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西域文化界说

　　西域文化既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又是个地域文化概念。在历时性态，西域文化包括其史前文化以及自先秦、两汉以来至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的文化）。在共时性态，它涵盖了狩猎采集文化、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屯垦文化诸文化类型。以往论及西域这一概念时常以狭义、广义划分：狭义指现今新疆，广义指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包括新疆、中亚、印度、波斯、西亚、北非、欧洲东部等。若以狭义界定西域文化，失之过窄，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态都不能涵盖西域文化的全部内容；若以广义界说，有失之过宽，许多单元的文化并不包括在西域文化范围内，充其量是文化交流与影响的问题。那么，如何界定西域文化更为准确呢？

　　虽然，“西域”这一称谓晚见于《汉书》，但中原人对西域在此之前就早有认识了，《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都反映了这种认识。就地理概念而言，《汉书西域传》认为：“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为五十余，皆在匈奴以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侧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个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了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郭国，这指的是西汉统一西域前的情况。西汉神爵三年（前59），汉王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范围，“包有今天山南麓全部；山北自镇西县以西至伊犁河流域；葱岭之西北有费尔干，西南有拔达克山诸地。”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从西汉到东汉，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范围大致形成。这个范围不仅包括天山以南绿洲农耕诸城郭国，以及天山以北草原游牧诸郭落，还远至费尔干纳盆地。唐朝统一西域，其统辖地域远超过汉晋时期。唐朝经营西域的基本政策有二：其一是设立府州，据可考有四十五府，一百一十五州，分为普通州和羁縻州，绝大多数为羁縻州：其二是建立安西、北庭两都护府，节制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就地理范围而言，天山以南、以北、以东地区，以及葱岭以西，波斯以东，印度河以北，铁门关以南地区和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均应在统辖之列。清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和准噶尔叛乱后统一西域，按《皇舆西域图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西域地域范围为：“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达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轮广两万余里。天山以北准噶尔部居之……天山以南回部居之，今回部诸城为古西域有城郭之三十六国，确然无疑，至准夷在天山北，以及并为乌孙地，其东境犹匈奴地，故古之称西域者，指南北两大山内之诸国言之。而新辟皇舆之西域，兼及北山之北古乌孙，匈奴故境，招地尤广”。伊犁将军府统辖的正是这片广袤的领土。只是到了1864年，沙俄用武力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才形成了近代以后中国新疆的疆域格局。这里列举的仅仅是有代表性的汉、唐、清三个时期，魏晋时期，宋元明时期其西域地域概念虽有消长，但大致情况与汉、唐、清三朝相仿。故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历史氛围中去界定西域文化，才能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在比较文化学视野中，一般把文化表示为：民族精神与思维模式——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与个体行为方式：

　　这其实是三种不同层次的结构，民族精神与思维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层次，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构成，可以说是文化的内在要求，是文化的心理与意识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人类活动的语言和社会关系，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生产与个体行为方式，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层次。

　　对西域文化的界说，不能不考虑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既有差异，又互为因果。作为深层次的文化结构，诸如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思维方式又往往与民族的语言、风俗以及社会生产和个体行为方式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离开了一个民族的语言、风俗、社会生产和个体行为方式，也就谈不上民族精神与思维方式。不过，个体行为方式又往往受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思维方式、语言、风俗等因素制约。

　　当我们把西域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时，它是中国的地域文化之一：而我们将西域文化作历时性态比较时，则发现它是一个多元的复合型文化。正因为如此，西域文化的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现象都是存在的。为界说西域文化，对此稍做些分析。

　　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材料得知，史前人类的巫术思维早在旧石器时代已存在，但就西域而言，能佐证的材料则晚至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出土的彩陶和史前岩画表明，制作、刻绘、使用彩陶、岩画的先民都有共同的巫术思维。但制造，使用彩陶的是史前农耕民制造，使用彩陶是一种巫术行为，对巫术的信仰是出于丰产巫术思维的动机；而刻绘岩画的是史前猎牧民，刻绘过程就是巫术操作过程，其思维方式是狩猎巫术思维。

　　西域进入有史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从先秦开始至清代，西域生活和活动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有史以来的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否则就谈不上族际间的交流。

　　西域宗教文化是多元的，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西域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存在过。在史前，人们由普遍相信神秘的力再转而构建自己的万神殿——自然万物的神圣化经过了漫长阶段，而萨满教则成了最具象征意味的西域原生性宗教。文明时期的创生性宗教诸形态，如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都流行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历史上，西域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西域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

　　前述西域文化在共时性态分为狩猎采集文化、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屯垦文化，着眼于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本身是多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决定文化或环境可能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更多的是适应环境而发生的。“适应是通过行为、生理和遗传的变迁方式产生与环境有利关系的过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游牧部族为适应绿洲农耕环境，转而变成了农耕定居民；同时，在绿洲农耕区，农耕定居民除从事稼穑劳作外，还适应环境，在易于放牧的地方进行畜牧业生产。无论是绿洲农耕民，还是草原游牧民，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习俗，思维模式等深层心理结构也各有差异。从这点说，西域文化的复合型多元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说西域文化：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复合型文化。由于西域文化两千多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西域文化理应纳入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去审视。(仲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