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

　　来源： 中国藏学 　　 作者： 韩博文 陈启生

　　［摘要］自古以来，甘肃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区域，以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多种文化同生共存，相互渗透，共同缔造了五彩斑斓的甘肃地域文化。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历来对甘肃文化中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比较薄弱，而对其进行研究，堪当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课题，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精神特质的阐发揭示更是提升甘肃地域文化研究整体水平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甘肃地域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

　　［中图分类号］G05“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9）02－0117－08

　　甘肃地域文化，是由汉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共同构成的多元一体文化。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对真实准确地了解甘肃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客观深入地了解和把握甘肃省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甘肃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对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整体质量与水平。为此，笔者就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谈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谨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批评指正。

　　一、甘肃地域文化的构成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区。除汉族外，戎、羌、氐、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众多古代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移迁、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最终形成今天的汉、藏、回、蒙、东乡、裕固、保安、撤拉、哈萨克、土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曾经在甘肃大地上活动过和至今生活在甘肃境内的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甘肃悠久而辉煌的地域文化。甘肃地域文化是在甘肃大地活动生息的众多民族在国内外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中顽强奋斗，经历了多种文化因素的长期互相影响和渗透，凝聚和继承，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汉文化、以藏传佛教思想为支柱的藏文化和以伊斯兰教思想为支柱的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体系构成的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虽然在这三大文化体系外，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类型的文化，如祆教文化、摩尼教文化、景教文化及后来的基督教文化等，但都未形成一定的体系，传播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也很有限，对甘肃社会历史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甘肃地域文化三大体系中，汉文化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至2000年占全省人口总数91．25％的汉族是汉文化的主体人口，全省14个市州和86个县（市）、区中，有12个市和65个县（市）、区为汉文化分布区，分别占市州的85．71％和县区的75．58％。大地湾文化和伏羲文化不仅是汉文化之源，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甘肃境内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都受到汉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甘肃地区的藏文化以安多文化为代表，藏文化民族成分除藏族外，还有裕固族、蒙古族和土族。藏文化分布的行政区域除甘南藏族自治州所属舟曲县、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合作市、夏河县、临潭县、卓尼县8县（市）外，还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3县，另有陇南文县的铁楼、梨坪，武都区的坪垭、磨坝，宕昌县的新城子、官鹅6个藏族乡，共11个县（市）、6个乡镇。到2000年，甘肃藏族人口共有443228人，除以上集中地区外，其余75个县区均有藏族人口分布。裕固族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2000年总人口为12962人。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2000年总人口为15774人。土族聚居区有卓尼县的勺哇土族乡和天祝县的朱岔土族乡，其余主要分布在天祝县境内备乡镇和积石山县部分乡镇，2000年总人口为30338人。

　　甘肃地域文化中属伊斯兰文化体系的民族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和哈萨克等民族，分布区域有临夏回族自治州及所属临夏市、临夏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撤拉族自治县、永靖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及天水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酒泉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共10个县（市）。还有平凉的康庄、寨河、峡门、大秦、白庙、麻川、上扬、西阳、大寨，华亭的神峪、山寨，会宁新添堡，正宁的五顷塬，礼县的白关堡，徽县的东关，临潭的卓洛、长川、古战，定西的香泉等19个回族乡。同时全省各地广泛分布有回族比较集中的街道和村庄。到2000年，全省回族总人口1184930人。东乡族集中在东乡族自治县，总人口451622人。保安族主要分布在积石山县，总人口15170人。撒拉族亦主要分布在积石山县，总人口11784人。哈萨克族集中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人口2963人。

　　二、藏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甘肃藏文化从其源头来说，历史悠久并不亚于汉文化。安多藏族的先民古羌、戎是甘肃境内最早生活的部族，与汉族先民共同开创了甘肃地域文明史。藏族在甘肃的活动历史，不仅仅是今天甘肃藏族地区和藏民族的历史，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多个民族和甘肃全境的整个社会历史，都曾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受到藏文化的重要影响。古代分布在安多地区被汉文史籍称为羌或西羌的部族，实际上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而作为吐蕃前身的土著羌人是后来形成甘肃地区藏族的主体。①（注：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自有文字记载以至于秦，今甘肃境内羌人占有绝对优势，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部落仍是甘肃境内人口的主体，深刻影响东汉社会历史进程的三次羌人起义都发生在今甘肃境内。隋唐时期，来自吐蕃本土的藏族先民与世居甘肃境内的西羌诸部落相结合，形成以地缘联系为纽带的新的人们共同体的安多藏族。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地区。后来，尽管部分地方逐步为唐王朝所收复，但社会基本构成仍是以吐蕃及吐蕃化了的各部落为基础。至宋代，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泾（今泾川）、原（今镇原）、仪（今华亭）、渭（今平凉）、河（今临夏）、洮（今临潭）、岷（今岷县）、迭（今迭部）、宕（今宕昌）、阶（今武都）、文（今文县）、凉（今武威）、德顺（今静宁）、通远（今陇西）、积石（今青海循化，包括今积石山县）乃至河西之地都仍是吐蕃部落的分布区。宋初建凉州府，汉民仅300户，“凉州城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②（注：《宋史》［M］，卷492，《吐蕃传》。）此时仅秦凤、泾原各地吐蕃部落即存800多个。

　　元明以后，陇山周围地区众多藏族部落在州县地方行政机构管理下，部落组织逐渐解体，甘青草原、祁连山麓及洮河、大夏河、白龙江流域3大区域在土司制度管理下形成今天的藏族分布。清代后期改土归流加快，藏族部落一批又一批地先后汉化，至民国时期最后一批土司被撤销，又有一批藏族汉化。因此，藏族是甘肃一定历史时期和相当区域内的主体民族。正因如此，藏文化对甘肃社会历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具体可分为4个层次：一是今天的藏族地区，二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裕固族、蒙古族和土族地区，三是原来土司所管辖范围内改土归流后已汉化的藏族地区，四是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在整个甘肃地区的影响。藏文化在前3个层次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第4个层次的影响而言，元明清的数百年间，由于朝廷的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全国的地位甚高，处于中原与藏区联系纽带的甘肃，藏传佛教也盛极一时。洮河下游及河西等地区，藏传佛教的势力与影响远远大于汉族正统的儒家文化。元代武威幻化寺、临洮宝积寺，明代岷州大崇教寺、卓尼禅定寺，清代夏河拉卜楞寺，僧人均数以千计，而同时期这一地区的各州、县儒学、书院加上社学，在校学生均只有数百人。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甘南夏河拉卜楞寺，创建300年来，成为一座在整个藏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寺院，设有六大学院，即闻思学院、上续部学院、下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医学院和喜金刚学院。修习内容包罗了藏族文化的全部学科，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藏族哲学、文学、教育、法律、天文、医学、美术、建筑、宗教、音乐、语言等庞大的文化系统。拉卜楞寺的属寺遍布于安多、内蒙、新疆、四川等地。到公元18世纪末，其政教势力已渗透到甘、青、川和内蒙古地区的广大农牧区，成为整个安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①（注：洲塔：《论拉卜楞寺的创建及其六大学院的形成》［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拉卜楞寺在1982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甘肃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被专列为“拉卜楞文化”。

　　藏文化对甘肃社会历史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是全方位的。首先是佛教思想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方面的影响。从敦煌出土文献看，吐蕃于786年占领敦煌以后，对佛教护持有加，使得佛教迅速在当地普及。由于吐蕃赞普信奉佛教，敦煌一带的吐蕃官吏也大多崇奉佛教，不但在官府中设置僧官以便对佛教界进行管理，而且实施各种兴佛举措，开窟造像、建寺度僧、抄写佛经之风蔚然成风，很快将敦煌佛教推向了高峰。所以，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文献数量比较多，既有各种佛教经典，又有大量记载敦煌吐蕃高僧大德之思想与活动的文献，还有众多记录佛教信徒设坛做法、唱经诵佛、发愿祈福等佛事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释门杂文②（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些都是前弘期吐蕃佛教发展的真实反映。唐朝中期，汉地禅宗一度对吐蕃佛教形成较大影响，成为吐蕃民众佛教信仰的主流。禅宗后来虽然在拉萨僧诤中败给了印度高僧，势力大衰，但对西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注：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A］，《唐史论丛》［C］（第1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28—247页。）汉地佛教在宋以后与儒学相杂糅，虽进一步深入民间，但汉传佛教逐渐衰微，而藏传佛教却在元明清历代朝廷的推崇下空前兴盛，因此，佛教思想在从朝廷到民间的影响，主要是藏传佛教，甘肃地域内更是如此。佛家慈悲为怀、与人为善、因果报应、爱惜生灵、崇敬自然及“四谛”、“八正道”等思想与理念，深入渗透到社会备阶层群众的意识中，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直接影响甚至支配着社会意识和人们的行为。佛家持戒修行、节欲制怒等自我修养也同样为各民族、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完善自我的行为榜样，上至达官巨商，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在其影响下生活，并由此进行自我人格的完善。

　　其次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藏文形成于7世纪，一直沿用至今，文献丰富，汗牛充栋，是我国和世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敦煌出土的大量吐蕃文献，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唐人所记吐蕃史，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加上政治、军事常处于敌对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记载多有不确，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时有所见。④（注：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再版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作为同时代的藏文历史文献，记载准确，不像后世藏文文献那样因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掺入了诸多传说成分，故而能够在许多方面填补吐蕃史的空白，又可为汉文史书的记载提供印证，纪年清晰明确，成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⑤（注：［法］麦克唐纳著，耿舁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藏语言对甘肃社会历史影响很深。甘肃境内至今大量存在的藏文地名，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更是藏文化在甘肃社会历史中留下的宝贵印迹，这些地名在今洮河、白龙江和大夏河流域、河西的广大地区尤其普遍，如炳灵（万佛）、八松（三顶帐房）、官鹅（沟口）等等。在这一区域内，藏语对汉语方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些方言直接引用了藏语词汇。藏族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在甘肃社会生活中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世界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发源地之一即在甘南的玛曲县境内。藏语称“拉夏”的格言，是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拉卜楞寺贡唐仓三世所著的《水树格言》《世故老人之劝世箴言》等闻名中外，脍炙人口。在甘肃、西北乃至全国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至今在西北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花儿”，即由藏族民歌“拉伊”发展演变而来。作为藏族绘画艺术主要流派之一“热贡”艺术主要流行区的甘肃藏区的雕塑绘画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藏族歌舞艺术更是甘肃歌舞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藏族歌舞，今天甘肃歌舞艺术舞台是很难完善的。藏族音乐以其深沉而优美动人的旋律深入人心，无论是其宫廷音乐、民间音乐还是佛殿音乐，都受到各民族群众的喜爱，“藏歌热”经久不衰。藏族舞蹈种类繁多，如锅庄舞、弦子舞、踢踏舞、热巴舞及宗教舞蹈“羌姆”等，对各地群众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藏族说唱艺术也是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深受群众欢迎。藏戏特别是安多地区藏戏“南木特”，综合西藏藏戏、羌姆（拉卜楞宗教法舞）、京剧、民间歌舞等艺术形式，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誉，每逢演出，观众数万，影响甚大。同时，甘肃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众多寺院，珍藏了大量的卷帙浩繁的各类典籍，除宗教、哲学外，还包括文化艺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及医药等各个方面，仅拉卜楞寺即珍藏有10余万部。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再次是藏医药的影响。和中医药一样，藏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通过自我医疗经验的积累并且博采中医、印度医学、尼泊尔和阿拉伯医学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熔藏族古代哲学、天文历算学、生物学、化学于一炉，并同藏传佛教紧密结合，是祖国传统医药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对生理、病理的认识，高度概括为“龙”、“赤巴”、“培根”这三种机能在人体上保持平衡，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有疾病就意味着这三种机能失调。在具体运用中，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护理，则以寒、热、虚、实、表、里作为辩证施治的准则。在总的治疗中，含有汗、吐、下、和、消、清、温、补的8法作用。按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将病理分为病因、依所、类型，具体分为男子病、妇女病、幼儿病、老人病与普通共有病5类。前4类是男、女、老、幼的特殊病，如男子病有13种，妇女病有32种，幼儿病有8种等。普遍共有病又以三邪、首要、病位、病种4个方面分类，每一类为101种，共计404种。其中由“龙”（在生理上表现为动气的功能）盛引起的101种，有“赤巴”（在人体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产生体温、帮助消化、保持气色，并使人生智、壮胆、明目）盛引起的101种，由“培根”（在人体的功用主要是供营养、长脂肪、润皮肤、调节体质胖瘦，使人耐心、温和、味觉灵敏）盛引起的101种，其余101种为外因“邪恶”环境所致。这处独特的藏医理论是藏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在藏药中，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医药都难以比拟的。藏医不仅为藏文化系统内多民族的医疗保健发挥决定性作用，也为汉族和其他民族所接受。早在元明清时期，上至朝廷皇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大量利用藏医藏药的事例。明代李时珍所编的《本草纲目》中，就载入藏药多种。在甘肃各地，民间医药实际上是汉族中医与藏医的融合。“目前，200多种藏药已经被列入国家药典，336种藏药被载入国家卫生部颁部标准。36种藏药已被300多家中西医著名医院采用。40多种藏药制剂已有了批准文号，14个藏药品种被列入国家传统医药保护品种”。①（注：陶柯：《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M］，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院、夏河县藏医院、拉卜楞寺寺院门诊部每年就诊人数达10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是汉族和回族，也有不少外国游人。

　　第四是风尚习俗方面的影响。佛教思想影响与高原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藏文化系统各民族，其吃苦耐劳，纯朴敦厚，好骑射，尚勇武，珍爱生灵，崇尚自然，尊老爱幼，乐于施舍等优良传统和生活习俗，不仅是藏族社会意识与风俗民情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态之一，而且影响和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之中。由藏族浪山活动、采花节等发展演变而来的“花儿会”，至今仍是甘肃大部分地方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民间节会；庆贺佛诞日的农历“四月八”庙会是甘肃各地最普通的庙会节日。其中浪山活动已成为甘肃各风景名胜地旅游节会的基本形式，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和省内外游人参与其中。

　　总之，从历史到现实，甘肃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藏文化的烙印。作为藏文化的传播中心，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正是藏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中地位和影响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共有佛教寺庙4396座，其中汉传佛教寺庙仅有200多座。①（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宗教志》［Z］，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第112页。）由此可见，藏文化在甘肃的影响之大。

　　三、伊斯兰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在甘肃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虽然传入的历史不及汉文化与藏文化悠久，但在甘肃境内形成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明史》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②（注：《明史》［M］，卷332，《撒马儿罕传》。）说明白元代开始，甘肃地区的穆斯林就已经很多了。及至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已无处无之，至清中叶，已有甘肃回多于汉的记载，故而出现“回七汉三”之说。③（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民族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随着穆斯林人数的急剧增长，逐渐形成甘肃和整个西北社会中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激烈碰撞中日益实现本土化并发展壮大，从而最终形成了与汉文化、藏文化共同构成甘肃地域文化的格局。以元代东迁的中亚穆斯林人口为核心，甘肃境内的汉族、藏族、蒙古族等当地民族中一部分人在明、清以来的数百年中，也逐渐在各种历史机缘中融入回族等当地穆斯林民族中，如清乾隆时在虎夫耶学派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传教中，原属甘肃的今青海境内卡日岗地区部分村庄的藏族群众接受了伊斯兰教义，集体加入伊斯兰教成为花寺门宦的教民，后来便成为回族。武都陈氏家族原为当地的汉族大户，清末贡生陈洪畴祖父为清营书吏，因为读《古兰经》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其子孙亦成为回族。今临夏大部分地区原是韩、何、王等土司所辖藏族地区，明清至民国以来，藏族越来越少，基本上成为集中的回族聚居区，数量众多的原藏族村落仅保留了藏族地名，而居民已全部成为回族或其他穆斯林民族。回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又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甘肃回族人口分布广泛，除64．57％的人口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外，其余35．43％的人口遍布全省各地。说明除现设自治州、自治县和回族乡等行政机构的地方集中居住外，在全省其他地区特别是城市和重要集镇，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回族居住人口。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省86个县（市、区）均有回族居民，④（注：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 中国民族人口资料》［Z］，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84—686页。）其中回族人口不足百人的有6县，百人以上千人以下的29县，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32县，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12个县区，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2个市县，10万人以上的5个市县。正是回族为主体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的这种分布状况，使伊斯兰文化在甘肃的影响从地域范围来说，是非常广泛和普遍的，远不止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口本身的范围。

　　由于在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汉、藏、蒙等多个民族成分，同时通用汉语和汉文，加之包括聚居区在内的各地回族均无纯粹的穆斯林居住区而与汉族杂居，回族深受汉文化影响。甘肃境域内的伊斯兰文化，就其特点来说，一是影响范围广泛，遍及全省各地城乡；二是具有许多重要的地域特点，“甘肃是伊斯兰教各种派别的重要产生地之一，但究本溯源，同世界伊斯兰教的派别一样，分别属于逊尼和什叶两大派。这些派别的教义教理在中国表现为大同小异。格底目、伊赫瓦尼、赛莱非耶、西道堂与虎夫耶、哲赫忍耶、嘎的林耶、库布林耶四大苏非学派及其四十多个支系门宦都属逊尼派”。⑤（注：马通：《甘肃回族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5页。）三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回族为主的伊斯兰文化范围内的各民族多次掀起反抗朝廷压迫统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以及清末至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临夏籍回族军阀马安良、马步芳、马鸿逵家族势力对甘、青、宁的统治，使具有甘肃地域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在较长时期对甘肃乃至西北和全国，都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一种文化体系，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作为伊斯兰教各种派别的主要产生地之一和穆斯林人口过百万的甘肃，伊斯兰文化在全省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伊斯兰教教义、教规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伊斯兰教义学认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即忠主、顺君、孝亲。又认为伊斯兰教的“五功”同儒家的五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说五功指念、礼、斋、课、朝，是尽天道，而仁、义、礼、智、信则被称为“五德”，是尽人道，这些是人类人格完成必须修持的两个方面。①（注：《文史知识》编辑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编：《中国伊斯兰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页。）伊斯兰教所主张的守贫、苦行、戒欲和忏悔，对人们的思想修养和人格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清末临潭县回族秀才马启西所创建的西道堂教派，既是一个伊斯兰教派，也是一个在中国实践穆罕默德“乌玛”制度集体经济的宗教社团。这个团体把教民团结在“乌玛”内部，形成一种以宗教维系的经济群体，把追求精神归宿的心灵向往和世俗生活的事务活动结合起来。教民过着集体生活，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平等消费，财产公有。在宗教活动方面，严格履行“天命五功”、“人道五典”，实践“三乘之道”，坚持“六信”，重品德，讲信义，修己爱人，至于爱物，以达到人人向善的目的。在礼仪方面对门宦教派的特点兼收并蓄，教主集权终身，但不世袭。主张移风易俗，倡导男子不留长辨，反对女子裹足。在教育方面主张重视办学，男女儿童入学念书，不强制儿童念经。经营管理方面农林牧商学并举，尤其重视商贸经营。西道堂的集体生活方式维持了68年，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才结束。西道堂的主张，“颇得汉、回、藏等民族群众之心，因之入堂者日众。创教百年，教徒达数万人，遍及甘、宁、青、新、川等地”。②（注：甘南州志编委会：《甘南州志》［Z］，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722页。）西道堂是中国历史上践行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创举，对甘肃的社会思想史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穆斯林对甘肃商贸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以回族为主的中国穆斯林，由于历史的渊源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历来就是善于经商的民族。由于回族集中的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等地是汉、藏交界地区，自宋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青藏草原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市场，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商贸特别是对藏区的民族商品贸易，成为回族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经营活动。回族商人的商贸活动所到之处，就是伊斯兰文化传播所及的地方。同时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形成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拼搏创新、追求幸福的经商精神。据《临潭县志》记载，“在1945年前后，临潭回族商人商贸网点即遍布20多个省市，仅西道堂就拥有商号15座，商队11支，遍布在甘、青、川、京、沪等地，资金总额达200万银元。”《临夏州志》记载，“1950年全区（临夏专区）私营商业共2519户，其中回商2057户，1953年发展到4295户，从业7667人”。“到1978年底，全州个体工商户为2081户，从业2346人。到1985年底，发展到8837户，11905人”。1992年7月8日《甘肃日报》刊载《临夏5000余人赴拉萨经商务工》的消息说，经营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烟酒副食、民族用品等商店和固定摊点，有1000余家，约3000人；跑运输、贩运皮毛的约有2000人。在拉萨最大的藏青和冲赛康商场，百余名临夏人租柜台经营。在八廓街，资金在百万元以上的商业大户就有10多家，50万元以上的大户约有上百家。临夏人开的商店约占拉萨市商业网点的一半。《临潭县志稿》（1991—2006）载：“据2006年统计，洮商（以回族为核心的临潭商人）在西藏各地经营户170户，从业人员450人，以八廓街为中心，遍及那曲、日喀则、林芝、昌都等10个市县区。涉及粮油、旅游品、餐饮品业、藏饰品、日用百货、农业机械、建材等行业。资金累计达1．2亿元。”

　　再次，伊斯兰风格艺术在甘肃影响既深且巨。一是以清真寺、拱北（道堂）为核心的阿拉伯风格与中式建筑相结合的建筑艺术。截止1995年，全省修复、开放清真寺3744处，拱北186处。③（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宗教志》［Z］，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上述近4000座清真寺和拱北规模宏大，气势壮观，中阿结合，集建筑、雕刻、绘画于一体，散布全省各地，犹如璀璨的明珠，形成了陇原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拱北是阿拉伯文Gubba的音译，原意为“尖顶圆屋建筑”，后来指中国伊斯兰教传教先贤、苏非派始传人、依禅首领，以及门宦的道祖、老人家、教务主持人等的陵墓。玉门市清泉乡的新民堡（惠回堡）有著名的吾艾斯墓，被称为吾艾斯拱北，由于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每年都有东来西往的穆斯林和游人驻足，来敬拜、瞻仰这位伊斯兰教先贤。近年更有越来越多的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的穆斯林来到吾艾斯拱北进行宗教活动，其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甘、新、青等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场所。①（注：李宗俊、董知珍：《玉门吾艾斯拱北的历史解读》［J］，《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0页。）二是穆斯林制造工艺。临夏砖雕、保安腰刀、东乡毛织、张家川制皮等穆斯林制造工艺，不仅有着久远历史，而且负有盛名。三是阿、汉文书法与绘画艺术。阿文书法艺术多用于清真寺礼拜殿的装饰和碑文铭记，是书法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阿文书法艺术主要是款式形状多呈圆形画意的经字画，用方、圆、菱、三角、云纹、波纹、多边形及花草、树木、水果、建筑、风景等形状组成的几何艺术字，花样多变，美丽新颖，既是书法艺术，也是装饰艺术。自清代以来，甘肃穆斯林中先后产生了一大批以进士、举人为代表的汉文化学者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兼通的宗教学者，其中有不少是在全国有盛誉的阿文书法家。哲赫忍耶第七代教主马元章擅长阿文书法，作品被视为艺术珍品。民国时期武都籍阿訇王世思的阿文榜书，将字、画融为一体，造型别致，是中国穆斯林传统的阿文书法艺术代表之一。

　　第四，清真餐饮文化遍布甘肃。甘肃穆斯林清真餐饮业，在全省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清真餐饮的范围远远超越穆斯林的生活领域，全省各地清真饭馆无处不在，而且从中低档餐厅到豪华型的高档酒店，清真餐饮总是享有盛誉。甘肃穆斯林的清真饭馆不仅在省内各地餐饮业中几乎占到主导地位，而且扩展到了西部各省区的大部分城镇，其中兰州牛肉面、东乡手抓羊肉、河州羊肉面片，更是久负盛名。正是遍布各地的千万个大小清真饭店的牛肉面等清真食品，把伊斯兰饮食文化每日每时传播到社会的各族各界，使全社会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濡染。

　　最后，穆斯林生活习俗在甘肃多有影响。穆斯林珍惜现实生活，制欲俭行，惩赎己过，体恤贫弱，节俭及薄葬等生活理念和生活习俗，对甘肃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特别是穆斯林的清洁卫生习惯，其中大净、小净及淋浴式冲洗法，治病鼓励求医问药，反对讲求迷信，疫病隔离，禁止污染河水等等越来越多地为穆斯林以外的各族群众所接受。

　　四、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是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藏文化、伊斯兰文化是甘肃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三个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体系，与汉文化体系共同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陇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一之，我十之”为核心，包含艰苦奋斗、崇尚实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奋发有为，以及诚实守信、重义尚武、不畏强暴、勤俭淳朴、宽厚和善等等在内的甘肃精神，是甘肃地域文化精神特质的具体表现。这些精神特质是甘肃地域文化中汉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共同孕育形成的，在三种文化体系中都渗透了这一精神特质。甘肃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必然由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共同发展来推动。因此，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是甘肃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与基本课题，没有对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就不可能对甘肃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旧的史书所记述的甘肃历史，基本上只限于汉族历史和汉文化的一部分，忽略和疏漏了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实质上没有反映出甘肃历史和陇文化的真实状况。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地方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甘肃古代史》《甘肃近现代史》为代表的甘肃通史和区域史专门史著述与通俗读物不断涌现，而以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为主的研究成果更是成绩斐然。《甘肃藏族史》《华锐藏族史》《神奇的藏族文化》及《安多政教史》《拉卜楞寺志》的汉译本，《甘肃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甘肃回族人物》等相继出版，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面展开的省、市、县三级新编志书的先后出版发行，使包括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内的甘肃地域文化的整理、发掘和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但是从整体上说，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起阶段，特别是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研究探讨还远未到位，历史遗留的对甘肃地域文化基本局限于汉文化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到目前为止，出版的几部全面介绍研究甘肃地域文化的专著如《陇文化概论》《甘肃历史文化》等都立足于汉文化，利用汉文化资料论述陇文化，内容限于岩画文化、龙文化、彩陶文化、青铜文化、石窟文化、佛教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伏羲文化、李氏文化等方面，对独具特色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内容反而涉及不多。

　　客观地说，从甘肃地域文化的整体角度来看，目前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的层次有待提高。除了学术界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较为深入外，大部分著作和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还基本停留在比较零散的情况介绍、资料整理、过程简述上，深层次、高水平、全面、系统、完整地对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体系进行整体研究及对某些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还很不够。

　　二、对甘肃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精神特质未能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和揭示。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仅仅局限于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各种存在形式及内容的阐述，没有对各种文化形式所蕴含凝聚的精神特质进行深刻揭示和阐发，可以说是就文化现象谈文化现象。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归根到底在于传承和弘扬甘肃地域文化的优秀精神特质即甘肃精神，激励和鼓舞甘肃各族人民奋发图强，推进甘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才刚刚破题。

　　三、对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三个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并共成一体的内在关系的揭示阐发尚未展开。甘肃地域文化是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三位一体的地域文化，三种文化既是各自迥然有别的独立文化体系，又是在同一地域大环境中相互渗透影响，共为一体的文化形态。汉文化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有多方面的影响和渗透，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对汉文化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和渗透；同样，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渗透影响。因此，三种文化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许多内容如“花儿”等在存在形式上便是共有的。由于汉文化的儒家思维、藏文化的佛教思想和伊斯兰文化的伊斯兰宗教理念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点，所以三种文化所蕴含的主要精神特质是一致的、共有的，如艰苦奋斗、重义尚武、宽厚和善、诚实守信等等优秀品德。

　　四、对甘肃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地域特色重视不够。藏文化、伊斯兰文化都不是甘肃地域内的特有文化，而是远远超越甘肃区域范围的文化体系，但甘肃境内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又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特色既是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传承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甘肃地域文化总体构成中的闪光之处。但目前的研究，多限于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共性的和普遍性的内容，对具有甘肃地方特色的内容重视不够，发掘不深，这也是甘肃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化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毫无疑问，只有把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作为甘肃地域文化三大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系统、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发掘研究，准确、翔实地揭示阐发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在甘肃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才能从总体上推进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也是提升甘肃地域文化研究整体水平的根本要求。

　　［作者简介］韩博文，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启生，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甘肃 73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