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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石窟:隐秘的佛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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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成都“人文地理”即将推出“四川佛教石窟”系列专题,迄今为人所知的石窟,几乎全集中在北方,比如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等等。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落,接过中国石窟火种的,则是四川,本系列将从广元千佛崖、巴中南龛、夹江千佛崖、泸县玉蟾山等石窟,梳理佛教从异域到中原,再从中原到四川的路线,为读者展现中国下半部石窟史。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弱,中国石窟艺术的去向,一度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2009年盛夏,我发现中国石窟艺术从中原南渡到了安岳,并在这里走向了大足。

石窟造像,从中原走入四川

我来到卧佛沟时,这里没有佛国的安宁,却如同城市的工地一般热闹。村民撬开爬满青苔的青石板,工匠用铁凿与铁锤凿去新石板的棱角,两个光着膀子的汉子抬起百十斤重的石夯。卧佛沟众神的涅槃之梦,在这个闷热的夏日清晨,为一声声清脆的凿石声惊醒。

卧佛沟全长865米,宽约百米,两头窄,中间宽,形如船只,南北两边红色细砂岩壁上,开凿着84窟摩崖造像与15窟佛经,佛像总计有1600余尊之多。卧佛全称“释迦牟尼涅槃图”,涅槃是梵语,意味着脱离生死轮回、成佛的最高境界。卧佛侧卧于山腰上,双目微闭,嘴角微微上翘,给人一种安详、恬静之感。清晨,阳光洒满山沟,其中一抹斜斜地射在卧佛脸庞上,曲眉丰颐,慈祥端庄,俯视着山沟中忙碌的众生。

佛经有云,释迦牟尼涅槃时,“北首右胁卧,双手累双足”。中国释迦牟尼涅槃像,大多遵循佛经记载,奇怪的是,安岳卧佛却是左侧而卧,文物工作者经过测算后认为,如果引经据典,卧佛沟岩壁并不适合开凿庞大的卧佛,工匠因地制宜,这才有了这尊特立独行的卧佛。

卧佛头下,刻有“贞元”二字,贞元是唐德宗李适年号,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晚年。而早在安史之乱中,叛军攻占长安,唐玄宗入蜀避难,大唐帝国陷入一场亘古少见的动乱之中,北方、中原诸如龙门等大型石窟相继衰弱,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原石窟接力棒的,则是四川。盛唐过后,四川石窟如雨后春笋,出现了广元千佛岩、皇泽寺,巴中南窟、北窟,邛崃石笋山诸多精品。安史之乱中,中原大批官吏、商贾、工匠、诗人、僧侣、画师迁居入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经广元、巴中、绵阳,再顺涪江流域经遂宁传入安岳、大足。

除了卧佛院,安岳圆觉洞、千佛寨、上大佛寺、云峰寺部分石窟也出自唐人手笔。学者汪毅在《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一书中提出了安岳石刻兴起的四个条件:其一,安岳地形以浅丘、中丘为主,逶迤的山峦与天然的岩壁,无疑是开凿石窟的绝佳场所;其二,安岳扼守巴蜀咽喉,唐朝名将程咬金驻守于此;其三,安岳物产丰富,官绅与百姓日子过得颇为安乐,有财力进行石窟造像;其四,安岳人崇佛,县内鼎盛时有寺庙百座,很多石窟皆是寺庙集资所为。

石窟从中原入蜀,又从广元、巴中到安岳,在这里,佛最终停下了脚步。

中国最大的摩崖经窟

卧佛沟众多石窟,有4个空空荡荡,看不到一尊佛像,却终年铁门紧锁。文管员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一个唐代的世界跃入眼帘:唐人娟秀、遒劲的小楷从上而下爬满岩壁,飞天在经文中飞舞,纵然是工匠点着蜡烛,一凿一凿、一字一字雕刻出来,竟如雕版印刷一般精美、工整。当唐写本、唐刻本早已是一书难求的今天,当你置身于一个唐代经窟,满目皆是唐人娟秀飘逸的小楷时,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

中国石刻佛经始于南北朝年间,主要有摩崖、石柱、经幢、碑版四种形式,北京房山石经历隋、唐、辽、金、元、明六朝,雕有石板1万余块,无论是数量与字数都堪称全国之最。房山石经是标准的碑版佛经,经文雕刻在石板上,藏于藏经洞中;摩崖石经则不同,工匠先开凿石窟,磨平岩壁后刻写经文,相比之下工程量更为巨大,耗时也更为漫长,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并不常见。

卧佛沟现存摩崖佛经15窟,计三十余万字,安岳文物局副局长傅成金近年来几乎爬遍了卧佛沟每个山头,他发现,卧佛沟还有39个空窟,岩壁大多已经磨光,唐人刻写经文的计划,显然比今天能看到的更为恢宏。傅成金认为,卧佛沟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摩崖经窟。北京房山石经与安岳摩崖石经,一北一南,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

在卧佛沟,当地百姓经常自豪地告诉你,唐三藏与孙悟空到西天取的经,就保存在这些经窟中,唐三藏取的经怎么会跑到安岳来了呢?原来,安岳经窟中有一部《檀三藏经》,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听成了“唐三藏”,以为是《西游记》里的唐僧。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文和研究员统计,安岳石窟刻有《妙法莲华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佛经22种,《檀三藏经》是我国现存佛经中当之无愧的绝版。

1958年土改,4个经窟分给了一个叫吴亭华的当地人住家,猪圈、卧室、厨房、茅厕,恰好够用。吴亭华可能觉得岩壁上的经文不怎么美观,费尽气力铲掉一些;为了方便喂猪,他还在猪圈与卧室间开凿了一扇小门;空荡荡的经窟不能带来安全感,他又在门口的佛龛上凿了几个大洞,装了一扇木门。就这样,吴亭华终于心满意足地搬了进去,这一住就是5年,枕边是唐朝的佛像,就连炒菜,眼睛还能瞥到岩壁上的经文。4座唐朝经窟,就这样毁在了他的居家梦想中。

中国五代石窟造像的火种

每天天不亮,安岳船形村刘家碧老人便从家里出门,摸黑到后山的罗汉寺,说是寺庙,其实只是座破败的吊脚楼,吊脚楼依山而建,楼内岩壁上开凿有三龛佛像。十多年前,刘家碧用香火钱为三龛佛像上了漆,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为山上所有佛像都上一遍漆。不过,这个愿望可能会就此破灭,文物部门发现,罗汉寺石窟大多开凿于五代年间,而大规模五代石窟在中国并不常见。

在船形村,你会发现,佛与你几乎没有距离。你只要头一转,就能看到那一尊尊早已风化斑驳的佛像;有些石窟甚至在你脚下,需要俯下身子才能一看究竟。西北、中原地区的石窟往往密如蜂房,高高在上,为何安岳石窟竟会在脚下呢?其实,石窟过去也开凿在半山腰,只是两边山体不断剥落,沟底越垫越高,相对高度渐渐缩小,佛像也从山腰走到了古道旁。

刘家碧点燃一支蜡烛,领我到后山,如数家珍地指点着这些陪伴了她数十载的佛像,她拨开岩壁上的藤蔓,告诉我哪里有题刻。微弱的烛光映红古老的石壁,一行斑驳的楷书映入眼帘:“天成二年岁次丁亥二月”。天成是后唐明宗李亶年号,就在两年前,后唐兵进成都,皇帝王衍开城投降,在押往洛阳途中被杀,前蜀灭亡。

自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以来,中原战乱频繁,兵连祸结,百姓民不聊生,大规模的石窟造像早已停止,迄今中国的五代造像,大多分布在四川、江苏与浙江,而又以安岳最为丰富。除了船形村,安岳圆觉洞、庵堂寺、千佛寨部分石窟也开凿于五代年间,这些石窟共同点在于:龛不大,进深浅,极少有大型造像,佛像线条也日趋粗犷、简约。

圆觉洞地处安岳云居山上,南坡凿有20余龛五代佛像,龛颇为袖珍,面积在1.5-3平方米左右,早已失去了唐代佛龛大气磅礴的气势。此时,一种叫“社”的组织在安岳频频出现,圆觉洞33号龛旁的一方天汉元年(公元917年)题记上,就有“社首赵义和、社户陈球、高山贞、庞进琳……”的记载,胡文和认为,晚唐五代年间,安岳民间流行结社造像。石窟造像从云冈、龙门的皇家血统走向了民间。

傅成金提出,五代乱世,四川偏安一隅,相对安宁,但百姓财力已远不如唐,因此龛都不大;历来被民间视为济世菩萨的千手观音在安岳五代造像中大量出现,暗示着百姓对安宁的渴求。安岳五代造像在2000尊上下,在中国独占鳌头,佛像虽然没有唐代的精美、大气,却如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艺术流变的过程,保存了中国石窟的火种,因而意义非凡。

“唐盛宋衰”在安岳被改写

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宋代是安岳石窟的黄金时代,之前的圆觉洞、千佛寨仍在造像,又出现了茗山寺、孔雀洞、华严洞、毗卢洞、宝珠寺、圣寿寺诸多精品,石窟逐渐摆脱了五代的桎梏,佛龛气势恢宏,佛像大多大于真人,他们也早已不是云冈、龙门石窟中印度人、西域人形象,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茗山寺现存造像97尊,数量虽不多,但规模宏大,诸如高4.5米的观音、大势至菩萨,6米的文殊师利,6.3米的毗卢舍那佛,1.8米、并排而立的十二护法神像等都堪称北宋精品。千年的风吹雨打使岩石显现出来的层层肌理,在佛像身上留下了水波型的纹理线条,看起来更有一种沧桑之美,如同年轮,记录下时间的印记。

圆觉洞以北宋飞天闻名,此前中国飞天大多出现在壁画中,石刻飞天寥若晨星。飞天凌空飞舞,衣裙迎风摆动,想在冰冷的石头上雕刻出动感的飞天,其难度可想而知。圆觉洞四尊飞天缀刻于净瓶观音、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左右,颈绕飘带,手托花蕾,轻盈曼妙,静止的佛龛仿佛具有动感,大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意蕴。

将安岳宋代石窟之美发挥到极致的,则是毗卢洞紫竹观音。紫竹观音高3米,柳叶眉、丹凤眼、高鼻梁、樱桃小口,坐在荷叶上,右腿跷起,左腿悬于莲台之下,恰似一个天真的邻家少女正在莲叶与竹林间嬉戏。当时的工匠似乎以身边的四川女子为模特儿,塑造了这尊石窟艺术史上的尤物,难怪人们爱昵地称为“跷脚观音”“风流观音”;学者则称之为“东方维纳斯”。

紫竹观音由于过于逼真,还引来一段佳话。安岳是韩国普州太后许黄玉故里,东汉年间,许黄玉与族人顺长江漂流到朝鲜半岛,驾洛国金首露王娶为皇妃。每年有上千韩国人来安岳,他们参观完了许黄玉故里,都想去看看紫竹观音,在韩国人看来,紫竹观音就是一个雍容、温雅、美丽的安岳女子,他们心目中的普州太后正是如此。

我来到毗卢洞正值7月22日,农历初一上香的日子,加上电视里早就预报当天有日全食,毗卢洞一大早聚集了不少当地人。天慢慢变得阴沉,香炉里的烛火若明若暗,身着僧衣的香客口中念念有词,向着紫竹观音祈福,香客戴着墨镜,拿着磁盘芯看着渐渐被天狗吞食的太阳。这尊千年佛像与她守护的芸芸众生,共同见证了这个五百年一遇的天文奇遇。

宋代诸如养鸡女、牧童、婢女、武士等世俗形象频频出现在石窟中,在毗卢洞,就连捐资造像的僧、尼、供养人的形象都坐进了佛龛,与佛一起享受着人间香火。宋代国力虽不如唐,城市经济却大有发展,市民阶层颇为活跃,俗世的人渐渐成为小说、评书中的主体,受此影响,石窟艺术也大有世俗化的趋势。

龙门到大足的渡口

周世夏一家可能是中国最有佛缘的家庭了。2007年我和袁蓉荪来孔雀村拜访他时,他正在烧晚饭,灶台透出的火光映红了一旁的佛像,佛像的脸庞早已被灶烟熏得漆黑。

房子是土改时分给周家的,当时灶台旁就有这样一尊孔雀明王佛像,周世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别人还要求神拜佛,家里有尊佛像不是更好?1979年,妻子戴玉兰嫁进了门,再后来两个儿子也出生了,就这样三十年过去了,周家保护佛像,孔雀明王庇护周家,只是灶烟熏得佛像一年黑似一年。去年,周家老宅拆除,周世夏把新房建在孔雀明王旁边,他也如愿当上了文管员,继续着这尊南宋佛像的情缘。

双龙街乡孔雀村与大足县毗邻,开车只需十分钟,村里不少人家亲戚就在大足,三五结伙地来看稀奇,啧啧地称赞:这尊孔雀明王跟咱县北山那个长得像哦!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足北山孔雀明王,无论造像形态还是神韵都与孔雀村这尊极为相似。大足石刻的历史,一般认为始于晚唐普州刺史韦君靖,历五代至两宋,南宋大足高僧赵智凤在家乡宝顶山营造了纵横五里的石窟群,代表了大足石刻的最高成就。

事实上,大足不少造像都能在安岳找到原型,比如宝顶山大佛湾14窟柳本尊十炼图、2号窟护法神像、29窟圆觉洞,北山第125龛数珠观音,在安岳毗卢洞、华严洞、静慧岩、茗山寺都有类似造像,它们就如同父与子一般,传承着一样的手艺与风采。几天的采访中,我发现石窟在安岳的分布其实颇有规律:靠近遂宁、乐至的千佛寨、玄妙观多是盛唐作品,县城中部高升大佛、塔坡、圆觉洞年代在中晚唐到五代,而宋代茗山寺、孔雀洞、华严洞、毗卢洞无一例外集中在与大足接壤地区,可以清楚地描绘出石窟从安岳到大足的历史脉络。

云冈、龙门往往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早期时代,大足则是晚期石窟的代表,而安岳,无疑是从云冈、龙门到大足的渡口。正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长久先生在《西南石窟艺术》一书中所言:“安岳石窟在四川石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广元、巴中石窟中的盛唐之风,另一方面又开创了五代和两宋造像的新局面,使四川石窟进入到中国石窟雕塑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南宋年间,大足石刻兴起,不少安岳工匠转投大足,迄今在大足留下姓名的29位石匠,就有18人来自安岳。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四川,安岳也难逃战火,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战火过后,安岳石窟逐渐被尘封于枯藤、杂草与青苔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2002年,安岳被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石刻艺术之乡”,县城里又出现了几家石匠作坊,石匠大多来自东胜乡,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仿刻紫竹观音、卧佛,另一派则在河南学了手艺回来,安岳似乎要重新拾起古老的石刻。孔雀村到安岳的公路旁,石先佳、石健父子正在雕刻一尊3米高的药师佛,父子俩趴在佛像上,用铁凿仔细打磨着药师佛头上的螺髻。黄昏,安岳迷蒙在一场难得的细雨中,断断续续的凿石声冲破雨帘,重新飘荡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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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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