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与方城博望白马寺渊源考

　　□李迎年 张中坡

　　在张骞封侯地——方城县博望镇老街西北处有一座白马寺遗址，２００６年经当地居士集资，在遗址西边新建了一座白马寺。寺内有清代石碑五通，除两通漫漶不清外，其余三碑碑文字迹清晰可辨。从碑文中可知，白马寺原有中佛殿、左佛殿、右佛殿、毗庐佛殿等建筑。据当地居士李太春、邱炳善介绍：张骞封侯于博望（公元前１２３年），从西域带回金神若干，两个大的留在宫廷，其余小的带回博望，放在修建的金神庙内供奉，金神庙即在当时张骞衙署后３００米左右处。

　　张骞从西域带回博望的汗血白马死后葬于庙旁，为纪念白马，后人才将金神庙改为白马寺。自建寺以来，白马寺历经２０００余年，屡建屡毁，几度兴衰，历尽沧桑，１９２９年被冯玉祥部彻底毁坏。如果方城博望白马寺为张骞封侯博望并在此工作生活时所建，这里的白马寺就比洛阳的白马寺还要早１８０多年。方城博望白马寺是否为张骞所建，需要众多史实、文物支撑。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证。

　　一、佛教的兴起及早期传播。佛教创立于公元前６世纪～５世纪的古印度，由释迦牟尼带领弟子主要在印度恒河中上游传播，他圆寂后的一二百年里，佛教传播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佛教开始向印度及周围国家迅速传播，很快传播到中亚、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阿育王是佛教史上有名的保护佛教的国王，被佛教徒尊为“法阿育王”。他为了宣传佛教，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每年都要向僧侣施舍大量金钱，在他的资助下，佛教完成了第三次结集。据《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国，都兰氏城……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这说明此时佛教在大月氏已经盛行。

　　二、张骞出使西域最早接触并接受佛教。公元前１３８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据《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载“骞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在大月氏“留岁余，还”。《后汉书·西域传》载：“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魏书·释老志》亦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些史料说明，张骞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文化的人。莫高窟初唐第３２３窟北壁西侧，有五组画面。第五组画面位于全图的左侧上部，画面内容显示：有三人行至一西域方城，两人手持双节，城内佛塔高耸，城外两僧人向城内观望。此组画面描述了张骞带领侍从人马到达大夏国，并见到了大夏国的僧人、寺院和佛塔的情景。

　　三、张骞是传入西域佛教音乐的第一人。最早把佛乐引进中国的人，是开启丝绸之路的张骞。《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带回的这首乐曲，应是一首佛乐。“摩诃”在梵文中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改变信仰，终于变成“摩诃兜勒”(伟大的兜勒)，是这首音乐的主题。这首佛曲可被视为有史可依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首佛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张骞既能将佛乐带回，佛教的其他相关文化也应由其带入中国内地。

　　四、张骞封侯博望并带回佛教文化。据《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载：“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时为公元前１２３年，此时信奉佛教的张骞将佛教文化带往博望应为必然。

　　五、白马寺现存碑文及史实证实该寺为中国早期的佛教庙宇。白马寺遗址所处地气势不凡。据清乾隆十一年《重修毗庐佛殿小引》载：“且是佛也，东临三皇，西界大帝，南临释迦，北至玄武，巍巍乎，势站山岗，威震博望，位居中央……”此处正为博望坡之最高地，张骞选择此处建立衙署，并为方便信佛在其后附近修建金神庙当可信也。另据清嘉庆二十三年《重修白马寺碑记》载：“兹博望镇之北，有白马寺焉……惟因日久年深，风雨剥蚀，墙垣颓废，光彩晦暗……”由此可知，该寺修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望白马寺始名金神庙，“金神”为佛教早期在中国的称谓。《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即佛像，汉人奉其为“金神”。由此可知，方城博望之金神庙（白马寺）应为中国早期的佛教庙宇。

　　拨开历史的尘埃，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的传入与张骞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张骞封侯地——方城博望白马寺有关情况的发现，为这一佛教重大课题勾画出了清晰的历史脉络。我们有理由相信，张骞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还是最早把佛教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从而更加坚信方城是丝绸之路源头的论断。

　　来源： 南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