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灵隐寺佛照德光论——关于南宋“五山禅僧”的一则话题 |
 
南宋灵隐寺佛照德光论——关于南宋“五山禅僧”的一则话题 浙江工商大学宗教研究所 王仲尧 内容提要 南宋五山禅僧在佛教、禅宗传播以及宋文化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做出过杰出贡献,本文主题,主要围绕出色地担当起这个历史任务的佛照德光及其历史影响,尤其是关于其五山行履、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事迹及意义,展开一些讨论。其中法嗣门风方面,以同为五山禅僧的北硐居简、无际了派为例,海内外影响方面,以日本达摩宗创宗祖师能忍遣徒赴宋“代师拜师”法缘等案例为主。 关键词 南宋佛教 五山禅僧 佛照德光 佛照德光(1121—1203)是南宋五山禅僧代表人物之一[1],在南宋佛教、宋文化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做出过杰出贡献。本文主要讨论佛照德光部分五山行履事迹及在禅文化创造、国内和国际传播方面的贡献与历史影响。 德光先后敕住南宋“五山”中之三山:临安(今浙江省杭州)灵隐寺、径山寺、明州(今浙江省宁波)育王寺,其中在灵隐寺时间最长并是一生活动高峰,故题以灵隐寺佛照德光。 一、佛照德光与五山履历 南宋定都江南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佛教中心也南移到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域,代表性形象即江南“五山”巨刹:临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及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标志则是南宋中期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五山十刹制度建立。但是实际上从南宋早期起,“五山”已俨然生翘楚气象,为南宋中期五山十刹制度正式建立打下基础,与此相关,也是从南宋初期起,“五山禅僧”因历史因素及自身人格魅力,焕发出独特文化影响力,佛照德光是其中之*O (一)五山制度与五山禅僧 嘉定年间(1208—1224)建立的禅寺五山十刹制度,是与当时行政制度相配套的佛教制度文化体系。其时五山十刹制度体系确定,如陈圭置臬,瞻星揆地,五山禅僧则共同特点有三:一皆当时名师,学养深厚,人格杰出,于佛学及诸学皆功底精湛;二非纯书斋型学者而多问世事,且长袖善舞,经营有方,于丛林管理,往往绩效突出;三富人格魅力,海阔天空,胸怀博大,不拘一格。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充满文化创造精神的时代,五山禅僧即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代表,令后人景仰之余,更思三思而时习之。 五山禅僧在中国文化史上之独特性在于不仅对中国佛教禅宗及其他宗派影响,而且对国际文化交流及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以往并未引起学界重视,或与明清以来闭关锁国政策、儒家唯我独尊心理及20世纪后半期大陆极左文化政策都有关,而南宋五山禅僧国际影响方面的文献在本土多佚,也增加了后人对当时情况了解的困难。 中国佛教史、禅宗史上并无“五山禅僧”之称,但从南宋初期始,五山禅僧几乎光芒四射,成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不仅当时名掀海内外,而且文化影响力迄今为止余响动人。 (二)佛照德光之五山行履 佛照德光,江西临江(今江西省宜春市)人,出身名师大慧宗呆(1089—1163)门下,随大慧于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得法后,因台州太守李浩(1116—1176)延请入主台州鸿福、光孝等寺,淳熙三年(1176)奉旨到临安(杭州)住持名刹灵隐,后又敕住临安径山寺、明州育王寺等。 大慧宗杲门下极盛,后世称大慧派,明代《补续高僧传》作者明河评曰: 南渡后宗师,唯妙喜老子(即大慧宗杲)得人为多。开堂说法,显然为天人师者,不下数十人,然皆不数传。寂寂矣,能使道脉长永,枝叶繁茂,不忝师门传受,唯师一人而已。古称妙喜能大圆悟(克勤)之门,愚谓:妙喜之得师,犹圆悟之得妙喜。[2] 南宋孝宗“闻径山佛日宗呆禅师之道,委内都监往问要旨,呆作偈以献。及建邸,复令内侍赍束帛等,命呆就山为众说法,大书‘妙喜庵’三字。”[3]因之称大慧“妙喜”。大慧法嗣有佛照(拙庵)德光、卍庵道颜、懒安鼎需等九十余人,其中又以德光门下枝叶最盛,故有明河之论:“能使道脉长永,枝叶繁茂”。 德光幼失怙恃,2l岁时“闻人诵《金刚经》有省”而人佛门,后赴闽求学,“是时老宿,多集闽中”,德光无不参叩,“遍历五十余员善知识”,曾向50余人拜师求学。再赴明州: 最后见大惠(大慧宗杲)于育王(寺),为举竹篦话,师拟对,痛棒随之,遂大悟。从前所得为之冰释。惠曰:“尔这回始彻也。”说偈以顶相付之。随过蒋山谒应庵,庵称赏不已,谓人曰:“光兄插翅虎,吾当避之。”干道(1167)丁女,住台(州)之鸿福(寺),徙光孝(寺),台守李侍郎浩延之也。 孝宗雅闻师名,淳熙三年(1176)被旨住灵隐。入对选德殿,问佛法大意曰:“朕心佛心,是同是别?”对曰:“直下无第二人。”曰:“如是则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耶?”对曰:“成一切性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又问:“释迦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对曰:“将谓陛下忘却。”上悦,赐号佛照禅师。 自是召见无虚岁,至留内观堂五宿而出,恩遇异常。绍熙改元(1190),孝宗御重华宫称寿皇,而径山命下。 庆元初(1195),请老许归育王。……宣赐金玉器用缯彩计缗三万余,及王臣长者所施,悉以置育王赡众之田。[4] 德光先后被敕住持“五山”巨刹中的临安灵隐寺、径山寺、明州育王寺等,门下极盛,培育出诸多中外杰出弟子。 南宋淳熙三年(1176)正月十五日,灵隐寺住持、名师佛海瞎堂慧远寂,“禅师德光应诏住灵隐,冬人对选德殿,赐号佛照。”[5]《(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载:“(淳熙三年)二月,诏台州报恩德光禅师人住灵隐,十一月,人对选德殿。上问曰:‘释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师曰:‘将谓陛下忘却。’上悦,赐号佛照禅师。”[6]是知德光是在瞎堂慧远寂后被孝宗从台州报恩寺请到杭州,诏住灵隐,以补名师身后产生的巨大空缺。当年十一月,德光被请人选德殿与孝宗论佛法大意,并获赐“佛照”师号。德光求学期间遍叩名山,曾在五十余名江南“善知识”处学习,后来又出身名师大慧宗杲门下,此番出住灵隐,是因“孝宗雅闻师名”而诏请,可知此前已经成名。 孝宗喜佛好禅,瞎堂慧远在世时,常禅语机锋往来。德光继任灵隐之后,孝宗与之关系似更密切,但是具体情况与瞎堂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对于瞎堂,孝宗似更多敬重,而于德光,似个人关系更亲密无间。 《释氏资鉴》载:“佛照禅师与上神交道合,频奉诏旨,屡宿观堂”,并曰“此一时之际遇也”。[7]孝宗单目盲不能视物,时金朝使臣送来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隐含讥刺。朝臣将观音像送灵隐,德光即诵偈曰: 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 自是太平无一事,何须弄出许多般。 将孝宗帝比观音,一手而致干手,一目可比干眼,一心大干,纳须弥于芥子,扬宇宙于无穷,阐“一多相即,大小相容,广狭自在”之谛,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万物互摄,本源一气”之义,寸皆称善。德光住灵隐期间,常称旨人觐,“至留内观堂,五宿而出,恩遇异常”,与孝宗二人往往“促席而坐,或曳袂而行,欢如平生”。[8]似乎生至交,个人感情颇深。 绍熙元年(1190)孝宗退位迁重华宫,从此做太上皇(寿皇),为方便面晤谈禅,敕德光出主径山。宁宗庆元初(1195)准德光请,敕归明州育王寺养老。 育王寺本是德光学于大慧宗呆门下得法之地,这次重归育王,德光将皇帝历年所赐“金玉、器用、缯彩,计缗三万余,及王臣、长者所施”所有巨额资财,“悉以治育王赡众之田”,都给育王寺买田,“岁人谷五千石”,此事南宋诗人陆游也曾撰文为记。[9]育王寺因此每年增收谷物五千石,巨额财富,使弘法资粮丰赡。 (三)佛照德光之法嗣门风:北碉居简、无际了派为例 德光承大慧门风,桃李满天下,“得度者一百二十余人,名公贵卿,多从师游,海东国人,往往望风归散。”国内外弟子极盛。门下号称有北碉居简、浙翁如琰、灵隐之善三大法系,法裔延及五世。如浙翁如琰下有再传弟子普济,即著名禅史典籍《五灯会元》作者,三传弟子有元代云峰妙高、行端,受元世祖、元仁宗极高礼敬,颇具声名;四传弟子有明代楚石梵琦,明初朝野誉为“国初第一等宗师”;五传弟子有明代文诱、宋濂、道衍等,皆一时英杰:释文诱,明初奉诏参编《永乐大典》并有《增集续传灯录》等传世;宋濂(1310—1381),明初著名学者,任皇太子师、翰林院“首臣”等,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在明初思想文化方面卓有建树,对施政亦颇有影响,是元明兴代之际社会思想学术代表,有《宋学土文集》等存世;道衍,即姚广孝,佐明成祖成就帝业。 本节举北碉居简、无际了派二师为例,略谈此话题。 (1)北碉居简 居简(1164—246)字敬叟,潼川(今属重庆市)人,俗姓龙,曾居杭州灵隐飞来峰北碉十年,因称“北碉”。[10]师侄孙文诱撰居简传曰 (居简)字敬叟,潼川龙氏,世业儒,资质颖异,幼见佛书,必端坐默观如宿习。依邑之广福院圆澄得度,参别峰涂毒于径山,沉默自究,一日阅卍庵语有省,遽往育王见佛照,机契。 自是往来其门十五年,一时社中耆硕忘年与交。走江西,访诸祖遗迹,莹仲温尝掌大慧之记庵于罗湖,纂所闻成书,发挥祖道,与师议论,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屿庵竹篦付之,师巽(顺)焉。 久之,出世台之般若,迁报恩,英衲争附。儒硕竹岩钱公、水心叶公,莫不推重。大参真西山时,为江东部使者虚东林命之,以疾辞。乃于飞来峰北碉扫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称,因以北碉称之。 起应誓之铁佛、西余常之显庆、碧云苏之慧日、湖之道场,奉旨迁净慈。所至道化大行,垂老不倦槌拂。结夏上堂:“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吃官酒,卧官街,当处死,当处埋,本来无位次,何用强安排!”上堂:“云岩二十年在药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许苍龙蟠’赵州除二时粥饭外不杂用心,兔子何曾离得窟,铸成铁砚欲磨穿,还他万里功名骨。”上堂:“先佛照道:‘棒头拨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价。’北碉则不然:棒头拨著活衲僧,正法眼藏瓦解冰销。且道与先佛照是同是别?”尝颂楞严经六解一亡,云:“六用无功信不通,一时分付与春风,篆烟一缕闲清昼,百鸟不来花自红。”辟一室以居,名曰薤室,作赋以自见赵节斋奏师、补处灵隐师,笑曰:“吾日迫矣!”乃举天童痴绝冲。[11] 居简因参别峰涂毒,得示心要,疑情猛切,常立达旦沉思。偶过择木寮阅万庵语录:“欲识诸佛心,但向众生心行中识取。欲识常住不凋性,但向万物迁变处会取。”忽然得悟,遂别师赴杭州灵隐寺参佛照德光为师。十五年间激扬宗旨,出师后被名士仲温誉为“妙喜之后一人也。”乃以大慧宗呆曾居之洋屿庵赠,示极高期望,曰“公之后必大”。 理宗嘉熙间(1237—1240),居简历住台州报恩、广孝寺及常州显庆、苏州慧日、湖州道场寺等,晚年退居后寄住杭州灵隐飞来峰。灵隐、径山、天童等名刹相继来请,均不赴。淳佑六年(1246)丙午春日寂。著作有杂文集《北碉集》十九卷,主要记录与佛教有关的人事,包括诗文及僧人碑铭、寺院殿堂记等,对了解南宋佛教有重要价值。 居简为人,气质超然,往往诗语惊人,《四库提要》曰:“第以宋代释子而论,则九僧以下大抵有诗而无文,其集中兼有诗文者惟契嵩与惠洪最著。契嵩《镡津集》好力与儒者争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门文字禅多宣佛理兼抒文,谈其文,轻而秀。居简此集不摭拾宗门语录,而格意清拔,自无蔬笋之气,位置于二人之间,亦未遽为蜂腰矣。”居简有一首《白莲》诗: 碧玉长柯血色衣,夜深看见也相疑。 数行鹭立波心月,拍手惊他不肯飞。 语言通俗,用白话说:白莲如美人,夜色里看,水波中、月影下,疑以为白鹭,拍拍手,却不惊飞,又知非白鹭,是白莲。白莲或即自性,夜深或即无明烦恼,“看见相疑”,或即疑情,“拍手惊他”,不动即知本来面目。禅净不二,既有相,就造作,造作即无常,故有相无常。当下观相,皆是虚妄,本是无,亦非有,离言绝句,本来自在。 宁宗绍定五年(1232)日僧天佑思顺人宋,投师居简门下,淳佑五年(1245)回国,在宋前后13年。[12]是赴华日僧中逗留时间最长者之一。 日本文学界有一个“五山文化时代”概念,主要指从镰仓时期后期至“建武中兴”即后醍醐天皇执政时期的室町时期,以“五山派”禅僧为中心倡导“五山文学”的时代。 日本从奈良时代(710—794)以来一直保持着使用中国文体从事文学活动的传统,其间出现过三个汉文学创作顶峰:一是奈良时代(710—794)以贵族为创做主体的汉文学,二即上述镰仓至室町时期的“五山文学”,三是江户时代(1603—1867)儒家文人的汉文学。其中“五山文学”在日本历史上最受赞誉,被认为是汉文学最高峰。[13] “五山派”指五山禅僧为主的创作群体,有时称“诸山”或简称“五山”,也是指代这一禅僧群体。日本禅宗流派简称“流”,历史上有二十四、四十六流等说法,禅宗史家玉村竹二还提出过“五十九流说”,其中三十余个“流”属五山派,其中又以佛光、大觉、圣一、一山、大应、佛源、法灯诸流势力和影响最大。中国南宋景定(1260—1264)、咸淳(1265—1274)间,佛照德光系的北硐居简等五山禅僧,望隆文坛,对当时赴宋求法学习的日僧无象静照等人,[14]以及赴日传法的五山禅僧大休正念等人,[15]影响很大。 如此后元代赴日传法的浙江僧人一山一宁,在镰仓建长寺和圆觉寺任住持时甚至规定,能否做偈颂,是决定是否可在本寺挂单住锡的基本标准。 日本人以汉文作偈颂,需要具备相当高的汉语能力,这反映出当时日本禅僧中学汉语、练宋话、读写禅诗,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氛围中,出现不少精通宋文化、汉学修养深湛者,成为“五山文学”核心人物,如雪村友梅、虎关师炼、龙山德见、高峰显日、梦窗疏石等。其中梦窗派当时在日本几乎风靡天下,有一种说法谓日本“五山派禅僧”一半出自此派。梦窗派又称天龙寺派,日本临济宗十四派之一,开山祖师梦窗疏石,本山为京都天龙寺。而梦窗受影响最大者之一即其从未谋面的北碉居简大师。 (2)无际了派 无际了派(1149—1224)是德光门下另一位杰出传人。明代文诱《增集续传灯录》中载师叔祖“无际了派传”记其禅思言行,曰: 上堂:三五十五,月圆当户。然虽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对景凭谁话此心人翻忆寒山子。 上堂:诸人十二时中,上来下去,折旋俯仰,起居问讯,谩崇恩,一点不得;只今坐立俨然。宾主交参,面面相亲,崇恩亦谩诸人一点不得。既然彼此不相谩,为什么自作障碍?喝一喝,因风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禅,天明起来都忘却。而今打鼓众云臻,对面临时旋捏合。遂回头,唤侍者云:“记取者一着。” 上堂:释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衲僧刻舟求剑,二千余年,区区不已。崇恩今日,不动神机。捩转瞿昙鼻孔,不图打草她惊,只要大家相见。汝等诸人,各宜子细观瞻,莫教蹉过。遂合掌云:“不审,不审。” 上堂:佛法在你日用处,在你着衣吃饭处,在你语言酬酢处,在你行住坐卧处,在你屙屎送尿处。拟心思量,便不是也。咄!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16] 其时江南五山禅僧,声名大振,海外学子,新掀一波赴宋求法高潮,许多日僧,不畏渡海之险,竭诚其心,来华拜师,目标即恭上“五山”,人门祈学。如日本曹洞宗创始人永平道元(1200—1253)即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道元幼诵诗书,据说不经师训,自得慧解,被视为神童。稍长与人问答经论义,若“悬河瓶泻”,辩才无碍。13岁登日本天台宗大本营比叡山延历寺受戒,学天台宗及台密,15岁(南宋嘉定七年,日本建保二年,1214)人京都建仁寺,投明庵荣西(1141—1215)弟子明全(1184—1225)门下。[17]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道元与同学廓然、亮照、木下道正、嘉藤景正等,在明全带领下,乘商船人南宋学法,求更上层楼。 道元博通大小乘义理及显密奥旨,“平昔以气自负,诸方无婴锋者”,自视颇高,在《宝庆记》中,说自己“人千光之室,初闻临济之宗风”,却对原本留意的天台宗旨无所获。“千光”,即明庵千光荣西。道元投京都建仁寺拜师时荣西刚逝,所以投在荣西弟子明全门下。从后来道元言行看,当初登建仁寺门庭,是专为慕名师荣西而来,所以后来仍说自己出身于“千光之室”,即自认出于荣西门下。 荣西是日本赴南宋学法僧中的著名大师。当初在南宋学法时,所拜尊师是天童寺虚庵怀敞(生卒年不详)。怀敞是临济宗黄龙系下雪庵从瑾(1117—1200)法嗣,生平事迹文献缺载,[18]目前国内外有分量的怀敞研究也未见。人们对怀敞的了解,也就是因为其门下出过一个著名日本弟子明庵荣西。 与此有关,道元人宋,来到中国江南,首先直奔明州,登太白山,投天童寺。当时天童寺住持是五山名师、佛照德光弟子无际了派。道元一腔热情,与无际见面,结果却大出意外,据说因“机缘未契”,无法适应无际禅风,不得不离开天童。 道元赴宋之初,自视颇高,自命只为求法,非为求师。来南宋,是因在比叡山延历寺学习期间,对天台宗“本觉思想”心存有疑,觉得人“千光荣西之室”却无所获,乃转而赴宋求解心中之惑。他后来说,当时在宋地参学近年,却觉得不过如日本一样并无足以为己之师资者,而心中之尊,又机缘不合,只得叹道:“日本大宋两国,无如我善知识。”失意之余,乃“生大骄慢,欲返日本”。其实不胜怏怏之情可见。 道元这番感叹,内里原因,即最出乎意料地与名师无际了派“机缘不契”。实际上道元此后并未完全放弃希望,仍继续在中国江南各处奔波游学,曾人台州谒西堂惟一、宗月长老、月堂无象、传藏主,又参万年寺元靠、小翠岩卓老,再到临安,上径山礼浙翁如琰(1151—1225)等。功夫不亏有心人,最后道元还是等到了机遇,一次偶遇某老者,劝他再赴天童,寻“天下第一等宗匠”如净。[19] 时无际了派寂,寂前上书朝廷,力荐时住杭州净慈寺的长翁如净(1163—1228)出主天童。因无际了派当时大师,说话有分量,当然也因如净亦名师,建议很快得到宁宗敕准,宝庆元年(1225),诏如净赴明州出主天童。道元欣闻如此,遂不归国,乃振锡返太白,往依长翁如净门下,终获大机缘,得无上法。[20]学成回日后,成一代大宗师。 然而道元与无际何以“机缘不契”?这桩“五山”文化史上的重要公案,近千年来尚无人正视。道元本人既语焉不详,可以理解,而后人则因此更不得而知。无际有诗:“截断千崖路,风前活计新;谁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21]无际接引学人,风格新颖,讲究“风前活计新”,但手段别出,尤其是学术深湛,“截断千崖路”,可能难度较大。《枯崖漫录》载无际学风并评论曰: (无际了派)嗣佛照,生于建安张氏。庆元四年开法常之保安。上堂云:“说即无功有过,不说又是罪过,自今各省己过,无以责人之过;拄杖不应放过,也要从头按过。”卓拄杖,云:“内卦已成,再求外象。”又卓三下,占得风山小蓄,变成泽风大过。卓一下,下座。 初预密庵法席,有剪纸塔戏俾颂,颂云:“当阳拈起剪刀裁,七级浮图应手回;堪笑耽源多口老,湘南潭北露尸骸。”一众服膺。 赞船子云:“三寸离钩槭一挠,百千毛窍冷飕飕;虽然两手亲分付,要在渠侬自点头。” 赞灵照女云:“老爷丧尽生涯后,累汝沿街卖笊篱;不是家贫儿子苦,此心能有凡人知。”丛林称之。 嘉定间在天童示疾。辞众上堂云:“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净躲躲,赤洒洒,没可把。”喝一喝,云:“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下座,入丈室端坐,泊然而化。 寿七十六,臈五十二。佛果下,大慧接人,多如马祖,今独东庵下为盛。[22] 可知无际门下极盛,道元却偏无机缘。又可知无际禅风,上堂说法,有时用卦,如上文提到庆元四年(真198)有一次上堂说法占卦过程,以下略析。 “卓拄杖,云:‘内卦已成,再求外象”’: 那次占卦,非用蓍筮古法,而是用火珠林法,俗称钱筮法;这种方法较简单易行,便于初学掌握。占卦基本程序,是据“卦气下生,元气上升”之理,由初爻而二三四五上爻,依次从初爻占出上爻;先求内卦,再求外卦;内卦(下卦)代表己方、本体、当前、内心等;外卦(上卦)代表对方、客体、未来、外境等; “又卓三下”: “卓”及上段“卓拄杖”或曰“卓杖”,是宋元语录常见语,如《正法眼藏》:“宝峰准和尚示众云:‘大道纵横,触事现成,云开日出,水绿山青。’蓦拈拄杖,卓一下,云:‘云门大师来也。”’[23]又:“泐潭准和尚示众云:‘同异成坏总别,三四五六七入,欲要随流入流,无过先解此法。’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若也分别,落在众生境界;且道不分别不思量是个甚么?’掷下拄杖,云:‘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24]又如《禅林象器鉴》引《北碉简禅师道场录·出队归上堂》:…半月出去,鼻孔不见眼睛;一日归来,眼睛不见鼻孔。失却惺惺,换得骨董。虽然只是泼骨董,贪者不与,廉者不取。’卓拄杖,云:‘打归常住。”[25]是知“卓拄杖”即以拄杖击桌,“卓”即桌,作动词,说法过程中以示听众警醒。 此处“卓”字,指桌上掷钱筮卦,“又卓三下”即又掷钱三次,因已得下卦,再占四、五、上三爻,求出上卦即本卦之“外象”(外卦或上卦); “占得风山小蓄,变成泽风大过”: “风山小蓄”恐有误,应为“风天小畜”,“·蓄”应为“畜”,即日“小畜”,当指《小畜》卦,卦象:,上卦巽为风,下卦干为天,即“风天”。如是“风山”,则为《渐》卦,卦象:,上卦巽为风,下卦艮为山。“泽风大过”即《大过》卦,卦象: ,上卦兑为泽,下卦巽为风。本卦《小蓄》之初、四、上三爻变,演出之卦《大过》。 《易·小畜》曰:“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易·大过》曰:“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义,大矣哉!”《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据上文,本卦有初、四、上三个变爻,情况如下: 《小畜》“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变《大过》“初六:借用白茅,无咎。象曰:借用白茅,柔在下也。”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变《大过》“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小畜》“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变《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述乃是从《易》之文本而言,如用“纳甲”、“六壬”之类断法,则更当别论;至于象外之境、言外之意,如渔签蹄兔,惟学者自悟。道元是中世日本禅界不世出的人杰,在中国文化儒学等功底方面也属难得佼佼者,然而类似上述接引方法,对于一位初来乍到的外国学子,毕竟太难。此或“机缘不契”原由之一。 南宋佛教界和社会上,无际了派学问,受普遍肯定并极高推崇,如上文曰:“佛果下,大慧接人,多如马祖,今独东庵下为盛。”意思即圆悟克勤(佛果)嗣下以大慧宗呆门风最盛,法脉兴隆程度,可比马祖道一;而大慧嗣后又数佛照德光——无际了派之法脉最盛。可想而知,无际接引学者之法,自有过人之处。 南宋临济禅法中,用《易》说禅,是一大特色,后人因从各自立场,见仁见智,则评价不一。[26]道元归国后自述:“大宋国一二百余年……接引学人者,攀临济之四料简、四照用,云门之三句、洞山之三路五位等,以为学道标准。先师天童和尚常笑此曰:‘学佛岂如此也?…是谓如净对南宋曾风靡一时的临济宗风持批评态度,并因此开发出新一代曹洞宗风。或指恩师“天童和尚”如净在教学实践中根据佛教人间化方向摒弃“临济之四料简、四照用,云门之三句、洞山之三路五位等”对于大众而言较难掌握的学理路数,成为更将曹洞宗发扬光大路径之一。 二、佛照德光与文化影响:日僧能忍遣弟子“代师拜师”为例 德光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率自身人格魅力,更发奋努力精进,不但对南宋丛林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且在中国禅宗国际推广、中外文化交流及向世界传播先进的南宋文化方面,也同样在青史书写下灿烂篇章。如在东瀛,迄今仍是相关禅流门宗派永远恭奉的家门祖师。 (一)日僧能忍拜师法缘 德光门下正式嗣法并得到印可的外国弟子不少,亦多出类拔萃者。日本著名禅僧大日房能忍(生卒年不详)是其中之一,但是能忍这位弟子,得法过程极为特殊,那种经历,世界宗教史上也可能极为罕见。他未到过南宋,也从未见过授法恩师佛照德光之面,不过日本禅宗史上,对能忍派是南宋佛照大师门下正式法脉的身份,历来一致公认,并无异议。 能忍是日本禅宗史上一位很特别的人物,开山摄津三宝寺,据自己习禅修炼所悟,创禅宗门派达摩宗,渐在全日本产生影响。但是树大招风,很快遭来如潮讥评。因当时日本社会上和佛教界,皆公认南宋丛林之无上权威性,尤其五山禅师,崇高威望,无与伦比,是人们心目中之神圣权威。创立门派,是一件大事,日本佛教界认为,正式法脉,应得自大宋五山禅师,否则即旁门左道。大日房能忍的门派完全属于自创,从未得到过大宋禅师印可,所以不能算是正宗禅门,就很难在社会上和佛教界正规地立足。 日本文治五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能忍派遣弟子练中、胜辨二人作为自己的正式代表,赴中国拜谒德光,恭奉“书币”(书籍钱物),向德光报告自己修禅所悟,请求得到大师印可。 (二)能忍弟子赴南宋“代师拜师”经过 日本师蛮《本朝高僧传》等皆记载,练中、胜辨二人是在明州阿育王寺拜见德光,代师请求印可,这个记载可能有误。[27] 练中、胜辨二人人宋是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德光归老育王是庆元初年(1195),其中间隔六年。揆之常理,二人身负师门重托,代师拜师,来到南宋,应想方设法尽早见到德光。临安明州二地,相隔不远,交通便利,何况五山诸刹,声气相通,德光大名,天下皆知。更加之当时江南大地,丛林郁郁,山门洞开,周公吐哺,二人不至于延期六年才见到德光。所以,二人谒见德光,应是绍熙年间(1190—1195)住持径山之时,二人代师拜师地点,在径山寺的可能性较大。 有学者认为,日本早期文献记载能忍二使者代师拜师地点是育王寺,也可能是有意误记,或是有意误传。但误记误传,可能有特定原因。 据说印度阿育王时为佛舍利子建八万四千塔分布天下,明州阿育王寺是其中之一,也是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座,因此得到海内外看重。日本流传较广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早在奈良时期唐僧鉴真赴日前,曾陪同与遣唐使来华的日本僧荣睿、普照等瞻拜育王寺,鉴真赴日传法影响颇大,此事为日本各界熟知,育王寺也今日本各界熟知。再则南宋明州是中日海上交通主要门户,地处明州的育王寺、天童寺最早为日本各界了解并景仰,其中育王寺又更早著名,如日本治承(1177—1188)初年,平重盛曾派遣筑前国宗象家之子许斐忠太妙典,特地到明州育王寺布施黄金。[28]南宋中后期其他日僧来华,多到此寺参拜叩访,当时尚是南宋早期,径山寺名头在日本尚不如育王寺响亮。若能忍是通过其代表而在育王寺得到德光正式印可,或更显示权威性。 不过无论如何练中、胜辨最终圆满完成本门代师拜师重托,使本师获得大宋无上师尊佛照德光印可,从而使名正言顺,成为大宋禅宗正式法脉。 当然,要获得德光印可,决非易事。德光当世名师,欲人其门求法者何如过江之鲫。练中、胜辨来华,本有霸王硬上弓之意,但到宋地,结果若未能得大师印可,根本无法回国交代。而德光作为大宋禅界人望,无异于一座国际文化标的,几乎高耸入云,些微言动,影响巨大,尤其是在印可传人方面,兹事体大,断无贸然行事之理。想让能忍获得德光印可,前提至少是要让德光充分了解能忍其人及其所创宗派详情,以及日本禅宗和社会文化现状及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因文献所囿,我们已不太了解当时过程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只知德光最后给予了能忍印可,说明过程中所有细节,最终都圆满解决。 此后达摩宗地位就在日本得到确立,并由此发扬光大,成为日本禅临济宗主流之一,后来甚至还对道元的曹洞宗在京都地区传播也造成压力,结果道元也只得离开京都,到越前地区另创永平寺。[29] 从能忍遣徒,远赴重洋,代师拜师,求德光印可案例,可得知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心目中普遍树立起南宋“五山”之崇高地位,也树立起五山禅僧之无上权威。 类似这些情况,启发和鼓励南宋中后期日僧再接再厉地大量来华,几乎全部在浙江地区活 动,并主要都上“五山”拜师求法。[30] 简单结语 南宋佛教发展中有一个现象应引起注意,即在寺院合法性问题上,从北宋开始吸取前代经验,主要是在制度文化建设上做文章,不仅以敕额制度对全国寺数进行有效总量控制,又用帐籍制度鼓励新置中小寺院庵堂主动申请加入制度体系,南宋佛教制度文化更完备。与五山十刹制度配套,社会观念上也出现一种大众舆论认可的“软制度”文化,对于五山十刹体系,社会各界及佛门中人同样多持肯定态度。佛教与政府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体制、民俗民风,关系上处于相当良性的互动和谐状态,由此促进了社会和谐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在此背景下,佛教在文明传承中承担起了更好的利乐国土、普度众生的作用。 包括佛照德光在内的五山禅僧,因出色地担当起这个历史任务而在国内外皆受到极大敬重。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可能也值得重新认识。而江南本人文渊薮,地域文化,独具特色,日僧游走其间,学书唱偈颂,表禅理洞见,启心智悟道,其往来丛林名刹,得五山禅僧教导,借行脚参学,深深融人中国江南文化,对南宋丛林制度文化建设和传播,同样功不可没。 [1] 佛照德光行履事迹主要见:[南宋1释正受:《嘉泰普灯录》卷22《孝宗皇帝》,《卍新纂续藏经》卷79;[元]释熙仲:《历代释氏资鉴》卷1l《宋下》,《卍新纂续藏经》卷76;[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0《佛照光禅师传》,《卍新纂续藏经》卷77;[明]释居顶:《续传灯录》卷32《育王德光禅师》,《大正藏》卷51;[明]释文秀:《增集续传灯录》卷1《育王佛照光禅师法嗣》,《卍新纂续藏经》卷83;[明]朱时恩:《佛祖纲目》卷38,《卍新纂续藏经》卷85等,内容间有出入,但大同小异。 [2]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0《佛照光禅师传》,《卍新纂续藏经》卷77,第442页上、 [3] [南宋1释正受:《嘉泰普灯录》卷22《孝宗皇帝》,《卍新纂续藏经》卷79,第422页上。 [4]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0《佛照光禅师传》,《卍新纂续藏经》卷77,第441页下—442页上。 并参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第419页,李浩,干道二至四年(1166—1168)守台州,德光应此时来台州。 [5] [清]释纪荫:《宗统编年》卷24《曹洞第十四世祖》,《rEgf纂续藏经》卷86,第245页中。 [6] 《(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4《宋二》,《卍新纂续藏经》卷77,第38页下。 [7] [元]释熙仲《历代释氏资鉴》卷11《宋下》,《卍新纂续藏经》卷76,第242页下。 [8]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0《佛照光禅师传》,《谜新纂续藏经》卷77,第441页下。 [9] [南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9《明州育王山买田记》:“(德光)乃尽以所赐及大臣、长者、居士修供之物买田,岁人谷五千石。”《陆放翁全集》,第108—109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10] [南宋]物初大观编《北硐居简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经》卷69,第662页上。居简事迹见《南宋元明僧宝传》卷6《五灯严统》卷20、《五灯全书》卷47、《增集续传灯录》、《续指月录》卷2、《续灯正统》卷11、《续灯存稾》卷1、《锦江禅灯》卷8《宗统编年》卷25、《武林梵志》卷9等载传记,内容类同。 [11] [明]释文璘《增集续传灯录》卷“杭州净慈北硐居简禅师》,《卍新纂续藏经》卷83,第268页中。 [12] [日]师蛮《延宝传灯录》及《本朝高僧传》等,思顺是日本镰仓时期名僧,从南宋学成回国后成为京都东山胜林寺开山祖师。 [13] 参[日]丸井宪:“日本早期‘五山汉文学’渊源之探讨——以中国宋元代‘禅文化,东传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4] 无象静照(1234—1306),南宋来华日僧,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日本建长四年)人宋,谒径山寺石溪心月门下求学,又遍访明州育王寺、天童寺,临安净慈寺及天台等地,于1262年归国,创佛心寺(即“镰仓五山”之一的金宝山净智寺),著作有《兴禅记》(1卷)等。笔者有另文专论。 [15] 大休正念(1215—1289),浙江永嘉人,径山寺石溪心月法嗣,南宋咸淳五年(1269)赴日,应北条时宗之请历住禅兴、建长、寿福、圆觉等寺,正应二年(1289)寂,享年75岁,谥佛源禅师,创日本禅宗大休派,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派)之一,著有《大休和尚语录》六卷等。见[日]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8、《延宝传灯录》卷3、《本朝高僧传》卷21等。 [16] [明]释文秀《增集续传灯录》卷1《四明天童无际了派禅师》,《卍新纂续藏经》卷83,第269页上。 [17] Takashi James Kodera, DOgen’s Formatlve Year3 in China: A Historical Study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H6kyo一山,Boulder:PrajfiaPress,1980,p225,附[日]道元《宝庆记》。 [18] 怀敞生平史籍缺载。[日]无等以伦(生卒年不详)序其师龙山德见(1284—1358)辑《黄龙十世录》:“自黄龙南禅师至万年贲禅师六世,则灯录之所载也。其次天童雪庵瑾、虚庵敞,则所不记也”。龙山德见于元代来华求法(也在浙江地区),编《黄龙十世录》。[元]大用以札记载:“虚庵敞禅师,黄龙直下尊宿,方授受雪庵一缕千钧重寄,慨法道衰微,无人荷负,化行海国,得千光禅师传持其道。终归太白,韬名晦德。其后黄龙法道,源流演迤,宏肆于异方遐域。而此土独楼大参《天童五风楼汜》仅载其一二,余皆诸方所不闻。”见[日]玉村竹二:《五山文学新集》第3卷,《黄龙十世录》,第195、207页。并参黄启江:“参访名师:宋求法日僧与江浙佛教丛林”,载于台湾《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10期,2005年。 [19] 皆见[日]墒保己一:《续群书类从》卷225《初祖道元禅师和尚行录》,第278页下—282页上;《永平寺三祖行业记》,第282页上—286页下。 [20] 《宝庆记》载,道元“随[明1全法师而人炎宋,航海万里,任幻身于波涛,遂达大宋,得投和尚之法席,盖是宿福之庆幸也。”“和尚”指如净,“得投和尚之法席”即再赴天童。 [21] [南宋]释法应集、[元]释普会续集:《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2,《卍新纂续藏经》卷65,No.1295,第487页上。 [22] [南宋]释圆悟:《枯崖漫录》卷1《庆元府天童无际派禅师》,《卍新纂续藏经》卷87,第29页上。 [23] [南宋]释宗呆:《正法眼藏》卷1之下,《卍新纂续藏经》卷67,第570页中。 [24] [南宋]释宗呆:《正法眼藏》卷3之上,《卍新纂续藏经》卷67,第617页下。 [25] [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一》卷11《垂说类·出队上堂》,《佛光大藏经·禅藏·杂集部》,第802页,佛光出版社1994年版。 [26] 参拙著《易学与佛教》第八章《易家参禅与禅家“参易”·临济宗“四照”用易》,第276—322页,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笔者拙书中对此问题曾做过一些肤浅讨论,此处限于篇幅恕不赘。 [27] [日]师蛮:《本朝高僧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2册)记载为育王寺,以后文献多袭其误,如[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07、336—33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对妙典来华及到育王寺献黄金有考证,妙典是一位热衷于中日贸易往来的上层贵族,曾到过南宋七次,第294—295页。 [29] 参[美]Bernard Faure,TheDaruma—Shu,Dogen,and Soto Zen,inMonumenta Nipponica,42(1987),p25—55。 [30] 参[日]石井修道:”中国的五山十刹制度的基础的研究”(四),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1985年第16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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