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理惑论》载僧祐《弘明集》卷一，撰者题作汉牟融，附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两卷，题汉太尉牟融撰。《旧唐书》、《新唐书》因袭而列入艺文志内（上述三部正史中的《牟子》是不是《弘明集》中的《理惑论》，尚不能肯定，容后讨论）。

《理惑论》三十七篇，借问答的方式宣扬佛法。篇首冠以一段文字，盖作者自述其身世及作书之由，篇末又著一段文字，可视为《序》和《跋》。南朝萧齐时，陆澄将《理惑论》收入《法论》中，僧祐又将其收入《弘明集》。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篇》“计然意林”条内列举唐代马总《意林》所引书不见于世者，其中就有《牟子》。唐以后，牟子《理惑论》就散失了，洪迈也不知其尚存于《弘明集》中。牟子之书“尘霾梵夹，为儒者流览所不及”（孙诒让：《籀膏述林》卷六），然终不致泯灭。清乾嘉时，汉学转兴，孙星衍编《平津馆丛书》，“爱其为汉魏旧帙”（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金集，洪颐煊序），遂将《理惑论》从《弘明集》中辑出，题作《牟子》，附注“一名理惑论”，他的学生洪颐煊为之作序。自唐代算起一千余年后，牟子《理惑论》又独立成书。近人周叔迦编有《牟子丛残》铅印本，书中除有牟子《理惑论》外，还附有《牟子理惑论音义》、《牟子理惑论事义集证》以及孙诒让、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章，是《理惑论》较好的一种刊本。

一、佛教东渐的历史背景

东汉以来，古文经学取得主导地位。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遍注群经，经学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汉末经学内部的派别斗争，反映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王肃投靠司马氏，其学得以大行于世。清人皮锡瑞说：“王肃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五《经学中衰时代》）王肃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三部假书来和郑学抗衡。其结果是“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学亦为所乱”（同上引）。经学自身家法紊乱，盛极而衰。汉末社会政治混乱，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经学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削弱，经学的传统地位动摇了。魏晋均以篡弑得国，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残杀，大批凶恶卑劣的无耻之徒，乘机爬到很高的地位。无须乎儒学理论，一样可以做大官。魏晋时，朝廷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由门第高下决定，考试形同虚设，通不通经对做官并无多大影响。苦研儒经的士人受门第限制，未必能求得高官厚禄。稍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兵燹之后的黄河流域，赤地千里人迹萧条。两汉儒学的盛况，此时早已成为历史。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虽然和汉族地主阶级妥协，让儒学获得一定位置，但并不是处于很尊崇的地位。例如石勒崇奉的并不是儒家经师，而是和尚佛图澄，石勒“奉澄弥笃，每事必咨而后行”（僧祐《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其弟石虎“尤倾心事澄”（同上引）。正是在儒学衰落的时候，佛教获得了发展，并取得了和儒学相抗衡的地位。读牟子《理惑论》可以知道，佛教是外来的，起初并不为中国人所了解，一般均以方术目之。老子的思想和佛教思想有相似之处，都主张清净无为，省欲去奢，佛教徒就借助老子思想，传播佛家旨趣。《理惑论》序传说：“（牟子）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牟子《理惑论》序传），这正是佛教依托老子的情况。佛教徒借老子宣扬佛法，同时又和道家清楚地划分了界限，自信佛教的理论是最尊崇的（见《理惑论》第二十九篇，《弘明集》卷一）。

南北朝时，由于佛经源源不断地流入，富有才艺的高僧相续出现，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中国站住了脚跟，当然，中国人对于佛教不是立即就接受的，佛教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忠孝的思想是不相容的；即使和道教，也并非一致，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佛教讲无生，以截断生死相续的联系为究竟。思想分歧以外，道教也不容佛教夺取自己的正宗地位。于是儒佛围绕入世出世的问题争论，佛道之间进行地位高低之争，儒道联合与佛教作华夷之争。在《弘明集》里收集了反映这些斗争的资料。斗争的结果，佛教取得了胜利，并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佛教在牟子《理惑论》时，借老子宣扬佛法，尔后独树一帜，魏晋玄学兴起，佛学又和玄学合流，名僧与名士唱和相酬。名僧对佛教经典、儒家、老庄之书莫不兼洽，佛教的地位大大提高。要而言之，佛教在传统儒学中衰之际，跻身中国，汉代时依托方术，魏晋时和玄学合流。牟子《理惑论》体现了两者的过渡。

二、《理惑论》的参考价值

牟子《理惑论》除序跋以外共三十七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介绍释迦牟尼成佛的经过；追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借用中国人熟悉的老子思想，论证佛法的正确；利用儒家名物典故，阐述佛教教义，揶揄道教和神仙家，论证释迦牟尼及佛教一尊的地位。

梁氏还认为牟子书自序、书名支离破碎，文义不相统属。而周叔迦、胡适征引《后汉书》、《三国志》有关记载，证明牟子书自序非但与史实相符，而且还补充了史书漏掉的事情。

《理惑论》序传说：“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时诸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荣爵易让，使命难辞，遂严当行。会被州牧优文处仕辟之，复称疾不起。牧弟为豫章太守，为中郎将笮融所杀。时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进。牧乃请牟子曰：‘弟为逆贼所害，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当遣刘都尉行，恐外界疑难，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备，有专对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阳，假途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枥，见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骋效。’遂严当发。会其母卒亡，遂不果行。”（《理惑论》序传，见《弘明集》）。

据《后汉书·朱隽传》，朱隽是会稽上虞人，其子朱皓官豫章太守。《陶谦传》中记载了笮融杀豫章太守朱皓的事。《三国志?士燮传》说交州刺史为朱符。《薛综传》记载交州刺史朱符是会稽人，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任长史等官。

将以上史实贯通并结合《理惑论》序传考释之，即可以知道，朱隽的儿子朱皓官豫章太守，朱符官交州刺史（按：《理惑论》序传，可知朱符和朱皓是亲兄弟或堂兄弟）。朱皓被笮融杀死，朱符称“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并决定派亲信骑都尉刘彦带兵去豫章报仇。汉末各州郡拥兵割据，或互相攻伐，刘彦从交州带兵赴豫章（今江西南昌），要经过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县），必然会引起这些州郡当局的怀疑，或会以兵阻袭之，于是朱符请牟子充当使节，向沿途州郡说明情况。这些完全符合汉末的社会政治情况。《后汉书》、《三国志》有关传记中记载了上述情况。牟子序传所记则比较细碎，和史书所记并不相悖，的确弥补了史书所不能顾及的细致情况。汉末州郡相攻，笮融一类豪强地主聚众逞强，流劫州郡。其间政治形势、人事换替、瞬息即变。若非亲历其事，断难详记无误，更不是两百年后的“乡曲不善属文者”所能伪造（梁启超前引书）。梁启超对这段历史未能细究，遂以为文义不相属，乃至攻《理惑论》为伪作，殊为失当。

此外，吕澂认为《理惑论》中有关佛教的材料有可疑之处，例如释迦牟尼成佛一篇，说释迦牟尼十九岁出家。吕澂指出，十九岁出家的说法，只见于《太子瑞应本起经》，而此经是支谦于吴黄武年间译出。又《理惑论》中记太子须大拿的故事，原出于《六度集经》。该经是吴康僧会译出，支谦、僧会都是牟子以后的人。尤其是《理惑论》内说到“僧人以酒肉为上戒”，吕澂认为这些说法是在《大涅槃经》译出后才有的。《大涅槃经》是五世纪初北凉昙无谶所译，牟子自云献帝时人，因此吕澂也怀疑牟子《理惑论》是后人伪托。

我们认为，魏晋以降，正是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先小乘后大乘，这是和印度佛学流派的发展息息相关。僧徒为了布教，必须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于是不断吸收新的流派的说法，修正旧说，以保证自己存在和发展。因此牟子书必经多人加工改窜。陆澄因宋明帝敕谕而撰《法论》，把牟子书收入其中。宋明帝公元465～472年在位。僧祐齐梁时人，生卒年为公元445～518年，他辑《弘明集》当在陆澄之后，即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大涅槃经》虽以县无谶的译本最好，宋文帝时才传到南方，但此前早有竺道生等的异译本《大波泥洹经》广为流传。显然，为僧祐百年后收入《弘明集》的《理惑论》已被顺应潮流的佛教徒做了某些修改。僧祐本人是信奉大乘性空说的，他撰编《弘明集》的目的，是“为法御侮”（僧祐《弘明集》后序）。若佛教内部说法互相矛盾，诸如释迦牟尼是十九岁出家还是二十九岁出家之类的常识也不统一，僧祐岂会置之不顾，所以推断僧祐对《理惑论》做了某些改动，亦无不可。

至于有人因为此书自序曾说到兼研老子五千言，于是臆测《理惑论》原是替道家说话，后来被塞入佛教材料，因而变成替佛教辩护的著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这种说法颇为牵强，也没有科学的论证，可不置论。

近年对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的讨论，正在展开和深入。孔望山摩崖造像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鉴定，认为它含有佛教内容，也有人推断为桓、灵时期的遗物。（俞伟超、信立群《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载《文物》1981年7期）。由此看来，佛教由口头讲传到译经，乃至造像，这反映出汉末佛教在东南传播比较广泛。这个材料可以作为我们前面征引的文字资料可靠性的旁证。当然也必须指出，对该处造像也有不同于上述判断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认为，牟子《理惑论》是汉末或三国前期的作品，其中某些字句，曾被后人改窜，它的内容反映了我国佛教早期发展的状况。它对研究我国汉魏佛教史、思想史，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