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继愈的学术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我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在编撰《中华大典》的日子中，任继愈先生曾就自己多年以来的著作以及人生感悟与媒体展开对话，详说其哲学人生思考。我们重温泰斗这段珍贵的对话，希冀以此能深入理解其哲学思想和学术观。

　　“跟现实没有关系的学问是假学问”

　　问：你曾说，现在的学术界，不论东西方哲学，很多脱离了它的立脚点，空论一些问题，具体是指什么？

　　任继愈：就是要想着中国的现实，想着中国的农村。立脚点就是社会现实，自己确定位置，做点什么事情。跟现实没有关系的是假学问，这种人不少。总的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很慢。

　　问：我很难想象，像《中华大藏经》这样高深的学问和中国农村有什么关系呢？

　　任继愈：宗教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很紧密。佛教、道教、儒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三教九流嘛，中国人完全没有信仰的很少，释迦牟尼，中国人没有把他当成外国人看，比如报应这个思想，来自佛教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标准。

　　问：你建宗教研究所的时候，觉得必须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因为宗教和人的生活联系得很紧密？

　　任继愈：研究宗教不能由教徒来研究，研究不清楚，他不怀疑，耶稣是人还是神，教徒不怀疑，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会客观，只有不信宗教的才能客观地把宗教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在建立这个研究所之前，中国对宗教的研究主要是教徒对它的研究，而我们把它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

　　人类的历史有两百多万年，有宗教信仰比较晚，只有10万年左右的历史，那时候没有文字记载，我是从考古学方面来论证判断。比如山顶洞人的死者，死者骨头有一圈铁矿粉，旁边还摆着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男的有弓箭，女的有碾线的锤，这说明相信人死了以后有灵魂，死后要过活人的生活。灵魂是宗教的开始。宗教就是文明的开始，人类从没有宗教到有宗教是一个进步。

　　问：你曾表示半个世纪来的感悟是“群体认识论”，能否解释一下？

　　任继愈：唤醒每个人的自觉，个体加起来不是群体吗？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化走了四百年，我们一百年就要完成，生吞活剥，偷工减料会出现很多问题。政治和宗教在西方是分离的，而中国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是一个人，政治和宗教结合得很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20世纪随着皇权颠覆，儒教也就垮了。

　　“问题解决根本是教育，教育是兴国之本。”

　　问：有种观点认为当前不少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信仰。

　　任继愈：我不这么看，宗教解决不了问题。有些问题，以宗教为借口，实际上和宗教毫无关系。基督教教导人们要和平慈爱，但现在的大规模杀伤武器都出现在那些信教的国家，那么，他们的仁慈哪去了呢？外国的政治斗争，背后都有宗教支持。现实中，群体的利益、利害关系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宗教是不可能超越社会现实的，宗教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现代化的特点，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分不开的。做不到这一点，问题都来了。哲学也要跟上，宗教有迷信的成分，哲学就是去掉宗教迷信的部分。我觉得哲学是长寿的学问，哲学就是解决其他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问：这么说，哲学就有宗教的作用了，它与宗教的概念很接近了？

　　任继愈：对。哲学是理性主义地、清醒地、科学地来对待现实问题，它不给人虚幻的东西。它们范围差不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怀疑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法解决了。

　　从历史上看，人们找不到改善生活的路子时会寻找宗教信仰，宗教产生的土壤就是社会问题的存在。宗教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它让人们相信来世得到补偿，忍一忍就过去啦。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可贵之处，是同情困难群体，它说要自己救自己。自己怎么解放呢？提高自己的认识，提高觉悟，加强全面综合发展。这个问题解决根本是教育，这是慢功，教育是兴国之本。 “那时候学术自由，学生可以质疑老师”

　　问：现在的知名学者李泽厚、汤一介都是你的学生，你在教学生方面有什么诀窍吗？

　　任继愈：他们不是培养出来的，那时候刚刚解放没有管那么多。现在怎么教都要管，过去那个讲稿没有统一的，自己讲自己的，一个课的名称，两个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记得当年有个学生，学文学的，论文题目是《曹禺论》，学生说，我没办法写，因为我的观点跟老师不一样，老师说那怕什么，只要有根据，符合逻辑，就写你自己的嘛，现在这个学生在中山大学教书，对此很有感慨。

　　问：你与老一代知识分子冯友兰、陈寅恪、钟敬文都有过亲密关系，哲学家熊十力更是你的老师，你觉得当代知识分子在专业知识和精神品格方面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任继愈：当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贫乏，营养不够，形成一个断层，没有接下来，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没有这种观念了，我管你呢，我只看房子装修怎么样了，新车买了没有。

　　专业知识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写论文、评职称，应酬还应酬不过来呢，一天到晚，焦头烂额。从中学就开始应付考试，剥夺了自由时间和自由思想，还逼着学生早熟，什么老师对你印象怎么样啊，这是成人才想的事情。这种做派是从“文革”开始的，看不见的伤害太大了。

　　问：在《世纪老人的话》中有一篇您的文章，其中很大篇幅是对西南联大师生的回忆，那是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时光吧？

　　任继愈：那时候学术自由，学生可以质疑老师，老师也不觉得是冒犯，而是鼓励。那时候都是这样的，不是个别人刻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