染及士大夫阶层”[3]从北石窟寺功德主的身份来看，其中既有官吏又有普通百姓，可见净土宗为唐代庆阳各个阶层的民众所接纳。现存于北石窟寺的宋绍圣元年（1094）所刻《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中叹道：“噫！愚夫愚妇昼茅霄淘，终岁勤动，衣有不蔽其身，粟有不充其肠，官通省负潜名匿迹以刑绳之，不能逐集。至聚财喜舍，不戒而乐从者不可胜计，岂人情之好恶行于自然，而恶人之强率欤。抑幻化之理入人也深，而沉迷之性不复反欤！”净土宗为了增加诱惑力，也汲取了一些世俗伦理说教，如强调广修十善做基本，包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等。上引发愿文既包含了强烈的净土观念，又洋溢着浓浓的传统道德气息。

　　除了阿弥陀佛供奉外，唐代北石窟寺还有弥勒佛崇拜。成于中晚唐时期的第267窟正中置一尊圆雕弥勒佛，高2 .8米，显然是将弥勒佛作为主尊放在显赫的位置。这两种敬奉并不矛盾。《魏书﹒释老志》中讲，“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方继释迦而降世。”这说明七佛与弥勒有前后继承的关系。北石窟寺属于北魏时代的第165窟有七佛及两身弥勒菩萨，任继愈认为“165窟等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北魏流行的《妙法莲花经》中释迦继过去诸佛出世，释迦入灭弥勒出世说”，[4]可见北石窟寺早已有了弥勒信仰的萌芽。唐朝时期净土信仰分为阿弥陀净土和弥勒佛净土两支，唐初因玄奘信弥勒佛，所以弥勒净土曾经盛极一时；中唐时期白居易曾劝一百四十八人结上生会，行净土弥勒。但是净土宗中阿弥陀佛崇拜始终处于主流，因此北石窟寺的唐代阿弥陀佛信仰超过弥勒佛信仰。

　　唐朝时期，不仅北石窟寺敬奉净土宗，庆阳一带其他各寺也多有敬奉净土宗者。合水莲花寺的2号龛所供主尊为阿弥陀佛，佛座题记说：“敬造阿弥陀佛一铺……云妙乐净土口口之先雕刻容像无量因沅至圣之轨流俗则焉瞻仰敬信福下唐口天宝十载岁次辛卯三月口午六日己壬口口口之文。”

　　二唐朝时期北石窟寺的寺院结构

　　僧侣社会与世俗社会一样，是特定社会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关于唐代北石窟寺的内部组织及经济状况，我们无法从石窟遗存中得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唐朝寺院经济的一般情况来推断其大概轮廓。

　　1寺院成员构成

　　北石窟寺是陇东最大的石窟，是教众进行宗教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独立单位，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知事僧，这些人是一寺的君长和官员。”[5]唐朝地方各州往往有僧正、僧长、监寺等。日本僧人园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中说：“凡此唐国有僧录、僧正、监寺三种色”“僧正唯在一都督管内，监寺限在一寺”寺主是一座寺庙的负责人，北魏太和十年（486）的一道政府令文中说：“寺主、维那当寺”（《魏书﹒释老志》）。唐朝时期，寺院设置“三纲”，《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所谓三纲是指由上座、寺主、维那组成的寺院领导集团，《唐六典》中说：“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纲统众事。”三纲对于寺庙僧徒居于完全支配的地位。政府为了加强对寺院的管理，在大寺宇中委派监寺与三纲地位平行而互相牵制。现存于北石窟寺的宋代残碑第十一行有“奉有今之寺主僧惠果师德口口”的记载，《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的落款说：“大宋绍圣元年八月一日寺主赐紫僧德宣立石京兆刘隐刊字。”这两尊碑刻距唐不远，其僧官体制应当有一定的继承性，可以推知北石窟寺在唐代也是设有三纲的。三纲之下的知事僧重要的有库司、典座、直岁，库司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钱财出纳，参与寺中的重大事物，地位仅次于三纲；典座近似于今天的总务长，寺院中的日常事物，诸如分配住房、床座、衣服、轮遣暖水人以及轮差法会等；库司主要负责寺院生产，包括安排劳力、指挥和监督劳动、守护僧物等。寺院往往拥有大量的田产，又要设置知庄、知墅专管庄园生产。有些寺庙分为几块，为了管理的方便，在各处设立院主进行及时有效的管辖。[6]北石窟寺规模较大，由北一号窟和北石窟等组成，根据唐代寺庙管理的一般情况，这座大寺也应当有各种相应的僧官和寺院管理体制。寺院的大多数僧众往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他们很多人都是为了逃避役调而遁入空门，狄仁杰在奏折中说：“避罪逃丁，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7]这些僧徒是寺院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日常的宗教事物，受到教义和神权力量的束缚。寺院的最下层是僧祗户（农奴）和寺户（寺院奴隶），他们隶属于寺院，不再向国家承担租调，因而许多自由农民为逃避繁重的赋役自愿做僧祗户或舍身为寺奴。

　　2 寺院经济

　　唐朝时期的寺院根据规模以及建构特点依次分为六种：一名窟，二名院，三名林，四名庙，五名兰若六普通。北石窟寺属于第一种。唐朝时期，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庄，后人称之为寺院庄园。寺院获得土地的途径很多，主要有：（1）﹒政府赐田。朝廷将很多良田赏赐给寺院，如唐高宗下令对西明寺“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8]避难益州的玄宗赐大慈圣寺田产一千亩[9]。通过赏赐制度，许多国有土地转移到寺院中了。（2）﹒官僚地主的捐田。唐朝时期，捐献土地入寺之风甚盛，睿宗曾下令禁止捐田，“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田庄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10]试图以没收充公或分给下课户的办法来抑制施舍田产的行动，玄宗下诏“敕王公以下，不得辄奏请将庄宅置寺观。”[11]（3）﹒百姓的施舍。佛教美妙动听的许诺使许多小民百姓为之倾倒，纷纷把辛勤劳作积攒的田地或财物捐献给寺院，以换取亲属或自己将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入场券。北石窟寺现存唐朝时期的四条发愿文说明从县令到普通百姓都在向寺中捐资或捐田。（4）﹒国家受田。唐朝均田制规定僧徒可以获得一定的田地，并且可以享有免纳租佣调的特权。

　　寺院的财物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信徒的施舍。寺院利用人们对生死轮回的恐惧和对极乐净土的向往，向信徒们宣扬虔诚地向寺院捐资捐田便能赎回罪孽，往生净土。这类蛊惑人心的说教很容易打动俗世的信男信女，为了追求死后的快乐，纷纷将其财产捐施寺院。从北石窟寺的发愿文中可以看出，人们诚惶诚恐的向寺院施舍，以求得死后灵魂的宁静和快乐。施主对他施舍的财物有一定的发言权，寺院要尊重施主的意愿不能随意更改施舍物的指定用途。如临泾县令杨元裕施物造阿弥陀佛，寺院三纲不可违背其愿望改作释迦。

　　僧物属于僧众集体所有，到寺院吃斋饭是僧众的权利。僧律规定众僧平等，食无高下。僧徒不得参加田间生产活动，因为掘地就有可能杀生，寺院必须的农事就要找雇工做。一般来讲，要向雇工支付工钱，这也是寺院的一笔重要开支。寺院的田园、房舍等常住财产不能出售也不能外借，“僧有五种物不可卖不可分。一，地；二，房舍；三，须用物；四，果树；五，花果。《僧祗》，众僧田地，正是一切僧集，亦不得卖，不得借人”。[12]寺院占有许多良田和钱财，狄仁杰在上疏中指出，“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绘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13]这篇奏折写于卸任宁州刺史之后，他对寺庙的批评是否与在宁州任上所见宁州辖区内的北石窟寺的情况有关呢？

　　三北石窟寺与唐朝政治

　　郭朋在《隋唐佛教》前言中分析指出，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中唐以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佛教也相应的每况愈下，“南北朝佛教，是为隋唐佛教作准备；宋以后佛教，是隋唐佛教的余绪。”[14]综观北石窟寺的发展史，这种观点完全适用。

　　北石窟寺在唐朝的大发展，与唐朝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唐高祖登基的第二年在《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诏》中说“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15]唐太宗在《度僧于天下诏》中说：“三乘结辙，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留智慧之海，膏泽群生；剪烦恼之林，津梁品物……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16]不仅要新度僧尼，已经还俗或者私度的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做僧尼。唐太宗到太原“辇过兰若，礼谒禅师绰公，便解众宝、名珍供养”（《石壁寺铁弥勒颂》《金石萃编》卷八四），他亲自拜见净土宗二祖道绰，并施舍财物以示敬意。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也都曾大力倡佛，第171窟的发愿文中提及“口口皇帝口及口口四海口兴，”可见信徒对提倡佛教的唐朝皇帝感恩戴德，祈祷皇业昌盛四海振兴。

　　北石窟寺发展史上，唐肃宗的作用如何一直牵发人们的思索，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唐肃宗在至德元年（756）六月奔赴灵武的途中曾驻扎彭原城（今西峰市彭原乡），他七月即位后敕令“天下寺观，各度七人，”[17]九月又回到彭原，并在这里滞留了一年左右，当时“彭原郡以军兴用度不足，权卖官爵及度僧尼。”[18]唐肃宗还召集一百多个和尚到行宫朝夕念经，祈祷退敌。唐肃宗不仅佞佛而且佞僧，[19]他在安史之乱时期来往于陇东走的是萧关古道，肯定要经过北石窟寺到南小河沟沿线的大道。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上篇中明确指出：“南小河沟的形成是由于它本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远溯到唐代，那时是由庆州到原州和渭州（镇原和平凉）的道路。后来到元、明、清代，庆阳和平凉间往来亦经过这里。年久失修，原来的道路由于冲成沟壑，因而改行沟旁。”唐肃宗到乌氏等处要经过北石窟寺，很有可能进入这座历史悠久、规模浩大的福地拜佛。他聚集僧众在行宫祈祷，距彭原仅五十多里的北石窟寺很有可能派高僧参加，他在彭原郡（属宁州）用右仆射裴冕权计，放宽限制，度僧鬻度牒，谓之香水钱。这项措施的初衷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对于北石窟寺僧徒的增多也是个大好机遇，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北石窟寺的唐代造像盛唐时期的居多，中晚唐的相对少一些，这与唐朝的政治嬗变及宗教政策的变化很有关系。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毁佛，规定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等留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其余所有僧尼勒令还俗。令僧尼还俗，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昭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20]据颜鲁公《八关斋报德记》云：“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分遣御史复视之，州县震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金石萃编》卷九八）宁州临近帝都，北石窟寺自然是在劫难逃了。从规模上看，北石窟应当属于官办的，今天却找不到唐朝政府主持的造像或法会活动的碑文，结合上引材料，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唐代及更早时代的碑刻在这场来势凶猛的“法难”中被毁掉或者被埋藏起来呢？灭佛一年多之后，继任的唐宣宗下令恢复佛教，但北石窟寺和天下的寺宇一样已经元气大伤，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三四年以来，天下州县准敕条疏僧尼，还俗已近；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已近；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已罄近；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虽然中晚唐时期仍雕造了一些七佛窟（如第1窟、第267窟），然而其气势及完成情况已今非昔比了。到了宋代，北石窟的造像已趋衰微，仅有少数小型造像，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以及丝绸之路的盛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注释：

　　[1] 转引自陈景富《香积寺》，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2]《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

　　[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页。

　　[4]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77页。

　　[5] 范文澜《唐代佛教》

　　[6]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7][13] 《旧唐书﹒狄仁杰传》。

　　[8]〉《全唐文》卷二五《长安西明寺碑》。

　　[9] 《佛祖统记》卷四二。

　　[10] 《全唐文》卷一九《申劝礼俗敕》

　　[11] 《全唐文》卷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