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东坡，以文章诗词著名，对医学养生亦有研究，结集有《苏学士方》，后人将此与沈括《良方》合刊为《苏沈良方》，为中医药之传世名著。苏东坡在杭州创设的救治贫困民众的“安乐坊”——中国第—家官办民助的慈善医院，则是中国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这一历史与杭州楞严院关系密切，但后者不彰于世。这次为“杭州古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项目史料钩沉，搜寻出一段殊为难得的古史来，今介绍于下。

知州任上救灾施药

东坡一生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任通判[1]，留下不少西湖诗词传为佳话。第二次到杭州为官，是在北宋元祐四年（1089）哲宗赵煦时，其祖母高太后临朝，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的头衔任杭州知州，兼辖浙西七州。有关这次知杭，《苏东坡全集·苏东坡宋史本传》是这样记载的：“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2]

东坡到达杭州时，是北宋元祐四年（1089）七月，杭州正遭大旱。此前冬季涝灾持续到次年五六月份，所以没能种上早稻，等晚稻种下，却又遇干旱，颗粒无收，粮价上涨，疾病也开始流传，灾情严峻。东坡到杭后立即投入救灾，把修葺官舍的钱也改为先买米赈济饥荒；又连续七次上书朝廷，要求宽免秋税，予以赈济等，均获朝廷支持。由于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同时向周边产粮地区购入粮食存满常平仓，所以第二年春季青黄不接时杭州没有因饥荒而饿死人。

然而饥馑尚未过去，瘟疫却又降临。元祐五年（1090）春季灾后瘟疫严重爆发。病人的主要症状都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重等，是属寒疫，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就在人们绝望时，奇迹发生了。东坡取出一张神秘的药方，请杭州宝石山下楞严院里的僧人按药方配药熬汤，然后分发给病人喝。这药很神奇，轻的病人，一大碗药喝下去，不一会就身额微汗，再过一会儿就病症全消了；而病状很危急的，连饮数剂以后，也会汗出气通，再稍进些饮食，就可基本恢复了。这药方名“圣散子”，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有收录。《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曰：“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3]

苏东坡自述，此药方他是得之于同乡巢谷。巢谷很喜欢搜集秘方，此方尤其密藏不传，在苏东坡的苦苦恳求下，同意给他，但要苏指着长江水发誓不可再传。东坡谪居黄州时，那里连续几年闹时疫，他配制此药分发，救活了无数人。他因此将“圣散子”药方传给了蕲水名医庞安时，苏希望这样的良方能传之后世，亦使巢谷之名一并不朽。

这张药方多用辛热药，若在平时或热病时并不一定是理想的处方，医学界后来也有些批评，巢谷不传此方可能也有此考虑，但当时对于寒疫正好对症。由于所用药物都较为廉价，适合广为布施，于是苏东坡以此方配了药料，请人在大釜中了煮药汤，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

安乐坊为中国首家官民合办医院

为了更有效地救治众多的病人，并不富裕的苏东坡又慷慨捐出家中五十两黄金，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作为治病基金，安排人员在杭城大街上广施舍粥和药剂；同时又于众安桥北面地方（当时还没有众安桥）[4]设立了治病坊，名为“安乐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活人无数。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5]

从记载中“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来看，治病坊是由官府主持的，有多处。南宋《咸淳临安志》载：“太平惠民局，局凡五……南局，在三省前；西局，在众安桥北。”[6]从“西局在众安桥北”来看，该“西局”应该就是原“安乐坊”场所，那么，其它几个局也可能是由治病坊沿革而来。不过史料或缺尚无法确定。

“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维持治病坊的经济来源有多种渠道，如接受捐施。苏东坡《与某宣德书》曰：“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仪。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当时邻于寒殍，尚且辞避；今忝近臣，尚有余沥，未即枯竭，岂可冒受？又恐数逆盛意，非朋友之义，辍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此盖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7]这是目前唯一看到苏东坡提及自己创办病坊的文字，颇为珍贵。“赆仪”为送行的礼金，以时间估计大致在元祐七年九月由扬州至京任礼部尚书时，苏东坡收到这笔礼金，又以此人名义转舍给了杭州病坊，以“用助买田”，可见接受各方施助，并置田获利等，是维持病坊运转开支的主要方式。

显然“安乐坊”是继承唐代“悲田养病坊”模式而来。根据张志云的研究，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于寺院内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慈善机构，源于佛教“悲田”思想和僧俗赈济贫病的善举。唐长安年间政府开始把它纳入国家救济体系，其经济来源为官府供给、利息、寺田及布施，由出家众掌理[8]。而“安乐坊”已离开寺院，单独设立，是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所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乃至成为以后宋代慈善医院“安济坊”之滥觞，是一种很大的突破与进步。

《宋史·食货志·振恤》中说：“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就是说，苏东坡去世不久后，“安乐坊”模式已在蔡京的主导下纳入国家救济体系，转成遍布全国的“安济坊”，并且一直延至南宋末。南宋《淳祐临安志》载：“行下临安府，将城内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条养济。遇有疾病，给药医治。每岁自十一月一日起，支常平钱米。”[9]医学史认为“安乐坊”不仅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医院，也是中国第—家官民合办医院——官立民助的慈善性质贫民医院[10]，而后宋代大规模实施的“安济坊”，即发轫于此。

楞严院是安乐坊的重要基地

南宋周煇《清波别志》记：“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11]安乐坊“以僧主之”，医愈千人赐紫，足见病人有记录，医疗制度也很正规。从苏东坡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这次医疗慈善活动与杭州宝石山下的楞严院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己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12] 这是东坡招募修制“圣散子”信士的告示，说明楞严院正是这次大规模施药治病的总医部，所有的志愿医僧、施药信士等，都是先到楞严院集中，登录名册，然后再统筹安排的。

楞严院是这次施药治病的中枢，此外在城中设立“安乐”等病坊。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七记：“养济院，一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一在艮山门外。”此“养济院”是居养院、安济坊的统称。“西石头之北”正是楞严院之地。《淳祐临安志》载：“秦王缆船石，在钱塘门外，昔秦始皇东游泛海，舣舟于此。陆羽《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王缆船石，俗呼西石头。’北关僧思净，刻大石佛于此。”[13]宣和六年（1124）僧思净镌石为大佛半身，这里遂成大佛寺。

从“西石头之北”这样的指称说法来看，此养济院是设立在刻大佛的1124年前。推考应该是蔡京置安济坊时，《淳祐临安志》记载是在崇宁三年(1104)，即在苏东坡离开杭州的12年后。由于其时这里还是楞严院，故可明白，此养济院是由原来的病坊沿革过来的。

楞严院在南宋《西湖图》上标为“十三间楼楞严院”，位于今大佛寺地，史载晋天福年间吴越国王钱氏所建，南宋诸志书都有记述[14]。《淳祐临安志》曰：“十三间楼，去钱塘门二里许，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此。今为相严院，在大佛头缆船石山后。”[15]南宋《武林旧事》：“东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16]楞严院何以成为这次施药治病的中枢，当与此大有修养攸关，且该寺离城较近，接收、治疗病人方便，又可防疾疫流传。

东坡任杭知州时，特别喜欢在西湖宝石山下一带的寺院留住，曾在游寿星院时诗述“前生已到”之语。他在十三间楼楞严院留下一阕优美的词《南歌子·杭州端午》：“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此词正好作于元祐五年（1090）端午，一场重灾刚刚过去，但他却受到谗言攻击，苏东坡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但大疫之后再现端午盛景，其已足矣。

东坡施药的佛教因缘及后叙

寺院里有病坊及僧人行医是佛界常事。古代僧人通晓医术很普遍，历代医道高明的医僧举不胜举，浙江佛教医学渊源亦甚早，如萧山竹林寺，南宋理宗赐寺僧为“医王”，而宋代擅医的两位宝月大师，其中一位亦是杭州人，俗姓王，名修广，“少羸多病，始学为医，既成，而有疾者多归之。无贵贱贫富，皆为之尽其术，未尝有所厚薄，尤贫者或资之药物衣食。”[17]

宝石山一带医药传统源远流长，葛岭是东晋葛洪结庐之地，医药积累之厚已千余年，乃至近代亦传承不绝。现代杭州著名中医师裘笑梅的老师，正是楞严院西侧智果寺的著名医僧清华法师，他存有医书千种，著有《清华医室藏书类目》二卷名世，是著名的医学书籍专藏家。此足见杭州宝石山一带佛寺医僧薪火相传，医药典籍积累到民国时尤仍丰厚，佛教医学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至今余脉隆盛[18]。

大乘佛教的福田思想，佛教“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的施予精神，正是苏东坡这次赖以依靠并促成此事的巨大力量之源泉。苏东坡全力以赴地统筹制药施药治病救人及筹建安乐坊等事，不但是先贤注重民生的实例，也是古代在防疫防灾实践中罕见的统筹安排的实例。有预案，有调度，有应对，有志愿者计划(人力资源征集)，有后续巩固方案，实际流程更接近现代管理系统，一千年前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苏东坡在杭作为可圈可点，较早采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河道，浚西湖，筑苏堤，整治六井等，不仅使灾民在经济上有出路，同时还安定了社会，避免了大疫的蔓延，保留了人脉。他爱护杭州的百姓，故杭人亦以真诚相报“轼二十年间再荏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19]他的作为，对于脆弱的古代城市来说，避免了一次下降趋势，保存了地区的经济元气。几十年后南方的经济优势趋势使宋室仓皇南渡后时得以缓冲，杭州在其后为保存汉文化做出了相当贡献，文明得以延续。

注释：

[1] 宋朝初年创设“通判”一职，系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的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利。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当年十一月向朝廷上了《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提出了三条赈济灾民的建议，重点是制止官方抢购粮食，不致米价“涌贵”，“小民乏食”。

[3]见《苏沈良方·卷第二·圣散子方》。

[4] 众安桥约在今庆春路与中山路交叉处。

[5]苏辙《栾城后集·卷廿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6]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中华书局。

[7]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

[8]张志云，《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9]《淳祐临安志》卷七

[10]《杭州市志》卷六：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瘟疫流行，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捐献私帑，与官家合办“安乐坊”于众安桥，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

[11]南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

[12]见《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苏沈良方》卷第二为《圣散子启》，可见原为广告启事。

[13]《淳祐临安志》卷九。

[14]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相严院，晋天福二年（937）钱氏建，有十三间楼，楼上贮三才佛一尊。”

[15]《淳祐临安志》卷六。

[16]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17]见《曾巩文章全集》卷四十四《志铭十一首》之《宝月大师塔铭》。

[18]此处所述的相关记载缘起自浙江省中医研究院俞中元医师的提示，中国西医外科的创始人之一裘法祖院士是裘笑梅医师的胞弟，裘笑梅医师（1912——2001）在中医妇科领域影响极大，生前是国内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今日早报》2006年5月10日的王金生医师《我的妈妈裘笑梅》中也有涉及。

[19]《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

作者：棕彝 陈珲