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研究的传承与省思
　　李玉珉
　　(台北故宫博物院)
　　内容摘要《: 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推出自身学术、科研成果的主要刊物,本文在《敦煌研究》出版100期之际,肯定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这20 多年时间中所取得的成绩及其《敦煌研究》在学术界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敦煌石窟;敦煌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7016 ; G239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106 (2006) 0620005203
　　自1981 年试刊以来《, 敦煌研究》已发行了25 年。在过去的这25 年里《, 敦煌研究》历经了试刊、创刊、定期出版季刊,改为双月刊数个阶段的发展; 刊物的写作群也由早期以敦煌研究院(1984 年以前称敦煌文物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为主力,逐步扩大为中国各地佛教艺术的研究者;论文内容更由创刊时所定位的敦煌研究,演变为广泛地探讨中国石窟以及佛教艺术的各种问题。如今这个刊物即将以更开阔的格局步入另一个发展阶段,在此先致祝贺之意。
　　在中国的各个石窟单位中,敦煌研究院一直位居龙头的地位,不但历史最悠久,专业团队最壮大,同时对学术研究也最为关心。早在1982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意识到中国人在敦煌研究的领域里不能缺席,故而创办了《敦煌研究》这个学术刊物。1983 年段文杰院长在《敦煌研究·创刊弁言》中明白宣示:“敦煌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对‘敦煌学’的全面研究。敦煌学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两个大的方面,这两方面,既有各自的独立范畴和特性,又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以石窟为中心,主要开展敦煌遗书中与石窟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以期全面而深刻地阐明敦煌石窟的各种问题。”显然在创刊之初,敦煌石窟研究就被定位为本刊物的主轴。即使在敦煌学研究已全面展开、《敦煌研究》收录的论文种类不断增加的今天,敦煌石窟研究仍是每期《敦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查看《敦煌研究》历年所刊登石窟研究的论文,我们不得不对敦煌研究院老专家产生由衷的敬意,特别是美术研究所的前辈们。他们大多是美术学院出身,上世纪40 至50 年代,在敦煌艺术魅力的召唤下,来到偏远而荒凉的敦煌莫高窟工作。一开始,他们保持着艺术家的热忱,希望从临摹壁画的工作里,学习古人的绘画技法,汲取创作的养分;可是在临摹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体悟到若要将那些残破和变色的壁画,恢复到作品的初始面貌,就必须了解临摹对象的思想内容、辨明各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以及制作的程序和方法,因此在临摹壁画的同时,他们又从事敦煌壁画的绘画技法、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的研究和探讨。
　　1982 年段文杰院长在《敦煌研究》试刊的发刊词中就提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研究上最初着重开展了临摹介绍工作,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和彩塑。
　　在某种意义上说,临摹是研究的基础,同时又必须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临摹。”在这种临摹与研究互为表里的观念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为敦煌艺术的纵深研究开拓了很多新领域。
　　研究院的这些前辈学者在敦煌认真读画数十年,他们对敦煌壁画的笔描技法、用色敷染、经变构图等的认识,自然要比一般钻研绘画史的学者更为深刻,在敦煌壁画的风格演变、时代特征等方面,常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段文杰、关友惠、万庚育、李其琼、李振甫等先生都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此外,美术所的研究人员临绘的态度严谨,摹写一铺壁画往往长达数月,在反覆推敲中,能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根据现存极模糊的图像,复原原作的本来面目,所以他们对作品的细节观察,要比一般做图像研究的学者更加仔细。他们的临摹之作和测绘图固然不是原创性的艺术品,可是在图像研究上,它们却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参考资料。霍熙亮先生的《安西榆林窟第32 窟的梵网经变》和《莫高窟第72 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等就是这类的论文。
　　在敦煌研究院的这些老专家里,史苇湘先生尤受大家的推崇。1960 年以前,史苇湘先生潜心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并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壁画临摹方法和理论。1961 年以后,他主持敦煌资料中心的工作,进行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和研究。由于他记忆超凡,对敦煌每个石窟的状况和内容了若指掌,故被誉为敦煌的“活字典”、“活材料”。史苇湘先生的研究兴趣广泛,除了艺术风格的解析、壁画内容的辨识外,他更致力于敦煌石窟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在《敦煌研究》中就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虽然敦煌位居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可是敦煌石窟绝对不是东方或西域石窟艺术的翻版。敦煌艺术乃根植于具有地方特色的敦煌本土文化之中,在这个基础上,它不断地吸收、改造、融合从东、西两方面传来的中原与西域文化,而展现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特色。
　　史苇湘先生虽然没有受过科班的艺术史训练,可是他的研究方法却与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不谋而合。即使在事隔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仍然深具启发性。
　　除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众前辈外,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图像内容的考释上也屡有突破,孙修身先生的敦煌莫高窟史迹画探讨,贺世哲先生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涅　经变的研究等,都为敦煌图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0 年之初,贺世哲在《敦煌研究》上发表《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一文,结合中国石窟和出土的佛教碑塔资料,对十六国至北朝的三佛造像以及其产生的思想背景作全面性的整理和分析,可谓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跨出敦煌石窟研究范畴的第一人。虽然贺世哲先生这篇论文的内容并没有涉及敦煌莫高窟的三佛造像,可是它却是贺先生日后从事敦煌三世十方佛研究的重要基石。足见早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的前辈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仅以敦煌的材料来看敦煌艺术的发展,不足以明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价值,唯有以更开放的态度与宏观的视野,将敦煌的作品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石窟和碑塔造像等一起分析和讨论,才能明确地知道敦煌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定位。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研究时必须结合考古学、图像学、风格分析、文献史料等多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始能深入。然而每个研究者的专精有别,因此团队合作,无私的分享研究心得,是提高敦煌石窟研究水平的不二法门。80 年代初期,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诸位先生联名发表的《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一文就是团队合作最好的典范。三人中,樊锦诗院长与马世长教授都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关友惠先生则是美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时,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不但利用了考古学家擅长的类型学、层位学等考古学方法,同时结合了美术所专家对作品风格特色的细密观察和分析,进行莫高窟北朝石窟的断代分期工作。该文的篇幅不长,可是论述严谨。即使目前学界对莫高窟北朝第一期的具体年代仍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文中将莫高窟北朝窟可分为四期的结论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近十余年来,中、青辈的学者在敦煌研究院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事敦煌邻近石窟的调查、敦煌石窟的分期、艺术风格的探索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以图像内容的考证上成果最为出色,王惠民的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密严经变、楞伽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地藏图像等的研究,殷光明敦煌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和疑经图像的探讨,赵声良的莫高窟第61 窟五台山图的研究等,在学术上都有所突破。此外,尚有一些学者或从微观的角度,从事于敦煌艺术更深入探讨,如赵声良的北朝菩萨服饰的分析、董晓荣壁画中固姑冠的研究等;或开发新的研究资料,如沙武田敦煌壁画稿本的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些学者则跳脱往日单铺经变直线研究的格套,或进行石窟整体配置关系的探究,或讨论作品所含蕴的宗教思想内涵,如梅林的《律寺制度视野:9 至10 世纪莫高石窟寺经变画布局初探》、张元林的《〈法华经〉佛性论观的形象诠释:莫高窟第285 窟南壁故事画的思想意涵》,也提出新颖的见解。同时,近十年来,许多非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也纷纷加入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行列,使得敦煌石窟研究的面更为开阔与多元,举凡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艺术风格、图像内容、文化交流、装饰图案、义理思想等无所不包,研究成果之丰的确是其他石窟研究单位所望尘莫及。
　　回顾《敦煌研究》这25 年所刊登与敦煌石窟有关的论文,就仿佛阅读一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发展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潮,自然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挑战,这是研究发展史上的必然。日后在敦煌石窟的研究上,想必会开展出更多的方向和课题,可是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将是我们永远的典范。最后谨援引马世长教授在“2004 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总结发言的一段话,与所有有志于敦煌石窟的研究者共勉。
　　“前辈学者们的拼搏与奉献,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吃苦耐劳的品德,他们严谨务实的学风,是敦煌莫高窟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正是后继者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摘自《敦煌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