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事件

　　公元426年，鲜卑拓拔人拓拔焘统帅的北魏大军，终于结束了北方自西晋末年开始的16国乱世，统一了黄河流域，完成了自己的霸业。为实现以少数拓拔人统治多数汉人的目标，拓拔煮在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已经开始流传的佛教，并且将佛教定为国教加以公认。佛教信徒对太武帝的这一举措推崇备至，称太武帝“明睿好德，乃当今如来”。

　　佛教成为国教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兴建寺庙的热潮。仅东西两魏，皇帝下令修建的寺庙就有47座，王公贵族修了800多座，民间州府修了13700多座。整个江北，似乎成了一个佛国。

　　佛教的急速兴起，给本土的道教带来了严重冲击。北方天师道的创始人太平真人寇谦之在三思之后，向太武帝献上一部道经，以表示归顺。太武帝身边的重臣崔浩，自幼信奉道教，便趁机向太武帝进言：本土的皇帝怎么能受外来宗教的约束呢?并多次在太武帝面前称佛教为“胡教”。于是，太武帝也开始宣扬道教，并于公元442年正月“备法驾”，设道场，宣扬天师道。同时颁布诏书：凡50岁以下的和尚都要还俗，服徭役，纳税赋。太武帝兴道限佛措施的实行，使朝廷与佛教僧侣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公元445年，盖吴为反抗太武帝的统治，在古城长安起义，各族人民和僧众都纷纷参加。太武帝得报，便亲自出兵长安，讨伐盖吴叛军。不料想，平叛的将士在长安城的寺庙中发现了大量藏匿的武器弓箭和刀枪，在一些寺庙中还发现了和尚与民间女子YIN乱的密室和大量的钱财珠宝。太武帝得知这一情况，龙颜大怒，随即颁布了一道灭佛诏令：“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于是。一场空前的灭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北周武帝第二次灭佛

　　在南北朝时，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

　　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驾崩，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他是一位励精图治、负有远见的皇帝，平时身著布袍，夜寝布被，无金宝饰物。他如果发现宫殿内有华绮装饰，便会立即下令撤去。他的后宫，仅有嫔御十余人。他致力於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每次征战，都身先士卒，深得将士崇敬。他性格果决，能断大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面对兴盛的佛教，他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於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于是，北周式帝想废除佛教。

　　一日上朝时，武帝召集群臣、名僧及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讨论中，佛、道两教辩论非常激烈。高僧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北周武帝说不过和尚又恨道士不争气，不再进行辩论，直接颁布诏书：“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蜀新州果愿寺僧僧猛，进京与武帝论述不宜灭佛，静蔼法师也面见武帝论其灭佛之过，都被武帝派人逐出。

　　公元577年，武帝灭北齐后，把废除佛教的政策推广到北齐境内。武帝亲自到北齐国都——邺城，召僧人入殿宣布废佛令，下令在原北齐国境内灭佛。当时僧众五百余人，俯首听命，独慧远和尚厉声抗辩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指佛、法、僧)，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大怒，眼睛直瞪着慧远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不怕入地狱!”随后，严厉的废佛活动在原北齐国境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结果，四万多所寺庙被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寺院奴婢，全部释放。近300万僧尼全部被勒令还俗。

　　唐武宗第三次灭佛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到了唐朝，经太宗时的玄奘天竺取经，宪宗时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到唐代宗、肃宗时期，宫里专门开设有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拜佛念经。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公元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公元844年，唐武宗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达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没收寺院财产则无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