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庄浪石窟及其艺术价值

　　杨富学　程晓钟

　　内容提要：庄浪石窟是甘肃省东部庄浪县所属16处石窟的总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云崖寺石窟、大寺石窟、红崖寺石窟、西寺石窟、朱林寺石窟、陈家洞石窟等。计有窟龛99个，石造像25尊，泥塑128尊，壁画60多平方米。是陇东地区比较重要的一处石窟群。初兴于北魏，发展于北周，繁荣于明代。这里是中国石窟营建史上大规模开窟造像之风的最后止息地，以其明代艺术之精美而在全国石窟中独树一帜，对中国晚期，尤其是明代石窟与佛教艺术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本文首次对明代该石窟的营造及其艺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研究。

　　（程晓钟，1967年生，原庄浪县博物馆副馆长，现为甘肃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庄浪石窟指的是甘肃省庄浪县城东十六处石窟的总称。初建于北魏，经西魏、北周、唐、宋、元、明至清诸代，形成了今天的八大寺群：云崖寺、红崖寺、朱林寺、大寺、西寺、朝阳寺、金瓦寺和佛沟寺，另有木匠崖、三教洞、殿湾、店峡、陈家洞、石窑河滩、红崖湾等多处石窟群。现存洞窟99个，石造像25尊，泥塑128尊，壁画60平方米。惜由于这些石窟深藏于关山之中，而历代史书又少有记载，故长期不为人识。我们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证以地方史志与金石碑铭，基本上摸清了它的大致面貌。可以看出，这些石窟大多数都开凿于明代，而且，在现存艺术品中，也以明代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故撰成此文略予介绍。

　　庄浪石窟自北魏末年开创以来，在北周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从唐朝开始，历两宋至元，法事一直不兴，直到明朝初年才得以改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僧侣，登极之初，即大力倡导佛教，并采取措施对佛教进行整顿，革除弊端，使佛教的发展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太祖以后，明朝各代统治者除世宗（嘉靖皇帝）信奉道教，排斥佛教外，大都奉行佛教。明成祖曾下令对游方僧人活动加以保护，听任行脚僧道结坛说法，不许阻挠。明武宗（1505～1521年）继位之初，曾在一天之内普度僧道4万。明神宗更称佛教能“化导善类，觉悟群迷，护国佑民”，所以也大力倡导。

　　庄浪石窟所在的平凉在明代先为明宗室安王之封地，永乐年间安王绝嗣后，改属韩王封地。韩王在平凉共传十一代，前后212年。历代韩王均虔信佛教，奖掖、扶持当地的佛教事业。清朝时静宁进士王源瀚在其《平凉竹枝词》中描述了韩王统治时当地佛教的盛况：

　　东观浮图起七层，禅房罗列夜传灯；

　　韩藩好佛人多化，处处经声处处僧。

　　堪称对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平凉现存的许多佛教建筑都是韩王府督造的，如崇福寺、南庄寺、韩二府寺、韩六府寺、褒四府寺以及东关的宝塔、崆峒山的凌空塔等，庄浪石窟的兴建也与韩王府密切相关。云崖寺石窟所藏的《主山云崖寺成碑记》碑就是万历十二年（1584）韩端王（化名云岩）朱朗錡（？～1606年）亲笔撰写的。文称：

　　国初，为安王属土，厥田亦为所有。及王故绝，洪熙初元敕赐韩藩，钦遵恒业，迄今二百余年。然古刹虽远，葺理未竟。主持释子真晓，仰承德意，多方募化，鸠工集资，凿石为洞。佛像、伽蓝、护法诸身，咸以石为质，彩饰刻画，各极工巧，视厥初时重修气象，巍然一大备矣。

　　与其同时勒立的《云崖刊石撰书碑》， 在讲到云崖寺石窟的修复活动时，同样也可看到韩王家族的支持：

　　庄头胡邦其、刘五宗见得本寺倾隳，诚恐坍塌，具启韩国王，赐给令旨帖文，招住释子真晓、徒众满、在寺住持，焚修香火，祝延圣寿，修补殿宇，看守禅林树株、常住田地、香台一所，上下具完备矣。

　　大寺石窟第5号窟右壁有一方刻石题记，有文5行，反映了韩府派内臣李某监督该窟兴建的情形：

　　大明国陕西平凉府/静宁州主山寺住/持僧无想/韩府内臣李/大明嘉靖拾一年。

　　明政府，尤其是韩王家族的崇佛举动，必然地影响着庄浪一带地方官员和封建头人的佛事活动。上述两碑文末都有施主题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参与重修云崖寺石窟的人大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前碑所载有韩王府承奉司承奉正白朝、承奉副马忠、校尉李宗义、左廷相、庄头胡朝敬、庄浪致仕知县李第及朝阳寺、主山寺、耿家寺、红崖寺、到回庵、云崖寺主持僧、徒等，共39人；后碑载有安东中护卫军政官操兼巡捕、防守指挥佥事毛缨、防守通聂等处地方、平凉卫后所正千户张九重、功德施主赵云、王世林、刘邦寅、主持僧真晓及石匠孙奉先等，计有50余人。

　　上行下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极大地刺激了庄浪一带佛教的发展，这就是庄浪石窟的兴建之所以能在明朝时期达到高潮的直接原因。

　　在庄浪石窟中还留存着一些题记、碑刻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庄浪佛教的兴盛之貌和开窟造像的具体情况，为史书所不载。惟其如此，也就显得更有价值。兹略述于下：

　　1、云崖寺石窟主峰西侧特1号洞窟窟外，有墨书题记6行，文曰：“大明进睹慧耳达闻圣心□□/皇帝圣寿万岁名人见在□□/佛定菩萨善手圆满/潜佛僧人淡道宗/□壁僧人张道进/成化拾年（1474）九月初三日功□□□。”从这一题记可知，明成化时曾对该窟进行过修复。

　　2、大寺石窟第5号窟内左壁有三方刻石题记。第一方为前引嘉靖拾一年（1532）韩府内臣主持建造该窟的记录；第二方为巩昌卫右所百户黄六等施物记录；第三方题“白水县石匠杨文孝、王锦”。由这些题记知，明嘉靖时曾在大寺石窟开窟造像，并且有外地信徒、石匠参与其事。

　　3、在云崖寺石窟9号窟内有碑二通，即前文提到的云岩撰《主山云崖寺成碑记》和修平撰《云崖刊石撰书碑》。两碑字拙而苍劲，文简而意切。前者对云崖寺石窟的壮观气势作了如下描述：“绝顶有五方佛洞，下为绝崖几千寻。”云崖腰有千佛、药师、七佛、日月菩萨诸洞，与夫弥陀、观自世音二洞殿，偕古迹建造。大佛、伽蓝、祖师诸殿宇，相为突杌而争衡焉?quot;根据这些记载，按图索骥，一些洞窟的名称与内容就可确定下来，如云崖寺第7窟被确定为五方佛洞，其内容被确定为五智如来依据的就是这一记载。遗憾的是，由于大多数洞窟的壁画、造像均已无存，更有许多洞窟已完全塌毁，我们只能藉此对当年云崖寺石窟的构造与绘塑内容进行想象了。

　　修平所撰《云崖刊石撰书碑》与前者一样，尽管没有提及石窟的营造与沿革，但记录了当时修复情况及主持僧人的来历，尤其是该碑对佛教临济宗在庄浪一带流传情况的记载，对研究当时的庄浪佛教更是具有独特的价值。该碑的碑阴还叙述了云崖寺的教区范围：“钦赐韩府教依石门等处官地四至：东至麻庵子朝阳寺为界，南至关山为界，西至高堡子紧寺入硖口为界，北至山寨干柴凹为界。”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

　　4、笔者近期于西寺石窟进行调查时新发现镶于窟壁的《万古题名碑》一通。该碑刻成于西寺建成之际，没有纪年，碑文风化剥落严重，但所记近百名功德施主的题名尚依稀可辩，其中的石匠孙奉先和云崖寺《云崖刊石撰书碑》中的石匠孙奉先同为一人，表明西寺石窟亦应始凿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前后。

　　5、明人胡缵宗所写的《主山白云洞记》也是研究云崖寺石窟营建史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胡缵宗本人并不曾亲临云崖寺，此文是他受云崖寺僧人所请而撰写的。该文对当时的云崖寺石窟作了如下描述：“杰阁危楼，赤栏朱槛，苍松古柏，山藏乎寺，寺裹乎山……远望之，梵宫如阙，崖路如梯，悬崖如厦，绝壁如堵。”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云崖寺之盛。然历尽沧桑之后，目前的云崖寺石窟断崖上面橛眼累累，可以想见当年窟外依悬壁而建的重楼复殿、飞桥栈阁的恢弘气势。可惜这些劳动者的辉煌创造，大多数都已荡然无存了，只有这些残存的橛眼和残断的木桩在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云崖寺石窟的繁荣与昌盛。

　　我们知道，就中国境内现存的石窟而言，北魏至唐是修造石窟的兴盛期。唐朝灭亡以后，大多数石窟的兴建都趋于沉寂。龙门石窟如此，云冈石窟亦如此。就庄浪周围地区的石窟，如须弥山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而言，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几处石窟因为特殊的原因，在宋元时代尚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由于在唐朝灭亡后孤悬关外，远离中原，唐于大中五年（851）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却得以独存。该政权虽奉中原为正朔，但政治、经济、文化上却保有了自唐朝以来旧有的传统，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开窟不止。继归义军之后的沙州回鹘、西夏、元政府都奉行崇佛政策，当地民众对石窟的修造兴趣不减，这种势头一直保持到明朝初年敦煌居民全部迁入嘉峪关以内为止。

　　庄浪以南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在宋代得到了皇室的重视，宋徽宗以麦积山顶产灵芝而敕赐该石窟"瑞应寺"之名。这些使麦积山石窟在宋代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修寺建阁和重修塑像的高潮，但无新窟开凿。

　　唐亡以后，石窟兴建势头最猛的当属重庆的大足石窟。大足所处的四川盆地在五代至两宋时期较之北方地区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远离战争，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比较快。尤其到了南宋时期，四川盆地更是发展成为宋朝社会生产的重要基地和支撑其偏安王朝的主要支柱，文化上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一历史环境使肇始于初唐永徽，方兴于晚唐的大足石窟在五代、两宋时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凿了北山、宝顶山、石门山、妙高山、石篆山、南山、等几十处佛、道及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石窟。摩崖造像更是遍布大足全县，计像6万多躯，其中约有三分之二都为宋代造像。

　　上述几处石窟的兴建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到明代，差不多也都沉寂下去了，惟有庄浪石窟，在明代却步入了它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可以说是庄浪石窟的独胜之处。

　　庄浪石窟之所在，“众山环拱，一峰突出，高并崆峒，厚比西倾，奇拟仙岩，广类鸟鼠，秀岭奇峰，层叠峦嶂，丹崖翠壁。”这里环境优美，奇峰秀拔，为开窟造像的理想场所。上文已经提到，唐朝灭亡以后，庄浪周围的石窟，如北石窟寺、南石窟寺、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都渐趋衰落。历宋、元、明、清诸代，除对一些窟龛内造像重妆或彩绘外，再无新的窟龛开凿。明代的佛塑作品仅在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中有少量的留存，现存的大都是前代佛像的重塑与重妆，反映出佛教此时在这一地区的式微。在这种情况下，虔诚的佛教信徒自然就会寻找更为理想的场所，庄浪及其周围的环境正满足了信徒的心理，这里的最高统治者韩王恰恰又是这一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于是能工巧匠便云聚于此，大兴佛教，广造寺院，为佛教艺术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因而也同时形成了庄浪佛教艺术发展的全盛时代，俨然成了当时陇东地区的一大佛教中心。

　　今天的庄浪石窟共有编号窟龛99个，其中属于明代的洞窟就达60多个，有些石窟，如西寺石窟、朝阳寺石窟几乎全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出来的。这一时期其洞窟的基本形制差不多都是平面方形平顶窟，大多数洞窟正壁设坛，也有部分洞窟左右两壁设长方形坛基，有些洞窟左右及正壁设肩台。有些洞窟很大，如云崖寺石窟第7、9号窟，大寺石窟第4、7、8号窟、红崖寺石窟第3、12（千佛洞）号窟等，其用途当为礼佛诵经及群众礼拜之所。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正当全国佛教石窟艺术处于低潮的时期，庄浪石窟不仅开窟众多，规模宏大，而且涌现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实为难能可贵。

　　由于人为的、自然的破坏，庄浪石窟存留的明代艺术品已经不多，但从保存较好的雕塑来看，其艺术水准还是相当高的，此可以云崖寺第6号窟中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和众多的罗汉、菩萨、天王造像和第7号窟（五方佛洞）五智如来和十菩萨塑像为代表。其造像神态端庄、自然，形象优美多姿，比例适中，作风写实流畅，工艺精湛，运用沥粉堆金的装饰手法，彩饰华丽，运用“重在写神”和“形神兼备”的传统表现手法更充分地体现出我国古代泥塑艺术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为数丰富的菩萨造像，神态各异，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明代造像形式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极为少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另外，大寺石窟第8号窟壁画中威武雄壮的天王和栩栩如生的迦陵频伽也都是明代艺术的上品。

　　总之，庄浪石窟的古代艺术品，尤其是明代雕塑，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虽然还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些石窟那么有名，但却是中国石窟营建史上大规模开窟造像之风的最后止息地，对中国晚期石窟与佛教艺术的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